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城区的困局与破局路径——以东部地区为例|东部地区|县域|城市经济

作者

东部城区研究中心分析师侯潇

一、研究背景

城区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长期以来一直是人口、资本、技术、信息等关键生产要素的高度集聚地，以及公共服务、文化交流与制度创新的核心平台。2024年，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经初步核算，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4.9万亿元，其中，各城市市辖区国内生产总值总额超七十万亿元。中心城区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城市文化身份与创新活力的核心源泉，以高度集聚的经济密度、高端的功能集合和强大的辐射能级，在长时间内成为带动城市乃至区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核中之核”。然而，随着城市发展模式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变、县域经济持续飞跃，中心城区经济发展日益受困。

以我国东部地区三直辖市、七省为例，2016年，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为40.4万亿元，东部中心城区国内生产总值为16.1万亿元，占东部地区GDP比重达39.9%；2024年，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为70.2万亿元，东部中心城区国内生产总值为23.6万亿元，占东部地区GDP比重为33.6%，中心城区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显著下降。

本研究以各地最新版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规划为依据，以城区全部街道均进入中心城区规划范围为筛选原则，在东部地区的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以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七个省的市辖区中共梳理出196个中心城区（不含海南省三沙市）。研究以东部地区中心城区为研究样本，从功能定位、经济能级、产业动能等维度出发，系统剖析东部地区中心城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的空间资源紧约束、传统功能过载、创新动能受阻，以及区域竞合复杂化等八大困局，并提出八大破局路径，以期助力中心城区突破增长瓶颈，在“十五五”发展关键期提升区域向心力。

二、中心城区发展画像

（一）中心城区类型划分

依据经济能级、主导功能与发展阶段等核心维度，东部地区中心城区可归类为以下四个类型：作为城市顶级功能复合体的核心引领型；单一功能突出、承载专业功能的专业功能型；处于剧烈转型期、通过存量更新进行发展动力转换的动能重塑型；城市功能完善、发展进入成熟平稳期的稳态发展型。

图1 中心城区类型划分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5年12月

1.核心引领型

核心引领型中心城区发展悠久，承载了城市最顶级的行政、金融、商务、文化与创新功能，经济密度与资源集聚度最高，对资本、人才等要素具有绝对的“虹吸效应”，发展态势直接决定了所在城市的国际国内竞争力与辐射能级。在产业上，以总部经济、高端商务、国际金融和专业服务业为核心支柱；在空间上，拥有最完善的基础设施、最密集的交通网络和标志性的城市景观。

发展瓶颈：发展成本极高，面临功能老化与创新活力流失等问题。

代表城区：北京海淀区、上海黄浦区、深圳南山区等。

2.专业功能型

专业功能型城区是城市在特定功能领域塑造的、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专业化高地。通常在制造、文旅、消费或某一高端服务业等特定领域形成了全国性或区域性的顶级专业化优势与资源配置能力，在科技创新、高等教育、交通物流、高端制造或文旅休闲等单一赛道上塑造的“单打冠军”，核心竞争力高度依赖于特定领域的产业集群与生态。

发展瓶颈：对单一产业依赖度较高，易受产业周期波动冲击，向综合功能转型存在难度。

代表城区：深圳福田区、厦门思明区、佛山禅城区等。

3.动能重塑型

动能重塑型中心城区正处于发展动力系统性转换关键期。以通常是传统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制造业基地、随着城市扩张而边缘化的老城区、或功能衰退的传统商业区为主，普遍面临产业衰退、空间老化、活力不足等典型问题。动能重塑型中心城区通过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土地重整和空间再造，为新兴产业和现代功能腾挪物理载体；同时，通过有力的产业政策引导，主动淘汰落后产能，培育引入数字经济、创意文化、研发设计、高端服务等新增长点。

