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因“酒池肉林”而亡国？那西大呢？|周人|周公旦|商朝|商纣王|诸侯国

一、商纣王的抽象暴行

说起商朝的残暴昏君，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末代商王帝辛，也就是所谓的商纣王。

比如著名的酒池肉林，《史记·殷本纪》记载：“（纣）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传统观点认为，肉林指悬挂的大量兽肉，供纣王和宾客无尽享用，象征极度奢侈：现代观点认为，商朝存在大规模人祭，祭祀后分食祭肉，喝祭酒是重要环节，具有宗教和政治双重含义。

“酒池肉林”这种商朝盛大人祭的场景，对于后世被保护的太好的巨婴宝宝们，太有冲击力了，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

司马迁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想象，给出一个他认为合理的解释。

除此之外，商纣王干了许多看起来十分变态抽象、匪夷所思、吸引眼球的暴行。比如：

砍开徒步涉水人的腿，看骨髓是多是少；

炮烙之刑，让人在烧红的铜柱子上行走；

破开孕妇的肚子，看婴儿是男是女；

挖名为虿（chài）盆的大坑养万千毒蛇，把犯人推里面活活咬死……

纣王暴行的猎奇程度，堪比牢A直播中的牢真讲述的那些恐怖故事。

犹他州可以说是邪教建立的州，邪教徒是常态，正常人属于外来者。

牢真在犹他州目睹蟹脚各种抽象行为艺术，什么高达圣诞树，两脚羊现点现杀、半扇人，风干人法器、葡萄糖填鸭式喂养，远远超出了东大那些被社会主义保护的巨婴宝宝们的想象范围，让人觉得难以置信，但是其描述的细节之逼真又不像是编的。

有专门研究西藏宗教的网友指出，高达圣诞树就是西藏密宗的 “四洲赞垛”，是一种用人类尸体摆出的大型法阵，已知的最后一次出现，是妄图咒杀解放西藏的解放军。牢真描述的细节之具体，要么是见过原型，要么是看过详细的档案，但是后者只有持介绍信的研究者才能接触到。

西藏解放后，新中国采用了类似周对商的策略，将那些邪祟至极的宗教信仰和相关暴行信息进行彻底抹除，防止其遗祸人间，只是在博物馆里保留了一些诸如嘎巴拉碗，人皮唐卡、阿姐鼓等文物，让人们记住革命的意义。

周朝则消灭得更为彻底，最迟到战国时期，商朝暴行已被人遗忘，到宋朝之前都是闻所未闻，却又在元朝话本里再度出现，最终成为明朝时期《封神演义》中的情节，与之类似的还有《西游记》。

明朝人是如何想象出诸如狮驼岭、虿盆这些抽象玩意的呢？

明朝推翻的元朝是异族统治，元朝统治者信奉西藏密宗，而密宗经常进行活人祭祀，用人体零件制造法器，擅长各种杀人方法，以及从临场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放大牺牲的痛苦又让人一时死不了的折磨技巧，因此文人们很有可能是把元朝的一些骇人听闻的传闻，添油加醋写到小说里了。

比如，密宗里是真的有用人的大腿骨做成的法器，藏语被称为“罡洞”，是可用来吹奏的骨笛，音色凄厉如鬼哭狼嚎，通常用于驱魔仪式（到底谁才是魔？）。

法器品质高低，决定了驱魔效果的好坏，跟骨头来源的质量密切相关，因此骨髓多少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经常制作骨笛的法师，可以在杀人之前就预判骨头质量的优劣。

杀人切腿验髓的事迹，很可能来自密宗喇嘛制作人骨笛的故事。否则正常人想破头，也编不出如此抽象的杀人理由。

西藏骨笛

西藏解放后，喇嘛们在西大庇护下，跑到了西大安营扎寨，他们的非遗传承也就来到了西大，跟当地来自全世界的各种乱七八糟宗教相互交流学习，牢真有幸（或不幸）窥见了冰山一角。

