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儒家经典《孝经》成为宫廷教化与民间修身的核心典籍。咸和二年（327年），王羲之奉旨为7岁的晋成帝司马衍抄写《孝经》，共计完成10卷，作为宫廷藏书与教化范本。
因纸张材质局限及战乱影响，这10卷作品保存状况堪忧，在唐代之前便大多损毁佚失，最终仅存1卷传世，成为王羲之奉敕书作中极为稀有的遗存。这卷孤本的流传脉络清晰且曲折，自唐代起便备受皇室与名家珍视。
它曾入藏唐玄宗内府，玄宗酷爱王羲之书法，特命人精心装裱，钤盖宫廷印鉴；北宋时期流转至米芾父子手中，米芾对其爱不释手，多次在《书史》中提及品鉴心得；后被纳入宣和内府，成为宋徽宗“宣和书谱”体系中的珍品。
靖康之变后，宫廷藏品散落，此卷不慎流入朝鲜半岛，被当地贵族秘藏。万历年间（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朝鲜之役，掠走此作并带回日本进献皇室，后历经递藏，现藏于日本内阁文库，长期秘不示人，近年才逐步公开范本。
全卷为纸本草书册页，共34页，每页纵约31厘米、横约19厘米，总长超6米，合计2000余字，单字直径约2厘米，大小匀称、排布规整。
笔法上以中锋运笔为主，侧锋辅助添韵，线条筋骨刚健却不失圆融流美，起收笔藏露结合，提按顿挫精准，无丝毫浮滑之感。
字间多独立分布，却通过笔锋态势与构势呼应形成连贯气脉，墨色浓淡、粗细对比鲜明，既符合抄经的庄重性，又兼具草书的灵动韵律。
米芾对其评价极高，不仅提出“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更在《书史》中直言“右军《孝经》，行草之极则也”，意为这是行书与草书结合的典范。对当代草书学习者而言，此卷的实用价值尤为突出。它既保留了晋人草书“尚韵”的核心特质，又因抄经属性具备规整的草法范式，比《十七帖》等书信类草书更易入门。
临摹时，可先通过其匀称的单字掌握正统草法，再研习墨色与气脉的衔接技巧，逐步理解“力与韵”的平衡。相较于其他流传零散的王羲之草书摹本，此卷完整度高、细节清晰，能让学习者直观体悟晋代草书的笔法精髓，避免走偏。
如今，我们将这幅作品进行了博物馆级的超高清12色微喷复制，并添加上释文，做成一款纯手工经折装，以供大家临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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