发展瓶颈：城市更新成本高昂、新旧动能接续存在“青黄不接”的风险，对系统性改革与长期投资依赖较深。

代表城区：深圳罗湖区、天津红桥区、广州荔湾区等。

4.稳态发展型

稳态发展型中心城区是城市功能完善、发展进入成熟平稳期的“基本盘”。城区已基本完成大规模建设，进入内涵提升和完善维护阶段。居住、商业、教育、医疗、社区服务等基础性生活配套齐全且品质良好，能够满足居民日常所需；人口结构相对稳定，社区网络成熟，生活气息浓厚；经济增长与城市整体增速保持同步，波动较小，爆发式增长和创新突破也较为罕见。空间形态以建成区为主，以渐进式的“微更新”为主导模式。

发展瓶颈：易陷入发展“舒适区”，面临人口老龄化、设施老旧和消费外流等挑战。

代表城区：北京丰台区、南京秦淮区、杭州拱墅区等。

（二）数“说”中心城区发展

1.传统中心城区与新兴中心城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与空间结构的持续演化，传统以单城区为城市核心的模式逐渐改变，大量城区在城市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中逐渐被纳入中心城区体系，为避免因研究对象内部发展阶段差异过大而导致结论失真，本部分研究依据城区发展阶段、经济贡献能级、人口承载强度与功能成熟度四项核心判据，将196个研究对象科学划分为100个传统中心城区与96个新兴中心城区。以北京市为例，东城区与西城区在本部分研究中被划分为传统中心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及石景山区被划分为新兴中心城区。从城区首位度、城区贡献度与人口集聚度三大指标的变化呈现，系统揭示中心城区在城市经济格局的演进趋势。

（1）城区首位度

城区首位度是城区地区生产总值与所在地级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评价城区在地级市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程度。2016至2024年间，传统中心城区首位度均值始终高于新兴城区首位度，但波动性较大，总体呈下行趋势：2016年100个传统中心城区首位度均值达23.0%，2024波动下滑至16.2%。新兴中心城区首位度稳定性较强，2016-2024年间96个城区首位度均值在10.4%至10.8%窄区间内小幅波动，未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变化。两者之间的差距从2016年的12.6个百分点，逐步收敛至2024年的5.6个百分点。传统中心城区首位度均值的持续下行，清晰地揭示了传统中心城区在区域经济中传统主导地位的式微与结构性困境的加剧。新兴中心城区首位度均值的稳定，表明新兴中心城区增长速度与城市整体增速基本同步，尚未展现出能显著提升其相对经济地位的增长动能。传统中心城区与新兴中心城区首位度差距的持续收窄，呈现“核心趋稳、边缘缓进”的动态，标志着城市经济正从单极绝对主导，迈向更为多元和均衡的多中心结构演化阶段。

图2 2016-2024年传统中心城区与新兴城区首位度均值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5年12月

（2）城区贡献度

城区贡献度是城区地区生产总值较上年增量，占所在地级市地区生产总值较上年增量的比重，主要衡量城区在地级市经济发展中的推动力和贡献力。2016-2024年，从整体趋势看，传统中心城区的贡献度波动显著，100个传统中心城区贡献度平均值在13.0%至25.2%之间宽幅震荡，分别在2016年（22.6%）和2024年（25.2%）形成两个高点，在2020年（13.0%）和2022年（13.7%）处于低谷。相比之下，96个新兴中心城区贡献度平均值相对平稳，主要区间集中于7.3%至13.3%之间，同样在2024年跃升至16.9%的周期高点。2020年，新兴中心城区的贡献度（13.3%）首次短暂超越传统中心城区（13.0%）。至2024年，两类城区的贡献度均达到观测期内的峰值，呈现出同步强劲发力的态势。传统中心城区贡献度的剧烈波动，表明其增长动能的释放受宏观经济周期、投资波动及传统产业转型压力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敏感；新兴中心城区贡献度的相对稳定性，份额虽长期低于传统中心城区，但发展韧性较强。

图3 2016-2024年传统中心城区与新兴城区贡献度均值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5年12月