商朝宗教的活人祭祀、杀人艺术，我们将其看做华夏文明之下水道，却很可能被教徒奉若神明，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被隐秘传承下来。苯教密宗跟商朝宗教很可能有继承关系，但是殷墟考古发现了那么多殉葬坑，几千具人祭人牲，都没有发现诸如罡洞、嘎巴拉碗之类的抽象玩意，这些应该是后世传承者们做的创新，青出于蓝了属于是。

从武丁到纣王，活人祭祀的频率和规模都在大幅缩减，纣王的暴行要远远少于他的前辈先王们，甚至纣王很有可能是个宗教改革派，他需要的就是发动底层力量对抗神权贵族，怎么会明目张胆干这些得罪底层的行为艺术？

二、纣王罪行隐含的秘密

历史学家顾颉刚对纣王的70条罪状进行逐一考据，发现其中大都是后世逐渐叠加的结果，在西周《尚书》中记载的纣王罪行（相当于对纣王的宣判书），只不过才六条，具体包括：

“酗酒、信有命在天、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上古指地位低下的人）、听信妇人之言、不留心祭祀”。

孔子弟子子贡（端木赐）曾经曰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意思就是说，其实这纣王的坏啊，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只不过君子们厌恶处在下流的人，人一旦名声不好了，成了坏人的总代表，就什么屎盆子都扣他头上了。顾颉刚则说：“纣的恶行是各时代人按需添补的箭垛式人物。”

最初的纣王六条罪状虽然内容很少，看起来也不够劲爆，但是透露出来的信息量却很大，这本质上是反商集团的政治宣言。

首先，这些罪状基本都可以归结为：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比起武丁时期，以妇好为代表的军政一肩挑的后宫天团，妲己的后宫干政，属于幼儿园还没毕业的水平；

“ 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翻译一下就是不看出身，不拘一格降人才，比如商汤任用后厨打酱油的伊尹，武丁拜工地搬砖的傅说为相，西伯侯姬昌发掘直钩钓鱼老汉姜尚，难道不是“ 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

这些事例都是贤明君主的标配，怎么到了纣王这里就变成罪状？

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双标？

“信有命在天”，那就更是笑话。

历朝历代，哪一个君主不说“天命在我”？

“不留心祭祀”，就商朝那种崇尚鬼神，大肆搞活人宰杀的邪典祭祀，不重视祭祀难道不是善政？

就算商朝因为人祭，真的有酒池肉林，那么真正盛大的酒池肉林，应当发生在商朝盛世——武丁时代。

甲骨文记载，武丁时代最大规模的一次祭祀，消耗了一千头牛，一千个人牲。把这些祭祀用的肉都给分割了挂起来，确实可以称之为“肉林”。

但你应该去攻击商高宗武丁啊，纣王是主张尽量减少人祭甚至不进行人祭，攻击他不是张冠李戴吗？

纣王可能唯一算罪状的就是“酗酒”。

酒后开车酒后上班都比较耽误事，直到今天都是公务员的红线。

然而，大邑商酗酒是全民性的。酒后那种飘然欲仙、甚至产生幻觉的状态，有助于他们与神灵和祖先沟通。每逢祭祀必饮酒，而且是大规模集体酗酒。

养成酒瘾之后，没事也喜欢整两杯，这不是人之常情？

就好比西大飞叶子，前总统奥巴马抽，首富马斯克也抽。

虽然东大坚决不抽，但我们也从来没把它当做一条拿得出手控诉西大的罪状？

跟大麻产业跟AI抢电拖科技后腿不同，大邑商全民酗酒，反而证明了生产力相对发达，存在较多粮食剩余。当然，也可能是大邑商吸血有术，周边方国饿得饭都吃不上了，他们却可以大肆挥霍粮食。

但至少在大邑商控制的范围内，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社会分工比较精细，不仅存在专业的酿酒作坊，酒器制造也很普遍，而且存在常态化的交易市场。

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在郑州二里岗和河北藁城台西等商代遗址，都发现了规模可观的酿酒作坊遗迹。妇好墓出土的210件青铜器中，酒器就占了约74%，表明妇好生前也是热爱饮酒。在地位较低者的墓葬中，也常随葬陶制的爵、觚、斝等酒器。

