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海南那大镇，就在镇子的一角，有一间不起眼的瓦房，破败不堪，如果不仔细看，甚至会以为是间废弃的仓库。
可是就是在这间破屋子门前，天还没亮透，黑压压的人群就已经排到了街角。
这些人穿着土黄色的军装，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皱皱巴巴的纸片，眼神里透着一股子野兽般的亢奋，死死盯着那扇紧闭的木门。
而门里面，是地狱，21个姑娘，最大的不过19岁，最小的才13岁，正蜷缩在发霉的草席上发抖，她们身上的粗布衣早就成了布条，根本遮不住满身的伤痕。
其实这一天，距离这所日军所谓的“慰安所”开张，才刚刚过去第10天。
但就在这短短的240个小时里，那扇木门被推开了3000多次，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事情的起因。
众所周知，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岛后，为了解决所谓的士气问题开始疯狂地在岛上设立慰安所，不到三年光景全岛竟然冒出了70多所这样的魔窟，而那大镇的这间，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很多人可能会问，这些姑娘是从哪来的。
说起来真是让人恨得牙痒痒，当时海口的码头上，大街小巷里，到处贴着那种花花绿绿的招工广告，招收女工，管吃管住，月薪十元。
要知道在那个兵荒马乱，连树皮都被啃光的年代，这十块钱对于一个贫苦家庭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稻草。
于是不少涉世未深的姑娘，或者是为了给家里省口粮，或者是想赚点钱给重病的爹妈抓药，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骗上了车，比如19岁的秀梅原本以为自己是去海口纺纱厂当女工，甚至出门前还特意梳洗了一番，憧憬着发了工钱给弟弟买双鞋。
可等车停下来，她才发现自己被拉到了那大镇的这间钉着木条的瓦房里。
哪里有什么纺纱机，哪里有什么工厂？
迎接她们的只有皮鞭，辱骂和那个暗无天日的隔间，还有一些姑娘连被骗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就是被抢来的。
日军的巡逻队白天就在田间地头转悠，看到谁家有年轻女子就在小本子上记个号，等到半夜三更，一脚踹开大门，拿枪托顶着父母的脑门硬生生地把人拖走。
16岁的阿燕，当时还背着竹篓在山上采茶，结果就这么消失在了家人的视线里，进了那个院子，人就不再是人了，在那大慰安所里，日军定下了冷酷到极点的规则，军官优先，士兵排队，凭券入场。
一张券，只有15分钟，哪怕是牲口，拉磨还得歇一歇，可这些姑娘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
从清晨5点开始，一直到凌晨2点，木门吱呀开关的声音就没停过。
门外的看守手里拿着根竹竿，掐着表，时间一到就疯狂敲打窗框，嘴里叽里呱啦地吼着。
里头的姑娘要是动作慢了，或者体力不支晕过去了，根本没有医生来看，直接就是一盆冷水泼在脸上，醒了继续。
至于吃饭？也就是几碗掺着沙子的稀粥，偶尔能见到几片烂菜叶子。
若是生病了，不仅没有药，换来的只有一顿毒打，在这个魔窟里，生命成了最不值钱的消耗品。
几乎每个月的深夜，后门都会悄悄打开，几个日军抬着沉甸甸的麻袋走出去，趁着夜色扔进后山的乱葬岗。
没人知道那麻袋里的人是死是活，也没人敢问。
第二天，这里又会补进新的面孔，仿佛之前那个活生生的人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其实，这种惨剧不仅仅发生在那大镇，在陵水的军营里，年仅13岁的黎族少女卓亚扁，白天要给日军挑水煮饭，累得直不起腰，晚上还要被拖进那个令人窒息的隔间。
在石碌铁矿，更有300多名从香港，广州骗来的女工，不仅要干繁重的苦力，还得充当发泄工具。
可以说，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炼狱里挣扎，有人试图逃跑，结果被抓回来吊在树上打了三天三夜，惨叫声让整个镇子的人都睡不着觉，有人实在受不了，想寻短见，却连死的权利都被剥夺。
后来，到了1945年，日军眼看要战败了，开始疯狂地销毁证据，那大镇慰安所的档案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那些尸骨也被草草掩埋，仿佛只要烧了纸，罪恶就能烟消云散。
但是，有些东西是烧不掉的，幸存者王志凤到了晚年，还要卷起裤腿给人看，她小腿上有一块碗口大的疤。
那不是摔的是当年她试图反抗时，被日本兵用枪托硬生生砸烂的，她说：那时候我才17岁啊，他们按住我，说我要是再敢动一下，就去崩了我娘。
还有那个叫黄玉霞的姑娘，她的新婚丈夫找了她整整三年，最后在一个荒坡上只捡到了一枚生锈的发簪，人早就没了踪影，如今，那大镇的那间瓦房早就拆了，原址上盖起了新楼，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但是对于那些老街坊来说，有些记忆是刻在骨头里的，偶尔提起当年的事，老人们还会压低声音说：那时候啊，这一片半夜总能听见哭声，渗人得很。
据统计，战时海南有超过一万名妇女被卷入这个系统，可战后敢站出来的幸存者不足百人，她们大多终身不育，一身病痛，在沉默和屈辱中熬过了一生，历史的车轮滚滚，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去。
但是，当我们再次翻开这沉重的一页，看着21人，10天，3000人次这一串冰冷的数字时，不仅仅要感到愤怒，更要铭记，因为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都是一段被强行撕碎的人生。
风吹过椰子林，沙沙作响，像极了当年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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