（3）人口集聚度

人口集聚度是城区人口占所在地级市人口的比重，主要衡量城区发展要素在城市中的集中程度。从人口集聚度的长期趋势来看，传统与新兴中心城区呈现出“同步集聚但差距固化”的鲜明特征。两类城区的人口占所在城市总人口的比重在2016至2024年间均实现了稳步提升。100个传统中心城区的人口集聚度平均值从2016年的13.1%起步，在2019年前于12.8%至13.3%的窄幅区间内波动；2020年起显著跃升至14.0%，此后持续保持在14.0%以上的平台，并于2024年达到峰值14.9%。96个新兴中心城区的人口集聚度平均值从9.0%稳步增长至10.6%，增长轨迹相对平缓，在2020年同样出现一个明显提升（至10.0%），随后保持稳定微增。在整个周期内，两类城区之间的集聚度差距基本维持在约4个百分点，未出现显著收窄，且数据呈稳步上升趋势，凸显了中心城区基础吸引力。人口持续集聚为中心城区重塑高能级向心力提供了现实基础。将人口规模优势，通过产业升级、服务优化与空间重构，系统转化为强劲的价值创造优势与创新策源功能，将推动中心城区在更高层次上完成对优质要素的吸引与整合。

图4 2016-2024年传统中心城区与新兴城区人口集聚度均值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5年12月

2.中心城区与城市新中心

2025年，赛迪顾问研究发现，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深，一批区别于中心城区的、具有新型功能定位的城区逐渐崛起，成为城市发展“新中心”，承担着城市经济规模扩容与能级跃升的新增长极功能，如深圳市宝安区、南京市江宁区、无锡市新吴区等。本部分在东部地区选取52个近年来随战略导向、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等驱动因素形成的城市新中心作为对标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196个中心城区与城市新中心的多维度数据比较，揭示两者在发展动态、结构特征与功能承载上的差异与变化。

（1）GDP及GDP增速

从2016至2024年的数据看，城市新中心在经济发展上展现出显著的规模优势。在总量上，城市新中心的GDP平均值始终远高于中心城区GDP平均值，GDP数值长期保持在中心城区的约1.8至2.1倍。从增长动态来看，城市新中心在多数年份的增速略高于中心城区，2016-2019年间及2021年，增速均领先于中心城区，显示出更强的增长势头。然而，两者增速的变动趋势高度同步，均经历了由高到低、再反弹后又放缓的波动过程。在2020年、2022年与2023年，中心城区增速出现了短暂反超，但优势微弱；2024年，中心城区与城市新中心增速拉开相对距离，新中心保有较大领先优势。总体而言，城市新中心凭借更大的经济基数和在多数时期更高的增速，作为增长引擎的地位十分突出，但近年来增速优势已明显收窄，两者增长态势呈现趋同迹象。

图5 2016-2024年中心城区与城市新中心GDP及GDP增速均值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5年12月

（2）二产增加值

2016-2024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呈现出“新中心体量绝对占优、中心城区增速相对领先”的鲜明特征。在总量上，城市新中心始终是二产增长的主要承载地，规模约为中心城区的3至4倍，2016年，52个城市新中心二产增加值平均值为643.2亿元，中心城区为188.9亿元；2024年，城市新中心二产增加值均值达995.6亿元，中心城区为277.8亿元。从增长轨迹看，中心城区九年间累计增长约47.0%，城市新中心累计增长约54.7%。中心城区二产基数低，且2020年出现绝对值数值下降，同期城市新中心保持了正增长，中心城区二产增长呈现相对不稳定性。2023年以来，两者增速均显著放缓，中心城区增速下滑相对明显，2023至2024年仅增长约7.5亿元，增长动力接近停滞。

图6 2016-2024年中心城区与城市新中心二产增加值均值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5年12月

