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十答：《商事调解条例》重点解读与实务指引 | 实务方圆|商事调解条例|法律|立法

编者按

2026年1月6日，国务院公布《商事调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商事调解活动的行政法规，《条例》全文33条，将于2026年5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我国商事调解制度从实践探索迈入规范化、法治化、国际化发展的崭新阶段，为优化营商环境、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立法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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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宗旨与核心意义

立法背景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商事争议日益呈现多元化、复杂化、国际化特征。传统诉讼与仲裁机制虽已成熟，但在效率、成本与关系维护方面等方面存在局限。商事调解作为一种高效、灵活、和谐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在国际上广受认可，但在我国长期缺乏统一的法律框架。《条例》的出台，正是为了填补这一制度空白，构建中国特色商事调解体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家战略实施。

根本宗旨

《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旨在规范商事调解活动，有效解决商事争议，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商事调解行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这一定位明确了其作为商事争议解决重要渠道的功能，为商事主体提供高效、灵活的争议解决新选项，也为行业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核心意义

1. 制度定型与法治化：首次系统构建商事调解的法律地位、组织设立、人员资质、活动原则、程序规范与监管体系，为行业提供稳定、可预期的法治基础。

2. 衔接多元解纷机制：完善“调解+诉讼/仲裁/公证”的衔接机制（第七条），推动形成有机联动、协调高效的商事争议解决生态系统。

3. 国际化接轨与竞争力提升：鼓励培育有国际影响力的调解组织（第六条），支持境外设点、规则互认、人才交流，增强我国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的话语权。

4. 科技赋能与模式创新：明确在线调解法律效力（第十八条），鼓励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推动调解工作数字化转型与智慧调解发展。

5. 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等区域的制度试点（第二十四条），为我国建设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提供制度支撑。

十问十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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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条款解读与实务建议

《条例》适用于哪些争议？哪些争议明确排除？

解读：第二条明确适用于贸易、投资、金融、运输、房地产、工程建设、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商事争议。排除婚姻家庭、继承、监护、劳动人事、消费者权益争议及其他依法应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的争议。这一界定既与国际商事调解实践接轨，又考虑了我国法律体系的实际情况。

实务建议：企业应准确识别争议性质，非商事争议应优先适用特别法。建议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商事争议可提交商事调解组织调解”。

设立商事调解组织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批准主管部门是哪里？

解读：第八条确立五项准入条件：发起人为非营利法人；名称含“商事调解”字样；有住所与章程；资产不低于30万元；商事调解员不少于5名并配备专职人员。这一准入标准既保证了调解组织的专业性、公正性，又避免了准入门槛过高制约行业发展。

第九条明确了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即地级市管理权限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设立商事调解组织的初步审查，并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送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由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设立的决定。

实务建议：拟设立调解组织的机构应提前规划法人性质、资金筹备与人才储备，名称应规范，避免使用易混淆表述。新设立的商事调解组织和已设立的商事调解组织，均应该按照《条例》规定将设立申请报送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并经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批准，方可合法合规开展业务。

商事调解员需要具备什么资质？

解读：第十二条列出四类条件之一：

（1）法律职业资格+3年调解经验；

（2）律师/仲裁/公证/法官/检察官经验满3年；

（3）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或同等水平；

（4）条例施行前已从事商事调解满3年且本科以上学历。允许聘任境外专业人士，明确公职人员兼职须合规。

实务建议：现有调解从业人员应尽快对照补齐资质或经验。组织应建立结构合理、兼具专业与公信力的调解员名册。同时，调解组织可以制定选聘境外调解员的标准、程序，为商事调解国际化提供人才补充路径。

调解程序如何启动？当事人可否拒绝？

解读：第十五条确立了商事调解的基本规则：自愿原则，调解须依当事人申请启动，一方明确拒绝则不得调解。当事人可共同选定或委托调解组织推荐调解员。

实务建议：建议企业在合同争议条款中嵌入调解选项，启动调解前宜通过书面方式确认各方意愿，避免单方推进导致程序无效。

调解是否收费？标准如何确定？

解读：第十六条允许调解组织收取合理费用，标准应公平、合理、公开。

实务建议：调解组织应尽快制定透明、细化的收费办法（如按争议金额阶梯收费、按时计费等）并在官网、宣传材料中明示公开。企业在选择调解组织时可将收费标准作为考量因素。

调解能否在线进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解读：第十八条明确在线调解与线下调解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并鼓励运用技术手段提升质效。

实务建议：调解组织应建设合规、安全、便捷的在线调解平台，制定在线调解规则。当事人可优先选择技术支持能力强的组织,尤其是跨地域、涉外争议。

调解协议有何法律效力？如何强化执行力？

解读：第二十二条规定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履行。第二十三条明确可依《民事诉讼法》申请司法确认，获确认后具有强制执行力。涉外商事调解协议可依国际条约境外申请执行。

实务建议：调解协议应载明主要事实、争议事项、协议内容、履行方式与期限等要素，并由调解员签名、组织盖章。为增强保障，建议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可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条款，并及时办理确认手续。

