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林波波省的街道在洪水中变成了河道，房屋的墙体被冲塌的泥水撕开，学校的课桌被淹没在浑浊的水中。仅在18日这一天，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就达到了37人，受损房屋超过2600栋，超过三十所学校被洪水波及。克鲁格国家公园的部分区域被迫封闭，600多名游客被紧急转移，直升机在水雾与残破的道路上穿行，像在一片人造的荒原上搜寻幸存者。
南非国家灾难管理中心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这是一种制度化的危机表述，意味着国家要在非常状态下调配资源、动员力量、并试图在短时间内恢复秩序。然而，洪水的暴烈并非突然发生的偶然，国家灾难的背后，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气候风险变成常态，治理体系是否仍能承受？
南非北部的强降雨并非孤立事件。去年12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降雨，使得林波波省与姆普马兰加省的洪灾不断叠加，导致道路中断、桥梁损毁、居民被困。面对自然的冲击，国家动员的反应固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在强降雨已持续数周之后，灾害仍能在如此规模上发生？这是治理能力的问题，也是风险预警体系的问题，更是发展模式的问题。
洪灾的出现，常被视为自然现象的“极端化”，但它的破坏力却与社会结构、基础设施韧性、资源配置和公共管理密切相关。洪水并不会平均地淹没每一个社区，它更偏爱脆弱的、被边缘化的空间；它更容易摧毁那些原本就处于缺乏维护与投资的设施；它更容易在治理空白中扩散成灾。
若将洪灾视为单一事件，便会陷入一种简单的灾后叙事：救援、重建、赔偿、再建。如此循环，风险只会在下一次降雨中再次兑现。更值得关注的是，南非的洪灾暴露出其社会经济结构的脆弱性。林波波省与姆普马兰加省本就承载着较高的贫困率与不平等，基础设施长期不足，城市规划与排水系统存在历史性欠缺。在这样的空间结构中，强降雨并非“灾难”的起点，而是“灾难”的触发器。洪水冲毁的并非只有房屋，更是被忽视的公共资源与长期积累的社会风险。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南非的洪灾也折射出全球气候变化的现实。科学界已经反复提示，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在上升，而其影响并不均等地分布在全球。南非并非最大的碳排放国，但它承受着全球气候体系失衡带来的代价。这种不对称性，使得南非这样的国家在承受自然风险时，往往缺乏足够的资源与制度能力来进行有效应对。国家灾难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一不对称的紧急承认：当风险超出常规治理能力，国家必须进入非常状态，才能在短期内维持基本的公共秩序。
但更值得警惕的是，国家灾难状态本身并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它可以集中资源、强化指挥、加快救援，但它也可能成为治理的“临时补丁”，掩盖长期投入不足的事实。当国家以“非常状态”回应常态化的风险时，治理的逻辑便被扭曲。非常状态的动员往往强调速度与效率，但治理的本质并不只是应急能力，还包括预防、规划、投资与社会公平。洪灾的损失不仅在于房屋被毁、人员伤亡，更在于社会信任的流失：当灾害再次来临，民众是否相信国家能提前预警、能有效转移、能公平分配救助资源？信任一旦被侵蚀，国家的治理成本将长期上升。
与此同时，南非洪灾也对区域与国际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非洲大陆的气候风险与脆弱性正在上升，但应对能力却因发展不平衡而差异巨大。南非作为非洲的重要经济体，其灾害治理能力的不足不仅影响国内，也会对周边国家的劳动力流动、粮食供应、跨境基础设施产生连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合作的意义不仅在于救援资源的共享，更在于共同建立气候适应能力：跨国水资源管理、灾害预警网络、基础设施韧性提升、以及更公平的气候融资机制。
更深层的挑战在于，洪灾背后是发展模式与治理优先级的选择。南非的经济结构长期依赖矿产与初级产品，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路径中，公共投资往往被压缩，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难以跟上。洪灾所摧毁的，不仅是物质空间，更是社会的脆弱底盘。面对气候风险，最有效的应对并非仅靠救援，而是将风险管理嵌入发展策略中：在城市规划中考虑洪水通道，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提升排水与防洪标准，在土地利用中避免在高风险区域扩张，在财政预算中为韧性建设预留稳定投入。否则，每一次灾害都会成为一次昂贵的“重建循环”，而国家的资源只能在灾后消耗，难以形成真正的韧性。
南非的洪灾提醒我们：气候风险不是某一时刻的异常，而是一种持续的现实。国家灾难状态是一种必要的应急机制，但它不能替代对长期治理能力的提升。真正的“国家灾难”，往往发生在制度无法预见、无法预防、无法承受风险时。若把洪水当作自然现象的偶发事件，而忽视其背后的社会结构与治理缺陷，那么下一次降雨到来时，灾难将以更高的代价再次发生。
在未来，南非能否把“国家灾难状态”转化为治理升级的契机，将决定其能否在气候风险日益增长的时代中保持基本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动力。气候变化不是遥远的叙事，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洪水并非单一的自然事件，而是对治理能力的考题。南非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在不断被重塑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国家究竟要如何重新定义其公共安全的边界与治理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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