（3）三产增加值

2016-202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呈现出“新中心规模领先、中心城区增速追赶”的格局。在总量上，城市新中心始终保持优势，城市新中心三产增加值平均值从712.5亿元增至1441.2亿元，约为中心城区平均值（从465.5亿元增至966.8亿元）的1.5倍，差距较二产而言明显缩小且相对稳定。从增长动态观察，中心城区展现出更强的增长势头：规模从约为新中心的65.3%逐步提升至67.1%，累计增幅达107.7%，略高于新中心的102.2%。2023至2024年间，中心城区增速显著加快，单年增量占其九年总增量的近三成，追赶态势明显。两者增长轨迹基本同步，较二产而言，中心城区三产显现出更强的稳定性与更快的增速。

图7 2016-2024年中心城区与城市新中心三产增加值均值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5年12月

三、中心城区发展困局

（一）从中心城区自身看

困局一：空间饱和与更新停滞

中心城区作为城市空间扩张的历史起点与规划核心，土地利用在长期发展后已趋于完全成熟，城市规划布局基本定型，基础设施网络密集，可供开发的新增建设用地资源走向枯竭。发展空间的饱和导致功能优化与产业导入多依赖于对既有建成区的存量更新。然而，更新普遍面临产权结构复杂、利益主体多元、历史遗留问题交织等深层约束，推进过程涉及高额的动迁补偿成本、漫长的协商周期与复杂的规划调整程序。同时，严格的生态红线、历史文化保护要求以及维持城市正常运转的刚性需求，进一步压缩了可实施更新的物理与政策空间。因此，大规模、快速的城市更新在中心城区难以开展，在客观上制约了中心城区经济密度的进一步提升与城市功能的迭代升级。

困局二：制造业空心化带来结构性困境

中心城区在发展制造业方面面临深刻的资源约束与成本劣势。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稀缺，与制造业需要较大规模、低成本生产空间的特性存在根本矛盾。同时，严格的城市功能规划、环保要求及居民对生活环境品质的提升诉求，使得高能耗、有一定排放的制造环节在中心区域难以立足。有限的物理空间制约了生产规模的扩张与技术改造升级，同时导致产业链条在区域内难以完整布局，配套企业聚集不足，从而削弱了集群效应与协同效率。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中心城区的制造业竞争力持续弱化，普遍呈现出产业链中高端研发、管理等环节“留守”，大规模生产制造功能持续外迁至周边县域或新兴产业新城的趋势，使中心城区在实体经济尤其是工业增加值贡献上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困局三：人口结构面临失衡挑战

中心城区普遍面临因高生活成本与居住压力所导致的人口结构系统性失衡，突出表现为老龄化加速与少子化趋势深化。高昂的房价与生活支出对处于婚育年龄的年轻群体及新生代劳动力形成了显著的挤出效应，导致常住人口中青年比例持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相应攀升。结构变迁将带来适龄劳动力供给的紧缩，从而推高人力成本并影响经济活力，也预示着消费市场结构将向银发经济被动转型，同时社会抚养比上升，对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需求与财政支出压力将急剧增加。长此以往，城区将面临社会内生动力衰减、文化传承断层与社区可持续维系等深层挑战。

困局四：传统中心城区发展更显固化

在中心城区内部看，以北京市东城区、上海市黄浦区等城区为代表的传统中心城区较北京市海淀区、深圳市福田区等新兴城区而言，发展面临更大限制。从增长数据看，传统中心城区经济增长贡献呈现出较强的波动性，增长动能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相对不足；与此同时，在区域经济总量持续扩张的背景下，传统中心城区所占的相对份额却陷入停滞，未能同步提升，相比新兴中心城区，传统中心城区经济辐射能级与相对重要性面临更大瓶颈。从增长模式看，传统中心城区的发展高度依赖地理区位、历史积淀的政策红利与资源惯性配置；新兴中心城区更早转向并深度嵌入全球创新网络与数字经济浪潮，经济与产业发展呈现出更强的迭代能力和爆发性。从产业结构看，传统中心城区往往受困于“大而全”但“转型慢”的体系，传统商贸、金融服务等支柱产业基础雄厚，但与前沿科技的融合深度不足，且因空间和成本限制难以孕育或容纳爆发式增长的新兴产业集群。