但是在生产力尚不发达，土地也不够肥沃，在土中艰难刨食的周人看来，大邑商全民酗酒，无异于韩国人看中国人把西瓜拿去喂猪时集体破防。

这实在是太暴殄天物，太令人发指了！这简直是在侮辱韩国，中国人都该死！

正是因为把酗酒作为商朝头号大罪，西周建立后，周公旦颁布了著名的《酒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禁酒令之一。它严格限制饮酒场合，特别是对周人群体饮酒处罚极重，最高为死刑，所谓“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周人甚至将承放酒器的案台称为“禁”，以示警戒。尽管周朝如此严格禁酒，最迟到春秋时期，酿酒业就成为各个诸侯国的支柱产业和重要财税来源。

三、商朝的“东林党”祸国？

至于其他几条看似不成罪状的罪状，如果控诉的视角转变一下，站在大邑商的神权资本集团的角度，一切都合情合理。

君王 “信有命在天”，潜台词就是没有我们神权资本什么事了，该死！

“ 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 ”，放着我们这些贵族长生种不用，居然把权力都给那些泥腿子短生种，大大的该死！听信妇人之言也是同理。

美国白人MAGA群体仇视有色人种的动机，跟商朝贵族的心理一模一样。

“不留心祭祀”，人祭规模大幅下降，那我们这些神棍还怎么忽悠别人给我们上贡呢？

啊不是，是怎么传达上帝的旨意教化万民呢？纣王真是该死得不能再死了。

商纣王是因为成为亡国之君，才被扣上这些恶名，而不是因为这些恶行，所以导致亡国。儒家史观的倒果为因的解释逻辑，带有显著的辉格史观色彩。

东方的儒家约等于西方的自由党，仁义礼智信相当于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本质是为胜利者裱糊刷漆的一套话语体系。在革命初期可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脱离现实，弊端更多。

纣王的六条罪状告诉我们，反商集团的主力，并非小邦周牵头的“抵抗之弧”，而是大邑商内部的神权资本集团。

六条罪状中的五条，都是从他们的立场来说的。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周武王姬发和姜尚甚至不惜大搞双标，唾面自干；真正属于小邦周的私货，就只有“酗酒”这一条。

姬周翦商与满清入关，相隔约两千六百多年，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两者一正一邪，但是从这件事发生的过程来看，却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商朝的神权资本集团，相当于明朝的浙闽走私集团及其政治代言人“东林党”，两者的目标，都是实现资本的无限增殖（也就是俗称搞钱）。

对于这一目标造成阻碍的一切因素，都要消除。

其中最大的阻碍因素，当然就是君主的王权。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们不惜勾结外来武装，用暴力推翻王权。西边的姬周，东北的后金，就是扮演外来武装的角色。

两者都是借鉴了之前的成功经验。

商代夏，其中就有神权资本集团活动的身影，在商朝，神权资本集团获得了远超过前朝的美好时光。他们极为渴望旧梦重温。

明朝之前的元朝，是浙闽走私资本集团历史上最美好的时光。蒙古人成了甩手掌柜，资本集团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在自己地头上为所欲为，他们希望重新回到元朝的好日子。

四、失控的入侵

出乎资本集团意料的是，他们引入的外部武装集团，都极大超出了他们的掌控。

牧野之战之后，姬周众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担忧政权随时可能倾覆。周武王姬发号称忧惧致死（真实死因存疑）。武王一死，武王的弟弟和纣王之子武庚相互勾结造反，幸好周公旦临危不惧，坚决出兵平叛，稳定了局势，然后又采用一系列分化拉拢，揉沙子，使绊子等政治手腕，将殷商移民分化镇压，再用姬周亲族分封建国的方式，镇压四方反抗势力，同时进行宗教改革，用封建礼乐制度替换殷商拜鬼邪教，前后持续近百年，才把局势稳定下来。

