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7日入夜，重庆渣滓洞外的山路被大雨冲出一道道泥沟，一辆黑色轿车在泥泞中艰难爬行。车厢里，36岁的女子杨汉秀被反绑双手，她听得见自己急促的心跳，也听得见车外野狗的低吠。没人知道，这趟夜行就是她生命的终点。
此时的重庆城风声鹤唳。西南局势崩溃在即，杨森的炮楼与防空洞里人心惶惶。杨汉秀曾想劝伯父弃暗投明，可几句“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换来的仍是怀疑与监视。9月的第三个深夜，杨森终于下了狠手——“别留活口。”短短五个字，决定了女子的命运。
翌晨天光微亮，轿车停在歌乐山金山坡旁一处废弃山洞。两名押解者用麻绳勒紧女子喉咙；挣扎两分钟后，空气再无波动。尸体被拖进洞口，不到半小时，尘封的土层掩埋了一切。没人登记，也没人通报，只有冰冷手铐证明她曾存在。
时间向前推回至1912年。杨汉秀出生在四川富绅杨家，父亲乃军阀杨森二弟，家中雇工上百。出人意料的是，身为大小姐的她宁愿和佃户孩子打成一片，衣服常被泥水染得发黄。亲戚捂着额头感叹：“这丫头不像富贵命。”
1926年夏，万县江面的英国轮船撞沉杨森押运饷银船，引发抗议风潮。17岁的杨汉秀在人群中高举木牌，第一次感受到“帝国主义”五个字的重量。当时正组织示威的朱德注意到她，夸她“胆子大”。自那以后，“朱伯伯讲革命”的场景成了她的精神灯塔。
抗战爆发后，她改名“吴铭”，只身赴延安。九个半月跋涉，途中翻秦岭、过黄河，靠一张介绍信与顽强意志才来到宝塔山下。已任总司令的朱德把她认出来时惊讶地说：“小姑娘长成女战士啦！”那一年，她25岁。
1942年春，陕甘的风沙仍刺骨，她终于以“出身复杂但立场坚定”的结论被批准入党。有人嘀咕：“地主千金，靠得住吗？”事实证明，靠得住。之后几年，她活跃在川东地下战线，变卖田产，修集会所，掩护同志撤离。
1947年5月，由于密探告发，她第一次被捕。酷刑逼供时，她咬紧牙关，任铁棍砸在腿骨也不出一声。探望的儿子哭喊“妈妈别怕”，她却笑着叮嘱：“怕什么，记住妈的话——做人要硬气。”这句轻描淡写的安慰成为孩子成年后最深刻的记忆。
第二次逮捕发生在1948年冬。被投入渣滓洞女牢的她反倒成了“主心骨”。看守借着她杨家侄女的身份示好，她趁机把外送的药品、棉衣全数分给难友。不少在押学生暗暗称她“杨大姐”。
1949年春天，学潮席卷山城，大街小巷都是“要生存”的标语。杨森忧心坐不住，托关系把病重的侄女保外就医。面对伯父的盘问，她毫不退缩：“新中国不会杀害老人，倒是旧政权早晚完结。”一句话令杨森面色铁青。
同年8月，重庆“九二”大火让民愤达到顶点。蜚语四起，有人说共党纵火，有人说军阀自导自演。杨汉秀拍案而起：“有意纵火！”这番断喝让杨森恼羞成怒。一个月后，秘密逮捕命令签字盖章。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夜。
1950年西南彻底解放，重庆地下党搜罗名册时赫然发现：杨汉秀被捕后再无消息。中央多次电令调查，却苦无线索。散落各处的狱友提到她时往往缄默，只有一句“人可能已遇害”反复出现。
时间来到1975年春。歌乐山下修排水渠，老农王德顺挖出一副白骨，手腕的铁锈手铐刺眼醒目。公安人员封锁现场，用毛毯包起遗骸。因骨盆特征及牙齿情况可判定为女性，结合残留布料推测年代在1949年前后。
侦查员查阅旧档案，发现渣滓洞名单里唯一失踪的女囚正是杨汉秀。随后，留存在成都的一份秘密审讯笔录也被调出。笔录记录了“深夜审讯”“押往歌乐山”等字样，与现场位置高度吻合。进一步的法医比对、特务口供让一切尘埃落定——失踪26年的革命者终于找到了姓名。
遗骨迁葬那天，山城细雨濛濛。曾经在牢里受她照顾的几位老人拄着拐杖赶来，轻声唤着“杨大姐”，像是怕惊动地下沉睡的英灵。那副锈蚀手铐被摆在墓碑前，仿佛提醒后来者：有人用生命告诉世界，信念的重量远胜过铁链。
杨汉秀，烈士名册上的普通一行字，但其人生曲线映照着时代风雷——从地主家的小姐，到延安窑洞里的红色学员，再到隐蔽战线的女英烈。她选择的道路注定坎坷，却从未后悔。若要给这条生命写注脚，大概只有七个字最为贴切：不惧强权，敢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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