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1月的清晨，乌鲁木齐气温跌破零下二十度，军区大院的灯光却亮了一夜。年过花甲的王恩茂合上档案夹，眉心仍锁着褶皱——干部紧缺、民族关系、边防稳固，件件都是麻烦事，却件件不能拖。就在这种节骨眼上，一封厚厚的匿名信即将从克拉玛依寄到自治区党委办公室，信里只写了一个名字：章翰龙。
第二天，信件送到王恩茂案头。拆开信封的瞬间，浓重的火药味扑面而来，“政治不清”“重用有问题人员”这样的字眼赫然其上。那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一旦坐实，相关干部恐怕立刻停职。一旁秘书低声提醒：“要不要先让纪委插手？”王恩茂摆手，“先把情况搞明白再说。”
一辆吉普车连夜出发，横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十二小时后抵达克拉玛依石油化工总厂。王恩茂没通知地方领导，直接在职工礼堂叫来厂党委几位负责人，一杯清水、一支铅笔，把揭发信内容逐条摊开，逐条核对。会场里只闻铅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厂党委书记说明：章翰龙，36岁，北京石油学院高材生，1957年因“右派”帽子下放地方。1960年问题澄清，被人推荐到克拉玛依。短短一年，他主导的催化裂化改造，让原油日产量从八百吨蹿到一千四百吨，废油率下降一成。书记补了一句，“没他，这条生产线还卡着脖子呢。”
王恩茂眉头松了几分，却仍追问细节，例如“技术方案谁审核”“班组意见如何”。他要的不是辩护，而是事实。十来份试验记录、对照曲线与财务报表一一呈到桌上，数据说话，比任何口号都硬。
傍晚时分，王恩茂走进操作车间。炼油炉前热浪逼人，章翰龙穿着旧工作服，正靠在仪表旁记录读数。将军没亮身份，先问：“装置试车难度在哪？”章翰龙抬头，爽快地答：“关键是塔顶温控不稳，一乱就全线降产。”一句话击中要害。二人又聊了十多分钟，技术细节、现场管理、原料配比，章翰龙均信手拈来，没有半点回避。
夜色降临，厂区礼堂灯火通明。王恩茂提笔在会议纪要上写下八个字：“政治结论，实事求是。”随后宣布：章翰龙继续留任，并升为技术副厂长。有人窃窃私语：“这可冒险。”王恩茂抬声回应：“知识分子若真心报国，我们为什么不用？若人人疑邻盗斧，新疆建设从何谈起？”一句重锤，把杂音压了下去。
一个月后，自治区党委会议通报此事。王恩茂强调，对待受过历史错案波及的干部，一看现实表现，二看业务贡献；不搞一棍子打死，更不能因流言耽误生产。会后，新疆各行业凡遇类似情况，先调查核实再作决定，成了不成文的惯例。
时间来到1962年年底，克拉玛依石化总产量创下建厂以来最高纪录，技术骨干队伍也空前稳定。章翰龙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在戈壁滩施展拳脚。一次闲谈，他笑着说：“当初以为要在车间混日子，没料到还能干点像样的。”工友拍拍他肩膀，“是王政委撑腰，我们才心里踏实。”
经历这场风波，王恩茂更意识到人才的重要。1963年至1965年，他先后推动三项政策：技术骨干住房优先、家属随迁优待、子女受教育指标向边疆倾斜。政策一出，呼和浩特、兰州、成都等地上百名石油、地质、农机专家陆续报名援疆。有人戏称“王恩茂又在挖内地墙角”，他却说：“人才进来，新疆才能扎稳根。”
时间快进到1981年春。中央一纸任命，再次把已近古稀的王恩茂请回新疆。十余年风云变幻，机关里不少熟面孔已经调走。最大的难题依旧是“留得住人”。王恩茂走遍乌鲁木齐、昌吉、库尔勒，一趟趟下车间、进校园，问吃住、问家事、问科研条件。他常说一句话：“别把自己当过客，新疆需要你们的长久打算。”
4月的一次座谈会，他透露父亲临终遗愿：“想落叶归根回到江西永新。”可老人最终葬在乌鲁木齐南山，陪伴儿子。将军敞开讲，“连父亲都把新疆当成第二故乡，你们呢？”一句看似轻描淡写，却击中不少人的软肋。有干部当场红了眼眶，长叹一声：“要走就早走了，现在真舍不下。”
不久，自治区统计局发布数据：1981年底，新疆留下的内地专业干部比年初增加七成。原因无他，信任加实惠，再加一点情怀。一位地质队老工程师给同事写信，“王老不走，我也不走，沙漠戈壁总得有人打基础。”
回头审视1962年那封揭发信，它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荡起的涟漪却一直扩散到数十年后。重用章翰龙不仅拯救一条生产线，更折射出王恩茂用人、育人的思路：政治警惕性不能放松，但经济建设同样不能耽误；对人要看现在，看贡献，不能只盯着旧标签。正因如此，那些原本犹疑不定的知识分子才愿意在大西北扎根，把实验室搬到戈壁滩，把青春写进油井和棉田。
王恩茂1988年离休时，新疆石油日产量已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相比翻了数十倍，背后是无数技术人员夜以继日的坚守。假如当年对章翰龙的任用被“政治问题”压下，故事或许另写。所幸历史没有走偏，揭发信的余波被事实抚平，也为后来者留下宝贵启示：在关键时刻，信任常常比命令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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