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的冬天冷得刺骨。尽管是正午时分，太阳也只是悬挂在灰色天空中的一个苍白圆盘，没有任何温度。我跟在一队外国游客后面，呼出的白气瞬间凝结成冰晶。
我们的导游叫李英玉，一个约莫二十五岁的朝鲜姑娘。她穿着深蓝色制服，胸前别着领袖徽章，嘴角始终挂着标准弧度。她的中文流利得惊人，讲解中充满了对朝鲜成就的自豪：“我们的人民享受着免费的医疗和教育”“我们的国家自给自足，不受外部势力影响”。
三天行程里，她机械地重复着这些话语，直到那个意外发生的下午。
那天，旅行团计划参观一座少年宫，但由于临时活动取消了。英玉提议带我们到她的“秘密景点”——大同江畔一处鲜有游客的小山丘。在那里，可以看到平壤不那么“规整”的一面。
风很大，我把自己裹在厚厚的羽绒服里，而英玉只穿着她那件看似单薄的制服外套，鼻尖冻得通红。
“你不冷吗？”我问。
“朝鲜人民有坚强的意志。”她几乎是条件反射地回答，然后顿了顿，望向江对岸隐约可见的居民楼，轻声补充：“其实...有点冷。”
那一刻，她脸上的职业微笑第一次出现了裂缝。
接下来的行程中，我有意无意地跟在她身边，聊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我告诉她北京的冬天现在都集中供暖，室内可以穿短袖；告诉她我家乡的年夜饭桌上总是摆满了各种肉类；告诉她中国大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甚至出国留学。
她听得认真，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但嘴上依然说：“朝鲜的生活方式是最适合我们的。”
转变发生在我们离开平壤的前一晚。旅行团在酒店餐厅用餐时，英玉站在一旁等待。我注意到她的目光在邻桌中国商人丰盛的餐盘上停留了几秒——那上面有鸡肉、猪肉甚至还有一条完整的鱼。在朝鲜，这样的一餐恐怕只有特殊节日或特权阶层才能享用。
饭后，我以感谢她几天来的服务为由，送给她一盒中国巧克力。她的手指轻轻摩挲着光滑的包装纸，突然小声说：“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我们走到酒店大厅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她犹豫了很久，声音几乎被背景音乐淹没：“中国人真的...每天都能吃到肉吗？”
我点点头，给她看手机里普通家庭晚餐的照片。她盯着屏幕，眼神复杂得难以解读。
“在朝鲜，肉是配给制的，”她最终开口，声音轻得像怕被墙壁听见，“我家一个月大概能分到一斤猪肉，通常留给老人和孩子。”她顿了顿，“我读过一些资料，知道中国曾经也有困难时期，但现在完全不同了。”
“你对中国的真实看法是什么？”我终于问出了那个禁忌的问题。
英玉沉默了整整一分钟，环顾四周确认没人注意我们后，她深吸一口气：“我们被教导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走上了错误道路。但是...”她咬了咬下唇，“我私下听过中国广播，看过一些...资料。我知道中国城市夜晚灯火通明，商店里商品琳琅满目，人们可以自由旅行。”
她的声音开始颤抖：“去年冬天，我的祖母因为肺炎去世了。我们的公寓没有足够的供暖，医院也缺少药品。如果...如果她在南方，也许现在还活着。”眼泪在她眼眶中打转，但她迅速擦去了。
最震撼的坦白还在后面。
“我大学时学中文，接触过一些中国电影和小说，”她几乎是在耳语，“我羡慕中国女性可以自由选择婚姻，可以追求爱情。”她停顿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对话已经结束。
“如果有机会，我想嫁给中国男人，”她终于说，声音里混杂着羞耻和渴望，“不是因为他们富有，而是因为他们能给予妻子尊重和选择的自由。我知道这不可能，我们的国家不允许，甚至这样的想法都是背叛。”
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李英玉——不是那个背诵官方口径的导游，而是一个被现实与理想撕裂的年轻女性。
“你会举报我吗？”她突然警觉地问，眼神里闪过一丝恐惧。
我摇摇头，心里却为她担忧。在朝鲜，这样的“错误思想”足以毁掉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
第二天送别时，英玉又恢复了那副标准笑容，仿佛昨晚的对话从未发生。但在握手告别时，她悄悄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用娟秀的中文写着：“请记住，在朝鲜有一个女孩，梦想着温暖和自由。”
在中国，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对另一些人而言，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种认知令人震撼，也令人心碎。而最残酷的是，那个说出心里话的朝鲜女孩，此刻是否正为她的坦诚而惴惴不安？她的未来会怎样？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只有深深的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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