困局五：决策自主权与资源统筹能力相对有限

一方面，中心城区层级的综合权限与承担的核心功能存在不匹配。作为城市经济、人口与功能的核心承载区，中心城区需要面对产业升级、空间更新、社会治理等一系列复杂且急迫的任务。在规划与土地领域，中心城区重大空间调整或更新计划的审批权、指标分配权和决策权集中于上级政府。相对较长的部门协调与审批流程带来项目周期的拉长。另一方面，财政支配权与资源配置权限存在不足。中心城区的财税收入自身可灵活支配的财力有限，且缺乏独立的融资平台和债务管理权限。在扶持新兴产业时，城区政府难以自主制定土地、人才和产业基金等“政策工具包”，缺乏具有足够力度的差异化扶持政策，容易陷入与同级别城区的同质化竞争。

（二）从区域发展看

困局六：产业向海外及我国中西部地区转移之大趋势

随着经济发展周期的演进、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进与生产成本优势的消减，大量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与用地密集型环节，正成规模地向东南亚等海外地区以及我国中西部地区成本更低、政策更具吸引力的城市转移。同时，受地缘政治影响，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出现向海外迁移趋势。产业迁移导致整条供应链上相关配套企业的同步外流，导致中心城区内原有的工业园区、生产车间出现不同程度的空置，工业增加值在整体经济中的占比呈现趋势性下降，地方财政收入承受直接压力，削弱了政府用于公共服务、城市更新和产业再投资的财力基础。同时，金融、贸易、研发等功能依附于制造业基础的高端服务业失去了最直接、最庞大的服务对象和市场根基，发展受到同步影响。

困局七：全国统一大市场尚未完全形成

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处于初步建设阶段，区域间仍面临竞争困境，中心城区的发展环境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迁。一方面，城市新中心以更完善的要素配置、更低的成本与更灵活的产业政策，快速集聚对成本敏感且追求扩张空间的新经济企业；同时，外围制造业强县以完整的产业链和专业化优势，分流了大量生产性投资与专业人才，导致中心城区在吸引增量资源时，传统的地理与政策优势被显著稀释。另一方面，中心城区在空间更新、制度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上的敏捷性落后于新兴区域，区域功能的重新配置对中心城区构成了“功能替代”的现实风险，过去高度集中于核心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物流、研发中试等功能，持续向成本更低、交通更便捷的周边区域流动，导致中心城区面临在区域网络中被边缘化的深刻挑战。

困局八：区域发展不均

从区域发展的宏观格局来看，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的中心城区之间，已形成深刻且多维的发展鸿沟，区域发展动能与资源分配呈现不均衡特征。核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差距悬殊，在经济动能上，中心城市中心城区GDP总量与人均GDP的压倒性优势并非静态规模差距，反映了单位空间和人口所创造的价值能级更高，已进入创新驱动阶段；非中心城市中心城区则更多地依赖传统要素支撑，产业升级缓慢，新兴动能培育不足，增长更易受外部波动影响。在财政能力与社会福祉上，差距进一步转化为公共服务与发展潜力的代差。中心城市中心城区尽管自身留存财力可能受限，但强大经济基础支撑了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供给和战略性投资能力；非中心城市中心城区财政收支的“紧平衡”状态，制约了通过高质量公共投资来改善民生和吸引人才的能力。最终，在区域协同网络中加剧了城市群内部“单中心极化”而非“网络化协同”的结构。

