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5日,北京凌晨零下七度,太平湖面的寒雾尚未散去,中南海的小礼堂却灯火通明。周总理的灵堂刚刚布置完毕,毛远新替病中的毛主席查看现场,回去汇报时,只听到老人家用低哑的声音吐出一句:“花圈不要省。”
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合作经历了无数关键节点。追溯二人关系,常被提及的是1935年的遵义会议,彼时毛泽东年仅42岁,周恩来37岁。会后,周恩来自请担任毛的副手,“以后军事指挥,以你我二人负责。”一句话定下了日后三十余年的默契。
1946年秋,延安枣园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毛泽东手托茶杯,翻看国共和谈电报,突然抬头对身边的周恩来感慨:“恩来,你跑得多,心又细,越是谈判桌,越得靠你。”那夜,两人各自闭目养神,第二天周恩来便带队奔赴南京。细节已随时间飘散,惟有一句“你出马,我放心”在工作人员回忆录中屡被提起。
进入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当年3月在西柏坡,中央讨论新政府班子人选,大多数岗位还在摇摆,毛泽东却直接拍板:“总理非恩来不可,谁也别争。”这句话写进了会议记录,也写进了后来开国元勋的集体记忆。半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周恩来兼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期不定,却是众望所归。
同年12月,毛泽东远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进展不顺,苏方屡屡设障。12月16日,夜深人静,毛泽东给国内拍电报,第一句就是:“盼恩来速来。”11天后,周恩来抵达莫斯科。新中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终在1950年2月14日签署,翻阅外事档案,最后一版文本旁边的批示寥寥数字:“可行——毛泽东”。行文极简,却是对周恩来斡旋能力的最大认可。
1957年11月,莫斯科再次迎来中国代表团。赫鲁晓夫在招待会上拿干部问题开场,试图旁敲侧击。毛泽东举杯示意,随后微微一笑:“人才得靠自己培养,邓小平、周恩来,他们比我机敏,敢揭盖子,也敢收拾残局。”在场的翻译回忆,苏方代表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接话。那一刻,毛的“自我贬斥”实则是对周的最高评价。
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周恩来分管国务院每日批件上百份。毛泽东偶尔批注:“此件恩来处置即可”,落款常只有一个“毛”。简单两字,分量千钧。党史研究者统计,仅1961年至1965年,毛对周的口头或书面褒扬多达二十余次,其中既有“最合适的人选”,也有“此人办事稳”。
进入70年代,政治风云骤起。“四人帮”频频对周总理发难。1974年5月,筹备四届人大,江青等人呈交代表名单,周恩来被故意漏掉。毛泽东在大会堂东大厅看完名单,当场把笔重重一摔:“没有周恩来,名单作废。”在场者无不噤声,这一幕后来被陈锦华写进回忆录,字字真实。
1975年初,周恩来病情恶化。王洪文提出“设常务副总理”接替日常工作。毛泽东让毛远新转口信:“国务院只有一个总理——周恩来,不换。”没有其它修饰,态度已再明白不过。有意思的是,同年秋天,毛泽东曾请吴德代笔,起草国务院工作文件,开头依旧写“总理周恩来指示”。字面上似寻常,实则向外界释放强烈信号——任何时候,周的位置不可动摇。
1976年1月11日,人民大会堂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盛赞周恩来“鞠躬尽瘁”。上海街头却出现大字报,指责措辞“过誉”。毛远新赶回向毛泽东汇报,老人家靠在枕头上,缓缓开口:“攻击周总理,人民不会答应,悼词照发。”对话仅此一句,却定下基调。稍后新华社全文播发悼词,未删一字。
“天安门事件”爆发于4月5日。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矛头迅速指向“四人帮”。事态虽复杂,矛盾却在三个月前已有征兆。对周的真实评价,经由民意释放,形成不可阻挡的潮水。毛泽东深居病榻,仍在静静观察。他了解周总理的分量,也明白那股自下而上的情感很难被任何文件或口号抹去。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逝世。两位老战友就此错身而过,一人归去不足八月。毛远新后来在辽宁抚顺“学习班”回忆:“主席最后几天仍念叨恩来,声音极轻,只模糊听见‘他办事,我放心’。”短短十字,已无赘言。国家档案馆馆员核对口述,确认无误后才将其收入《重要人物访谈录》。
时间走远,但大量电报、批示和会议记录依旧静静躺在档案柜里。它们说明,信任与倚重贯穿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全部的合作历程;也说明,在风云飘摇的年代,个人情谊与国家利益并非对立,而是在一次次抉择中相互成全。这些纸张虽然泛黄,却仍能让后人读懂两位伟人间那份沉甸甸的默契与担当。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