调解信息是否保密？

解读：第十九条确立了调解活动基本规则的核心规定之一即保密原则，商事调解以不公开进行为原则，除非当事人约定公开（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除外）。调解组织与调解员负有保密义务，仅在当事人书面同意或依法应披露时可例外。这一规定契合了商事主体对商业秘密保护的高度需求，又增强了商事调解的吸引力。

实务建议：调解前可签署保密协议，明确保密范围、例外情形与违约责任。涉商业秘密、技术信息的争议尤应重视保密安排。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等开放前沿区域，《条例》提供了哪些特殊发展空间？

解读：第二十六条设置区域性试点条款，针对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争议解决需求，支持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第二十四条亦为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等区域预留制度创新、探索商事调解新模式法律空间。

实务建议：大湾区企业及机构可密切关注三地调解规则对接进展，积极参与试点项目。涉及港澳主体的争议，可优先选择纳入大湾区协同机制的调解组织。

Q10

违规开展调解活动有何法律责任？

解读：第二十八至三十条设定行政处罚：擅自开展活动罚款10万—3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组织违规开展业务可被警告、罚款、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证书；调解员严重违规可被警告、罚款、暂停业务1—3年。

实务建议：调解组织应建立健全业务管理、利益冲突审查、投诉处理等制度（第十三条），定期开展合规自查。调解员应严守中立、勤勉尽责，避免利益冲突与虚假调解。

制度创新与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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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国际、科技赋能与中国特色

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相结合

《条例》充分体现了立足国情、对标国际的立法思路，不仅构建国内制度框架，更通过第六条（培育国际影响力组织）、第二十四条（境外设点与开放试点）、第二十五条（国际规则参与与人才互认）及第二十六条（粤港澳大湾区衔接），系统推进我国商事调解的国际化进程，彰显我国建设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的决心。

科技赋能与程序创新

第十八条明确鼓励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提升调解质效，并赋予在线调解同等法律效力。这既顺应数字化趋势，为智慧调解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降低解纷成本、提高效率、扩展服务覆盖提供了可及性。

监管体制与行业自律并重

《条例》确立了司法行政部门主导、行业自律组织配合的双层监管模式（第四、五条）。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准入审批与日常监管，行业组织依法开展自律，既保障监管有效性，又尊重行业自治规律。

协议效力与执行机制突破

第二十二条明确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二十三条衔接司法确认程序与国际执行条约，从根本上解决了商事调解协议效力不明、执行乏力的问题，增强了调解的制度吸引力。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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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展望与潜在挑战

《条例》的颁布只是第一步，其实施效果取决于配套制度建设和实践发展。以下几方面值得关注：

配套细则亟待完善

《条例》第三十一条授权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具体管理办法，未来需就调解收费、在线调解规则、境外组织准入、调解员培训等出台可操作细则，并与《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等做好相关法律衔接，也需要通过司法解释或部门规章进一步明确。

过渡期平稳过渡

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要求已成立组织在一年内办理执业手续。这一过渡期安排是必要的，但如何确保现有调解组织、业务平稳过渡，避免服务中断，需要司法行政部门制定清晰详细的过渡方案。

国际竞争与合作

随着我国商事调解市场的开放，本土调解组织将与国际知名调解机构同台竞争。如何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机构，同时通过国际合作提升整体水准，尤其是推动调解员能力国际互认（第二十五条），将是行业发展的关键课题。

监管能力建设

《条例》赋予了司法行政部门对商事调解组织的监督管理职责，但商事调解的专业性与国际性对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监管部门需培养具备法律、贸易、金融等复合知识的监管人才，建立适应商事调解特点的监管模式。

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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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与商事调解新时代的策略建议

《商事调解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商事争议解决进入“调解赋能、多元协同”的新阶段。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商事调解的行政法规，它填补了制度空白，构建了系统、科学的商事调解制度框架，既借鉴了国际先进经验，又体现了中国特色，为商事主体提供了更加多元、高效、专业的争议解决选择。2026年5月1日施行在即，各方主体应主动适应、积极布局：

对企业与市场主体

重新审视合同争议解决条款，将商事调解纳入优选路径；善用调解的保密、灵活特性处理涉密或长期合作争议；熟悉调解规则与流程，培养“调解优先”的解纷文化。

对法律与调解从业者

深入学习《条例》精神，提升专业能力；助力机构合规设立或优化现有调解机制；探索“调解+科技”“调解+涉外”等服务新模式。

对行业与监管机构

加快出台配套细则（如调解组织管理办法、收费指引、在线调解规范等），构建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推动跨区域、跨领域调解协作网络建设；加强宣传推广，提升商事调解的社会认知度与信任度。

《商事调解条例》的出台不仅是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更是国家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部署的重要法治举措。随着配套制度的完善和实践的发展，商事调解有望成为与诉讼、仲裁并驾齐驱的争议解决方式，为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作出重要贡献。我国商事调解行业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舞台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各方主体应主动理解、积极运用这一新制度工具，共同推动中国商事调解事业的专业化、国际化发展，为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贡献更加高效、和谐的解纷力量。

来源：浩天研究院

编辑：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