四、中心城区破局路径

图8 中心城区发展优势

数据来源：赛迪顾问2025年12月

路径一：以科技创新打造核心驱动力

以中心城区要素集聚优势，打造区域性的原始创新策源地与高端要素聚合节点。设立“前沿技术概念验证与种子基金”，投资于高校、科研院所的早期实验室成果，以财政资金承担从“0到1”的最高风险，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初一公里。由政府补贴保费，为首购产品提供质量与责任保险，降低公共部门使用风险。推动技术成为标准、形成生态，支持区内领军企业或机构主导或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定，鼓励其将核心底层技术开源。加强国际科研合作，主动对接全球顶尖研究机构与科学家团队，以“揭榜挂帅”、合同研发等方式，吸引顶尖科研团队在中心城区设立小型化、轻资产的前沿实验室，开展短期、高强度的联合攻关，推动中心城区成为区域创新网络中的关键工作站。

路径二：以城市更新向存量要空间

系统性地转向以城市更新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全面盘活与优化存量空间资源，强化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导向，推动存量空间与新兴产业布局精准匹配，实现空间重构与产业迭代同步演进。在实施机制上，全面推行以街区或社区为基本单元的“精细化微更新”，注重植入创新功能与高附加值产业环节，引导形成特色产业社区与微型产业集群。设立“更新专项基金”，通过容积率奖励等政策工具，激励市场主体参与更新。在空间供给上，建立全域“存量资源数据库”与信息平台。对区域内低效利用的工业用地、老旧楼宇、闲置公共设施等进行全面摸底、统一评估与动态管理。明确商业、办公、工业厂房等建筑在符合安全、环保标准的前提下，允许转换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创新型产业空间、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等的具体技术路径与简化审批程序。在政策保障上，探索在保障公共利益和整体效益平衡的前提下，进行用地性质混合、开发强度适度转移等弹性管理。重点保障新型基础设施、产业支撑设施与更新区域的协同建设，增强城市空间对高质量产业的承载力和吸引力。

路径三：以“智造”向制造业要高价值

摒弃对传统规模制造的路径依赖，通过系统性政策引导与资源重组，推动中心城区制造业向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产出高效的高价值环节彻底转型。系统梳理并盘活区内闲置或低效的存量工业用地与老旧厂房，通过政府主导或引入市场化主体，改造、升级为符合现代制造业需求的“工业上楼”项目或高标准产业园区，重点培育研发、中试、小批量试制等环节。设定精准的产业准入目录，将扶持资源集中于集成电路设计、生物医药研发、高端医疗器械、精密仪器制造、工业软件、绿色低碳技术等细分领域，建立动态的重点企业名录库。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及重点企业，在区内共建1-2个开放共享的“中试熟化”平台与检测认证中心，为企业提供从实验样机到产品定型的全流程服务，实质性降低创新成本。建立与周边制造基地常态化对接的“产能协作信息平台”，定期组织需求对接会，以市场化方式推动区内研发企业与区外生产企业形成稳定的业务外包与供应链协作关系。

路径四：以“投资于人”理念强化人才导入

构建贯穿人才“引进、成长、成就”全周期的系统性投资与服务体系，实现从成本竞争向价值赋能的转变。设立与人才潜力直接挂钩的梯度化安居基金，大力建设高品质人才社区与长租公寓，确保人才子女教育保障权，以制度性安排降低其人才定居显性与隐性成本。大力引进领军人才，联合企业、高校共建产业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设立面向关键技术领域的“揭榜挂帅”基金，鼓励人才承接重大课题、实现技术突破。营造国际化、高浓度的人才社交网络与创新文化，通过打造人才会客厅、举办高水平学术与产业交流活动、提供高品质的医疗文化与生活服务。通过这种系统性、长期性的投资，在最根本的要素竞争层面构筑起持久的核心优势。

