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的一个清晨，拉萨布达拉宫前的露天广场飘起了经幡味儿的风，人们排成长龙，把一张张嵌着五星和华表的人民币捧在手心——西藏正式进入“人民币时代”。很多人只看到欢呼，却不知道，整整一年前，为了让这一天如期到来，一位名叫樊近真的女干部差点把命留在雪域高原。
这位个子瘦小、嗓音洪亮的山西人，是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办事处的主要创建者。有人说她的生命像筹码，被一次次压在桌面上，只为换回金融新秩序。话虽狠，却并不夸张。1958年，为配合西藏货币统一的前期准备，她白天跑遍拉萨旧市集，夜里写报告到天亮，待到第一片秋雪落下，她终于在病榻上沉沉睡去，被确诊为肝萎缩。
医生一句“情况凶险”，让西藏军政系统的气氛瞬间紧绷。副政委金绍山同样因肝萎缩去世的先例历历在目，所有人都在暗暗揣测：是不是又将送走一位并肩奋战的战友？张国华此刻正在指挥要事，还是每日准点出现病房。帐篷外寒风呜咽，他握着妻子的手，声音压低却难掩颤抖：“老樊，要真是天命，你走后，我就把你安葬在房前那座白雪覆顶的小山，抬头就能见着，我不离开你。”话落，虎目含泪。
谁能想到，这对夫妻当初的缘分源于一次“平反”。1942年，晋鲁豫军区文书室里，年轻的樊近真把一摞卷宗递给时任参谋长的张国华，请求为丈夫赵明启洗清被诬“路线错误”的处分。张国华立即调查，三天后便撤销了处分。两年后，赵明启因肝病去世，张国华赴灵堂吊唁时，看见樊近真伏在灵柩旁，瘦得几乎要被悲伤折断。也就是那一天，两人第一次长谈，彼此心里埋下了命运的种子。
世事无常。1946年春，在冀鲁豫边区一所破旧窑洞里，张国华和樊近真在战友的祝福声中简朴地结为革命伴侣。结婚第二天，张国华翻身上马，奔赴前线；而樊近真留在后方，继续与算盘、账本打交道。她明白，枪杆子与钱袋子一样重要，一头守江山，一头稳经济，两条线都半点耽误不得。
1949年冬，成都战役硝烟未散，张国华将军就接到中央命令，率十八军组建进藏先遣部队。与此同时，西南财委向樊近真下达指令：随军进藏，负责筹建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办事处。刘岱峰一句“组织需要你”，让她立刻点头。她只提出一个请求——再带一位精通业务的同事同行，最终张英随行。
临行前，他们的小女儿“难难”仍在襁褓。南下、转战、行军，婴孩柔弱，营养匮乏，孩子在新津病故。对于刚做母亲的樊近真，这一击太沉。但行程已排好，她必须向西走。张国华用粗糙的手掌扶住妻子肩头：“革命路上，总要有人顶着风雪。你若退，我心不安。”于是，眼泪擦干，夫妇二人把全部悲恸压在心底，跟随部队踏上那条后来被称作“第二次长征”的川藏古道。
1951年7月，队伍离开甘孜。雀儿山的积雪像刀，刺骨的风卷着碎冰扑面而来，海拔超五千米的稀薄空气逼得人胸腔发痛。樊近真步子蹒跚，李觉参谋长左拉右拽，才把她拖上垭口。山脊还没站稳，黄豆大的冰雹倾盆而下，打在钢盔上噼啪作响。张国华从后面赶到，拍了拍她肩：“快走，别歇，这里容不得咱久留。”几句话，如同冬夜一把火，又像催命的军号。
冷拉山更险，海拔接近六千五，却无人敢退。粮食告急，帐面上携带的银元买不到一粒青稞。樊近真暗暗庆幸，临行前匆忙塞了两斤水果糖在挎包。每逢有人体力不支，她就捏开糖纸塞入口中，一块糖换回一次心跳。这些闪着糖浆光泽的小块头，被战士们戏称“救命豆”。
四个月苦行，终抵拉萨。前线战事尚未全歇，银行却得先挂牌。随军银行的临时金库被安在布达拉宫山脚的一处旧粮仓里，夜里寒风吹得门板作响。樊近真带人清点银元，记录藏钞、章嘎、印第安鹰洋的比值，从凌晨抄到天亮，冻得手指僵硬，不得不用煤油灯烤着笔尖。1952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办事处正式开业，职工不过三十九人，却肩负着打开高原经济脉络的重担。
此后几年，拉萨的集市上出现了从内地运来的布匹、食盐、煤油，商贩逐渐接受人民币，可各种藏钞、银币、甚至印度卢比依旧横行。为了货币归一，办事处得悉心回收旧币，又要保证菜市流通不受影响，难度远比在内地开银行要大。樊近真把自己掰成几瓣，既当宣传员，又做会计，还得时常飞赴山南、日喀则查库兑付。她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再难也得干，西藏的账本，一笔都不能糊涂。”
劳累与高寒没日没夜地蚕食着她的身体。1958年春，她在办公室昏倒，送到拉萨军区小医院时，肝区针扎般疼痛，腹水已经显现。诊断结果：肝萎缩。彼时金绍山之死尚在众人心口淌血，医生小声嘱咐护士：“抓紧给张司令汇报，这回怕是没法拖。”病房里灌注瓶挂了一排，酥油灯的火苗摇动，映得她脸色蜡黄。
张国华摸着她的额头，又一次询问体温，最后终于把心底那句话说出口：“要是真走了，你就睡在对面那座山头，那里雪白，干净。”樊近真眼角溢出泪，却仍勉强一笑：“我还没干完事，哪走得开？”这一笑在场的护士后来回忆起，直说像高原的格桑花。
由于空军运输机临时开辟的航线顺利，樊近真被紧急送往成都，再转北京。协和医院多学科会诊，判定为营养不良导致的重度肝损，加之高原缺氧，幸而治疗及时，捡回一条命。半年后，她体重骤减十五公斤，却仍惦记拉萨那沓未审完的账本，向组织递交请战报告：“身体已可支撑，请批准回藏。”中央考虑再三，决定让她留在成都调养，远程参与西藏货币统一方案的细则制定。
1959年底，随着最后一批藏钞在日喀则集中销毁，人民币正式独霸雪域市场。统计显示，八年间共收兑各类旧币十二种，金额折合人民币两亿元。那一年，樊近真再次登机，风尘仆仆回到拉萨，看到街头小贩熟练数着红一元，脸上那条久病留下的浅浅皱纹舒展开来。旁人问她最大感受是什么，她只说：“咱们的票子，终于在雪山下响当当了。”
时间来到1964年，她因健康原因调回北京，在总行任职。虽未重返高海拔，但每逢西藏寄来报表，她总能从数字里嗅到那片土地的温度。有人劝她保重身体莫再操劳，她却笑称：“我是在西藏死过的人，余下的日子本就赚的，多干一点不打紧。”
张国华晚年每提及此事，仍会叹息那段窗外昼夜呼啸的风，和白雪压弯的松枝。樊近真则更豁达：“那可是1958年，高原眷顾我没让张司令当寡夫。”一句玩笑，让厅里众人莞尔，也让许多年轻干部第一次意识到，人民币能在西藏流通，不仅靠运输线和金融手段，更靠一群把生死写进公文的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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