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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雾中的起飞
1985年11月25日清晨，旧金山国际机场跑道旁的灯光还亮着，泛美航空72号航班的登机口前，两名中国外交信使的身影显得格外醒目。杨水长和何存峰并肩站着，身姿挺拔，手中各提着一只黑色皮质邮袋。那邮袋看着不起眼，却沉得让人不敢小觑，里面装着197份机密文件，从中国对美关系的战略调整草案，到核裁军谈判的底线条款。这些文件受《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保护，享有绝对的豁免权，任何外人胆敢触碰，都会引发国际纠纷。
杨水长穿着一身熨得笔挺的灰色制服，站在登机口时，他的目光不自觉地扫向舷窗外逐渐模糊的金门大桥。1979年，他作为速记员参与了中美建交的密谈，坐在谈判桌旁，手中的钢笔飞快记录下邓小平与卡特总统唇枪舌剑的每一个瞬间。那场谈判持续了整整七小时，空气中满是紧张的气息，桌上的咖啡凉了一杯又一杯，最终促成了《八一七公报》的签署。
站在他身旁的何存峰则是个刚满三十岁的年轻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高材生，1971年，他凭借过人的才华破译了基辛格访华时的密电，那份密电内容牵涉到中美关系的第一次破冰，直接促成了尼克松访华的历史性一刻。这件事让他在外交部崭露头角，年纪轻轻就被调入机要部门。
飞机爬升到万米高空时，窗外是无边无际的湛蓝，阳光透过云层洒进机舱，映得座椅上的皮革泛着微光。引擎的低鸣声像一首单调的催眠曲，填满了狭长的机舱，让人昏昏欲睡。可杨水长却毫无睡意，他靠着舷窗，手肘撑在扶手上，眼睛盯着窗外。
何存峰坐在他旁边，低头翻着一本不起眼的笔记本。那不是普通的记事本，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手写的符号和公式——是他自创的《密码学三阶验证法》。这套方法是他多年钻研的成果，能在最短时间内破解多层加密的电文，逻辑严密得像一道数学题，连外交部的老专家都挑不出毛病。因为这套方法，他被破格提拔，成了机要培训课上的活教材。
就在这时，何存峰起身，拍了拍衣服，说：“我去趟洗手间，马上回来。”杨水长盯着他的背影，直到身影消失在过道尽头。他的眼神突然一变，像下了某种决心。他迅速弯腰提起两只邮袋，动作快得让人措手不及，然后大步流星地朝驾驶舱走去。
杨水长走进驾驶舱，环顾四周，迅速找到液压舱的入口。那是个狭窄的夹层，平时用来存放备用零件。他蹲下身，把两只邮袋塞了进去。
背叛的代价
杨水长的背叛不是一瞬间的冲动，而是三个月前在旧金山唐人街一间不起眼的小茶肆里埋下的种子。那是1985年8月的一个傍晚，一个穿灰夹克的中年男人朝他招了招手，自称是“台湾驻美机构”的中间人。
杨水长坐下时，桌底下已经被塞了一杯热茶，茶水冒着白汽，模糊了对方的脸。那人声音压得低低的，开门见山：“200万美元现金，洛杉矶一栋带泳池的豪宅，还有你儿子杨振宇，斯坦福的入学通知书下半年就到。”杨水长端着茶杯的手抖了一下，茶水溅了几滴在桌上。
他想起杨振宇去年高考失利后锁在房间哭了一整天的样子，他抬起头，犹豫了半晌，终于点了下头。中间人笑得意味深长，从怀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具体的接头地点和时间，还塞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是五千美元的“定金”。杨水长接过来，手指攥得发白，脑子里却没想太多，只觉得这是一条通往新生活的路。
三个月后，1985年11月25日，泛美航空72号航班在芝加哥奥黑尔机场紧急迫降，机舱外警笛声刺耳，跑道上停满了闪烁红蓝灯光的特勤车。飞机刚一停稳，美国特工就鱼贯而入，黑西装、墨镜，手里拿着文件夹，直奔杨水长藏邮袋的液压舱。
何存峰一眼就看出不对劲，快步冲到舱门前，张开双臂拦住领头的特工。那特工是个高个子金发男，手已经伸向液压舱的门，何存峰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嗓音不大却字字铿锵：“《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7条，外交邮袋不受侵犯，你们这是违法！”他英语流利，语气硬得像块石头，特工愣了一下，手缩了回去。
