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的远见与征程 | 吕静教授：MDT如何让治疗更精准，让决策更有温度|mdt|全国肿瘤|内科|吕静|外科|治疗|直肠癌

六载深耕，聚力前行！中华结直肠癌MDT联盟自2019年成立以来，始终以推动结直肠癌多学科诊疗发展为己任，搭建学术交流与临床实践深度融合的平台。2025年11月，第三届中华结直肠癌MDT大赛在山东泰安圆满落幕，全国精英团队以精湛技艺与协作精神，展现了MDT模式在结直肠癌领域的实践力量与创新活力。

值此年终辞旧迎新之际，联盟携手肿瘤医学论坛，精心策划并隆重推出“MDT的卓越之路：联盟的远见与征程”系列权威访谈。本系列特邀业界多位专家学者进行多维深度阐述：联盟创建的初心，剖析MDT大赛对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深远意义，并展望未来结直肠癌多学科诊疗一体化、标准化、同质化的新征程。让我们一同聆听智者之声，见证联盟以MDT为引擎，助力中国结直肠癌防治事业高质量发展！

肿瘤医学论坛：您作为一位资深的内科专家和MDT 实践者，从观察者的视角看，本届MDT大赛中最让您印象深刻的趋势或变化是什么？您认为这种高水平的竞技对全国各级医院开展MDT 的日常实践，最大的启发或借鉴意义在哪里？

吕静教授：

从我个人的观察和我们团队参赛的经历来看，本届大赛有一个非常明显且令人欣喜的趋势：参赛团队成员在MDT讨论时都⾮常从容，能感觉出来很多人都有深厚的⽇常MDT实践积淀。以我们团队为例，参与比赛的成员，包括影像科、病理科、消化科以及我们的领队——肿瘤放疗科的何信佳教授，都是我们医院每周常规MDT讨论的核心成员。即便个别科室因时间关系安排年轻医⽣参加，他们也都是在临床中经常参与真实病例MDT讨论的骨干。这种深厚的实践背景使得他们在面对比赛千变万化的病例时，无需刻意、全面地“备赛”，而是能自然而然地遵循MDT的标准诊疗流程——从辅助科室到外科、介入科，再到内科逐⼀发言讨论。我认为，这不仅是我们团队的特点，也是众多能够突围进入决赛的优秀团队的共同特质。这深刻表明，高水平的MDT竞技，其基石必然是扎实、高质量的日常MDT实践。这正是本届大赛给我最深的感受。

至于对全国各级医院日常实践的启发，我认为意义重大。我自己也参与一些致力于推广MDT模式的学术组织工作，可以说正是从“中华结直肠癌MDT大赛”等活动中获得了诸多灵感。基于这些启发，我们在学术会议中会有意识地设置病例讨论环节，并以一个具体病例为起点，延伸出不同情境下的问题，引导深入探讨，从而将一个主题研究透彻。我们也在积极鼓励、协助基层医院组建团队参与，核心目的是逐步帮助大家建立起MDT的思维模式。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借鉴是，从MDT联盟和大赛的组织中可以看出，外科在MDT中常常扮演着非常关键的主导角色，或者说，许多以手术为核心治疗策略的MDT是“以外科为中心的”。因此，无论是组建区域性MDT协作组织，还是开展学术活动，我都特别注重邀请外科专家，尤其是基层医院的外科专家积极参与。我认为，如果在基层医院能够率先建立起外科医生的MDT意识，那么对于推动MDT模式在当地的真正落地和实践，将会产生非常实际而有力的推动作用。

肿瘤医学论坛：在MDT框架下，肿瘤内科的思维往往是‘全程管理’和‘长期布局’。您认为在MDT 团队中，作为内科医生，如何才能超越‘提供化疗方案’的角色，更主动地为患者的整体治疗策略定调？能否分享一个您通过内科视角改变最终治疗决策的典型案例？

吕静教授：

我非常认同肿瘤内科医生在MDT中扮演着“全程参与者”和“战略协调者”的角色。以结直肠癌肝转移为例，从初诊评估是否需要新辅助治疗开始，到术后辅助治疗，再到后续如果出现进展进入晚期一线、二线治疗，内科治疗贯穿始终。从治疗维度看，内科的参与是全程的。但超越单纯的方案提供者，内科医生的核心价值更体现在对患者疾病“生物学行为”的深度理解和动态把握上。我们全程跟随患者的诊疗历程，结合分子检测结果、前期治疗的疗效反应、以及像MRD（微小残留病灶）监测等新兴手段，能够对肿瘤的侵袭性、治疗敏感性形成最连续、最深刻的洞察。这种对疾病生物学行为的精准评估，是为患者制定个体化、前瞻性整体策略的重要基础。

此外，在实践中，内科医生常常自然地承担起MDT诊疗流程中的“组织者”与“协调者”角色。例如，MDT讨论前，我们常负责整理、汇总所有待讨论患者的完整资料；讨论后，负责将综合诊疗意见传达、落实到各个相关科室；对于需要阶段性评估的患者，也是由我们内科负责跟进、安排复查并筹备下一次MDT讨论。正因为外科同事临床工作极为繁忙，内科医生更主动地承担起这份全程管理与衔接的责任，确保MDT决策能够顺畅、闭环地执行。

说到典型案例，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个与我有些远亲关系的患者。他是一位年轻的dMMR（错配修复功能缺陷）结直肠癌患者，分子检测证实为林奇综合征。按照当时的经典治疗规范和外科医生的初始建议，他本应接受“全结肠切除术”。但在MDT讨论中，我们内科团队基于对疾病生物学行为的新认识（dMMR肿瘤对免疫治疗极为敏感），并结合免疫治疗已显现出的卓越疗效，提出了不同的思路：能否先尝试免疫治疗，而非直接进行创伤巨大、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手术？经过多轮深入的MDT讨论，我们向外科团队充分阐述了依据：从该类型肿瘤独特的生物学行为，到新治疗手段带来的全新预后可能，再到对患者长期生活质量的考量。最终，团队达成了共识，决定先进行免疫治疗。结果令人振奋，患者肿瘤达到了临床完全缓解（CCR）。随后，我们又通过多次MDT，反复评估手术的必要性。基于持续良好的疗效和长期随访的稳定状态，团队最终决定不做预防性的全结肠切除，而是采取密切随访观察的策略。至今，患者无瘤生存已近五年，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保护。

恰恰在此前不久，我接诊了另一位外院转来的类似患者，他已在当地直接接受了全结肠切除术，术后生活质量受到了显著影响。这两个病例的鲜明对比，让我深刻体会到两点：第一，MDT集体决策的力量——独自一人可能难以做出突破常规的重大决策；第二，内科医生凭借对疾病生物学行为和新疗法的深刻理解，在MDT中积极倡导，能够真正推动治疗策略向更精准、更个体化、更优生活质量的方向发展，从而为患者带来切实的、巨大的获益。这就是我对内科医生在MDT中角色升华的切身感想。

本期特邀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