路径五：以生产性服务业构筑产业赋能中枢

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纽带，主动、系统地嵌入并重塑区域制造业网络，通过提供不可或缺的高阶服务赋能实体经济、提升产业链效率，强化在制造业区域经济网络中功能地位。重点发展工业互联网与智能制造集成服务、供应链管理与智慧物流、研发设计外包与工程咨询服务、检验检测认证、法律与知识产权服务、绿色低碳咨询、品牌与数字营销等知识密集型领域，鼓励制造业企业采购本地高端生产性服务。规划建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示范区”，吸引大型服务机构、企业功能性总部入驻。由政府或行业协会牵头搭建区域性的需求对接与信用平台，系统性地收集、发布制造业在技术改造、管理升级等方面的真实痛点，创新服务采购模式，降低制造企业使用高端服务的门槛与风险，促成服务供需的精准匹配与深度绑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服务辐射至周边制造集群，通过设立“远程服务站点”将中心城区的专业服务能力网络化输出，嵌入更广阔的制造腹地。

路径六：以“人”为本建设全龄友好型城区

履行中心城区作为人口核心承载区“以人为本”发展职责，构建“幼有善育、老有颐养、青壮有支撑”的融合性服务体系。在“一老”方面，系统性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公立医院强化老年医学、康复护理服务，鼓励社会力量建设融合健康管理、专业护理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开发康复辅具、老年文旅、智慧健康管理等产品与服务。在“一小”方面，着力破解托育难题，大力支持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区开办普惠托育点，引导社会力量建设一批质量有保障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在服务青壮年人口方面，持续优化其创业就业环境与生活便利度，提供更多元的职业培训、创业支持与文化活动。通过全龄友好型城区的塑造，将人口结构变迁的挑战，转化为推动消费升级、服务创新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持久机遇。

路径七：以“一盘棋”思维构建区域协同网络

以“一盘棋”系统思维规划产业布局与功能分工，引导中心城区、城市新中心与外围产业强县基于各自资源禀赋形成错位发展、功能互补的协同网络。明确区域差异化的区域功能定位。中心城区聚焦发展集成电路设计、生物医药研发等与其高密度知识、资本和信息相匹配的产业形态，成为产业链的“头脑”与“心脏”。城市新中心与外围产业强区侧重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制造、核心部件制造及专业化供应链集群，承担“躯干”与“四肢”功能。推动建立跨区域“产值与税收分享核算机制”，对于由中心城区导入研发成果、在外围区域实现产业化并形成税收的重大项目，产生的经济收益由市级财政统筹，按事先约定的比例在市、中心区和承接地之间进行分配，形成“研发在中心、生产在周边、税收共分享”的共赢模式。探索建立全市互认的人才评价体系与公共服务积分制度，确保高端人才及其家庭在不同区域间流动时，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关键公共服务上能享有连续性的保障，促进人才要素按产业发展需求在全市优化配置。通过制度化的协同网络，降低区域同质化竞争，推动“一盘棋”式发展。

路径八：以场景创新扩大内需新空间

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通过全面提升消费品质、创造独特消费场景、优化全域消费环境。深挖并融合本地的历史文脉、产业特色与生活方式，提炼出独一无二的品牌核心价值，围绕城区消费品牌，通过持续的全球营销、大型旗舰活动和权威媒体合作进行推广，打造地标性“城市级消费品牌”。对传统商圈进行整体更新，通过城市设计引入公共艺术、绿色空间与开放街区，将购物中心转型为社交生活中心。全力发展首店、旗舰店、概念店经济，利用文化场馆、工业遗产、城市轴线等独特资源，打造具有强话题性与目的地属性的新型消费地标。深化积极培育“消费+”新模式，推动商业与文化、旅游、体育、科技的深度融合。系统性地策划和举办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节庆、艺术展览、体育赛事与时尚发布会，将大型活动转化为持续的消费流量。大力发展夜间经济，构建涵盖夜购、夜食、夜游、夜娱的完整生态，拉长消费时段。支持品牌利用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等技术开设虚拟体验店，拓展沉浸式消费。显著优化重点商圈的交通可达性与停车便利性，完善多语种服务与便捷支付设施，提升国际化消费体验。同时，注重社区商业的便利化与品质化升级，发展邻里中心，满足日常高频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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