外交场上的硬仗
芝加哥奥黑尔机场的那场拉锯战，像一场没有硝烟的硬仗，从下午两点打到凌晨一点，整整11个小时，创下了中国外交官单日连续谈判的最长纪录。
谈判间隙，特工们退到机舱外商量对策，何存峰也没闲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和一个小本子，就着机舱昏黄的灯光，蹲在过道上写了起来。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他一条条记下美方的每句话、每次态度转变，连对方递过来的文件上有哪些字眼都没放过。后来，这份临时备忘录被他带回国，整理成了《危机谈判十六项原则》，从如何抓住对方漏洞，到怎么用国际法反击，全写得明明白白。
僵持到后半夜，机舱里冷得让人直哆嗦，乘客早被疏散，只剩何存峰和几个机组人员还在。美方换了个谈判代表上来，这回是个穿灰西装的中年人，语气软了点，想拿“双方合作”做文章。
何存峰听完，冷笑一声：“合作是建立在尊重基础上，你们先动手，现在谈这个，晚了。”凌晨一点，机场跑道上风声呼啸，美方终于扛不住压力，高层电话打过来，特工们灰头土脸地撤了。何存峰接过邮袋时，手抖了一下，不是怕，是累的。
与此同时，杨水长已经被FBI悄悄带走。他从驾驶舱出来后，就被两个便衣架着下了飞机，塞进一辆黑色轿车。车窗外，芝加哥的夜色黑得像墨，他还以为这是去拿200万美元的第一步。可车子开到一个偏僻的安全屋后，迎接他的不是豪宅的钥匙，而是一份打印好的“安全协议”。那纸上写得明白：从此刻起，他得彻底切断跟中国的联系，名字、身份，全得换新的。他幻想中的洛杉矶泳池和斯坦福的校园，没有影子。
落魄的余生
1989年4月的台北，士林区一条逼仄的巷弄里，杨水长蜷缩在一间廉价公寓的角落，屋子不过十来平米，墙角发霉的痕迹像地图一样爬满了半面墙。曾经的200万美元赏金，如今只剩12万美元揣在手里。那笔钱从他离开美国后就被层层盘剥，先是中间人抽走一半，说是“运作费”，到了台北，又被当地接头的人以各种名目扣得七零八落。
更让他喘不过气的是儿子杨振宇的遭遇。当初中间人拍着胸脯保证，斯坦福的入学通知书下半年就能到手，杨水长还特意给振宇买了一套英文教材，让他提前准备。可到了1986年秋天，等来的不是通知书，而是一封冷冰冰的信，说名额已经满了。
杨水长托人打听，才知道那宝贵的斯坦福机会被某个将领的儿子顶了包。那将领在台北呼风唤雨，他一个外来户哪敢吱声。他写信给振宇，想解释，可信寄出去后石沉大海，后来才听说振宇回了老家，连面都不愿再见他。
他也不是没想过回头。1988年底，他找到一个香港的中间人，托他联系大陆那边，想问问还有没有回头的路。那中间人收了钱，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可没过俩月，事情还没影儿，《纽约时报》头版却炸了锅。
一篇报道铺天盖地，指名道姓说他吸毒嫖娼，连时间地点都写得像模像样。报纸上还配了张模糊的照片，里面一个瘦得像竹竿的人影低头走进巷子，说是他本人。杨水长拿到报纸时，手抖得差点撕了那页。他跑到巷口的小报摊前，指着老板吼：“这不是我，谁干的！”可没人理他，路人只当他是疯子，远远绕着走。后来他才明白，这丑闻是有人故意放出去的，堵死了他回头的最后一条路。
到了1990年7月，台北连下了几天暴雨，巷子里的积水没过脚踝，屋里潮得能拧出水。杨水长已经瘦得皮包骨，眼睛凹得像两个黑洞，整天窝在公寓里，靠着那点剩钱买些廉价的海洛因打发日子。7月13号晚上，雨下得更大，雷声轰隆隆响个不停，他又给自己来了一针，手抖得扎了好几下才找准血管。药劲上来时，他倒在床边，嘴里嘀咕着什么没人听清。第二天雨停了，巷子里的水退了些，可他再没爬起来。三天后，房东来收租，敲门没人应，推门一看，才发现他早就没了气，尸体旁散着针管和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房东皱着眉叫来警察，几个人七手八脚把他抬走，留下一屋子霉味和没人收拾的破烂。
参考资料：[1]黄金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特点和意义[J].外交学院学报,200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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