姬周封建的分割与监视，重农抑商，贸易网络被分割得支离破碎，长途贸易变得困难重重，贸易和金融相对于商朝大幅倒退，从根本上扼杀了神权资本赖以生存的基础。殷商遗民只能以不同的生存形式，龟缩在宋、卫、陈、郑、鲁、中山、孤竹等诸侯国接受长期改造，其中大部分摒弃殷商陋习，拥抱周礼，与华夏融为一体。

清兵入关之后，洪承畴与孝庄太后勾结，二人私生子洪玄烨移花接木代替真玄烨，成为康熙，满清变为洪清。洪承畴与洪玄烨父子，利用敌明我暗，且对各方势力内情深度了解的优势，抓住各方弱点，用杀戮、愚民、隔绝内外科技文化交流，满蒙回藏相互牵制等手段，建立了一套十分精密的维持脆弱僭主政治的统治体系：

八旗基本盘送到各种战场上当炮灰，封锁东北，杜绝女真人另立山头的可能性；

把晋商封为八大皇商，实际是架上文火上慢慢烤，令其不得不忠心耿耿效忠洪清，等到自己站稳脚跟后，再用商战手段将晋商势力挨个收割，抄家灭族；

实施严厉海禁，封锁除了自己之外的江南和福建海商走私的可能性，在广州搞一口通商，利用十三行白手套从对外贸易中攫取巨额利润；

用大运河汲取江南富庶之地的资源，用文字狱控制汉族文人的思想，用屠杀来对付民众的反抗；

用密宗控制内蒙和西藏，隐性灭绝其人口，扑灭其反抗的土壤。洪清王室则暗戳戳地将福建地方信仰妈祖封为天后（这原本是武则天的封号），神格达到极致，列入国家祀典。在沈阳故宫太庙北面专门盖一座天后宫。

更骚的操作来了。帝都北京不靠海，洪清皇帝怎么拜妈祖又不露痕迹呢？

康熙年间，碧霞元君和妈祖开始实现信仰合流，两个神祇共享“天后和碧霞元君”的称号。在北方许多地区，信众有时会直接称妈祖为“碧霞元君”，或在庙宇匾额上同时悬挂“天后宫”和“碧霞元君”的称号。

于是，在北京只要拜碧霞元君庙，就相当于拜妈祖了。

碧霞元君原本是泰山女神的封号，又被称为泰山奶奶。清康熙二十一年，册封琉球正使汪楫在出使前，梦到“碧霞元君”，后至杭州谒天妃宫，见宫前幡旗上书“碧霞元君”，又通过查阅《天妃经》，证实早在崇祯十三年，就曾经把妈祖封为碧霞元君，方才恍然大悟，认定梦中示现的碧霞元君就是天妃妈祖。这个被详细记录的故事，成为两位女神在官方和精英观念中合流的关键证据。

然而，这个说法只有汪楫这一个孤例，无论是明朝的官方档案《明实录》，还是记录妈祖历代封号最权威的《天妃显圣录》、《敕封天后志》等文献，都完全没有记载这次所谓的加封。

你说巧不巧，崇祯十三年，就是1640年，洪承畴大督师在松锦之战中被俘，也是洪清宇宙开启的那一年。

这个事情唯一的作用，就是使得康熙年间把妈祖封为碧霞元君这件事，显得不那么突兀，纯属此地无银三百两。

姬周和洪清最大的不同，周人将自己看做华夏文明的继承者，中华大地的主人，他们在稳固统治的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洪清作为双重寄生者，一切以维稳为重，处处搞投机，为此不惜灭绝华夏文明的活力。

五、失控的入侵

商纣王，本质上就是三千年的崇祯皇帝。

纣王帝辛和崇祯朱由检，年富力强，看到国家积弊重重，准备大施拳脚，革除弊政，但在无形中动了太多人的蛋糕。

与其说，君王倒行逆施导致亡国，不如说，资本集团为了对抗改革，不惜里通外国，反攻倒算。

商纣王如此，崇祯也是如此。

如果换成资本集团的视角，翦商和入关，从出发点上看如出一辙。

翦商是出自坏的动机，结果意外给执行好了，华夏文明重开新天，延续至今。

甚至可以说，华夏文明的基础，是西周奠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