1953年初冬，北京医院的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味，一位军医快步追上担架车，小声嘱咐：“肠梗阻，马上手术，迟不得。”担架上躺着的青年叫韩福裕，一身军装还带着警卫臂章。谁都没想到，这位在总理身边没出过半点差错的警卫员，会被腹痛撂倒在手术台上。
韩福裕的病来得突然，其实伏笔早埋在日复一日的颠倒作息里。为保证周恩来随时有人守护，三个卫士24小时轮换，无论深夜还是凌晨，只要总理起身，他们就得跟着。在别人眼里，警卫职位体面光荣；轮到自己，才知高压之下的透支。手术做完后，医生反复叮嘱必须静养，可警卫岗位根本容不下病号。恢复没几周，韩福裕便请求调离：与其拖累工作，不如到普通岗位顶班。
周恩来得知情况并没有立刻表态，他先询问军委卫生部傅连暲：肠梗阻术后屡犯，究竟该怎么治？傅连暲提议让苏联顾问会诊，再配合泥疗。总理点头，随即批示：韩福裕留在身边，医疗费从办公费里列支。紧接着一句发自肺腑的话传遍警卫处——“他是在我这里得的病，我就要管到底。”调离申请因此被否。
事情追溯到1949年盛夏。新政协筹备在即，中央警卫部门到207师挑选卫士，标准极严：政治可靠、枪法过硬、反应冷静、身材适中。经过层层筛选，韩福裕脱颖而出。当时他是排长，调职后只剩一个卫士编制，军衔不升反降，这落差并不好受。但他想得明白——给总理站好岗，同样是报国。
初到西花厅，周恩来身边仅卫士长成元功、张树迎和他三人，外加门岗哨兵。日常最考验心态的不是危险，而是琐碎：陪办公、查安全、掌灯、护送、理发。第一次替总理打理胡须时，他镇定得出奇，这份沉稳让周恩来暗暗点头。往后理发便成了例行事，“我不容易紧张”成了同事们挂在嘴边的玩笑，可韩福裕知道，能保持镇定，靠的是数不清的演练。
久而久之，他见识了总理的风格：工作雷厉，生活克俭。周恩来右臂1939年摔伤，穿衣费劲，韩福裕递手帮忙，总理却摆手：“我有左手。”寒风天里，他撩门帘想让总理先行，同样被制止。“放下，我自己来。”几句平实却让年轻卫士明白：领袖的威严并不靠排场，而在于律己。
1951年后，三班倒的生物钟彻底被打乱。周恩来平均睡四小时，卫士们就得硬撑。体格再好也禁不住。韩福裕入院那次，腹痛弓成一团，被送进手术室时依旧喊：“别耽误总理开会。”医生苦笑摇头。可出院不到两个月，肠粘连复发，疼得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为了不给集体添麻烦，他再度提出调往传达室。警卫秘书何谦把请示递上去，结果被周恩来当面批评：“把病号推给别人像什么话？”
从那以后，总理给他换了任务：暂不随行警卫，改管伙食采购。更贴心的是，卫士们本吃大食堂，周恩来专门让韩福裕跟自己一道用小灶。小灶谈不上山珍海味，主食多是白面、米饭，偶尔炖肉、熬粥，目的是让伤口愈合。邓颖超甚至把分给自己的牛奶拨给他。“小灶里多添一双碗筷”，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让他终生难忘。
疗养期间，周恩来又听说辽宁鞍山汤岗子疗养院的泥疗效果不错，批示他前去休养两个月。病情暂缓后，韩福裕仍想换岗——年轻人总觉混日子不踏实。1954年，总理赴日内瓦，邓颖超赴南方养病，警卫任务相对减轻，韩福裕趁机申请回中央警卫局。局里让他去西直门总机值班，三班倒刚开始还能撑，夜里刺痛又袭来，只得住院。如此反复，上级拟把他分到兰州或吉林。考虑气候寒冷、医疗资源有限，警卫局再三犹豫。周恩来干脆一句话：“留在中南海修建部门，党支部书记的缺正好空着。”就这样，韩福裕不用远行，也不再日夜颠倒。
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怀远不止于此。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在1955年4月，原本他要搭乘这架客机赴万隆，因阑尾炎推迟行程免于一难，机上包括钟步云在内的多人遇难。钟步云是周恩来办公室老资格的交通科长，两人情同手足。得知噩耗，总理面色惨白：“步云是为我而去。”此后，他常把津贴中的一部分寄给钟家老人。直到1975年病重卧床，收到钟步云遗孀高秀英的来信，周恩来仍批示：“立即办理。”细节显见其情深。
再回到韩福裕。1960年代初，他的身体基本恢复，却一直留在修建部门。偶尔节假日带家人去西花厅拜望。一次，邓颖超发现三岁的韩迎建视力异常，立刻建议验光。眼科确诊斜视兼远视，需要长期戴镜。眼镜价格不菲，邓颖超当场拍板：“要配好的，费用我出。”这副眼镜韩迎建一直戴到十岁，视力大为改善。生活中的点滴照顾，胜过千言万语。
晚年回忆往事，韩福裕总提起一个画面：1976年1月，周恩来的骨灰盒两侧摆着六盆水仙，叶绿花白，花蕊带金。那之后他开始养水仙，逢年岁暮必剪一盆放在窗台。“花性淡雅，不争不躁。”他说，这恰是总理留给身边人的品格示范。
韩福裕后来调往其他单位，虽不再担任警卫，却一直把“他在我这儿得病我就得管”这句话当做人生态度。哪怕只是一名普通干部，他也尽可能替下属分忧。许多年过去，再谈起1953年的手术，他常开玩笑：“要不是那阵子疼得厉害，哪能享受到总理的小灶？”短短一句玩笑话，却道出一种无声的温暖——在周恩来身边，任何人都不是可替换的螺丝钉，而是值得被记挂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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