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初秋的一个清晨，薄雾刚刚从中南海的水面散开，院墙外的石阶上传来匆匆的脚步声。离京两年多的高智提着简单的行李，再次站到熟悉的西门哨位，他想见的人只有一个——毛主席。门岗认出了他，敬礼，挥手放行。时钟指向六点四十三分，露水还挂在柏枝上，这段再相见的故事就此展开。
高智与毛主席的缘分，得从1944年的榆林说起。那年他刚满十七，从绥德师范辍学奔赴延安。彼时的延河边，一排排窑洞灯火通明，年轻的他在中央机要科啃电码、抄译电报。每天都有人悄悄告诉他：“这些龙飞凤舞的字，就是主席亲笔写的。”这种距离让热血的少年憧憬不已。
终于，1944年冬，毛主席牵着小孩散步。高智远远望着，那一身灰布军装在黄土地的寒风里格外醒目。年轻人想上前，却怕打扰；脚步在雪地里迟疑，最终只留下两行浅浅的脚印。回到窑洞，他一夜未眠，心口发热。那次“相遇而未语”，成为他日后无数回忆的开端。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高智随中央机关东进。西山的寒风刮得脸生疼，他却乐在其中：跟着大部队进城，就再也不是“隔墙听令”的小机要，而是真正贴近核心。三年后，1952年冬，他被调入中南海机要室。那天，主任叶子龙拍拍他的肩：“组织决定，让你到主席身边——别怕。”高智心里打鼓，还是脱口而出那句土味理由：“我这口陕北话，主席能听懂吗？”叶子龙哈哈大笑：“他在陕北住了十三年，比你还熟。”
第一次走进丰泽园，高智几乎连手都不知道往哪搁。罗光禄喊了声报告：“主席，新来的高智同志到了。”毛主席放下手中文件，起身，与他握手，连说两声“欢迎”。那掌心的温度，让高智紧张全消。临别，毛主席淡淡一句：“今后帮我做点事。”说得平常，却像嘱托亲人。
接下来的十年，高智见识了另一面的毛主席——夜以继日批阅文件，旧棉袍补了再补，稿费用来接济乡亲。打盹儿的夜里，灯光下的身影始终挺直。偶尔他被吵醒，慌忙请罪，主席也只摆摆手：“没急事，你们也得睡。”句子简短，却能让人愧疚半天。
1958年冬，室内游泳馆边传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毛主席把文件递给高智，忽然轻声道：“我想不当国家主席，你看呢？”高智愣住，犹豫再三，只说：“人民恐怕舍不得。”主席笑说，事务性太多，想留出时间“多想点大事”。几个月后，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外界震动，这个决定，高智早已从那天的池边话语里嗅到端倪。
1962年4月19日午后，颐年堂竹影摇晃。毛主席对高智说，“回陕西吧，打前站。我还要回延安，尝尝小米，看一看黄河走一趟。”这是他老人家第三次提起返乡，语气里有温情，也有不舍。高智的眼眶发烫，答应后与主席合影，那两张黑白照片后来一直压在他的枕边。
5月，带着妻子即将临盆的消息，高智回到西安。月台上，他回望北上的列车，只能把无限牵挂锁进胸口。此后，他寄出本地苹果、小米，写信报平安；深夜梦回，仍常听到主席的长沙口音在耳畔：“延安的山梁，我还要去看看哩。”
1965年那趟探访之后，命运按下了暂停键。文革风雷四起，高智被工作洪流卷得走不开，进京之约一拖再拖。日历翻到了1976年9月9日，清晨的广播忽然传来噩耗，车站里人群呜咽。高智接到电报，腿一软，几乎跪倒。他抢下一张去北京的硬座票，怀里攥着那份讣告，整夜无言。
灵堂里低回的哀乐，绿军装上的勋表在灯下微光闪烁。那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握住毛主席的手——冰凉，安静。高智喃喃：“首长，我来看您了。”无人回应，只有沉默。他想留下守灵，写信请愿，却未得批准。组织让他回西安，说“工作离不开”。
时光滚滚。2003年冬，70多岁的他再度进京，步履蹒跚，却坚持先到纪念堂。玻璃罩内，毛主席仍旧安睡。高智站了足足十分钟，泪水顺颊而下。他说：“见了主席，我心里踏实。”同行人没敢打断，只能默默搀扶他走出大厅。
2016年9月9日，又是那个日子。高智在西安病逝，终年八十八岁。翻看他珍藏的老物件，最显眼的仍是那两张1962年的合影，纸边已微微卷曲。有人算过，从他离京到主席逝世恰是十一年——一个忠诚的机要人员，半生只盼一次重逢，却最终与信守的领袖隔世而望。历史的书页就此翻篇，可那句“帮我做点事”仍在静静回响，留给后人无限唏嘘与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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