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24年7月，内蒙古榆木川。
正值盛夏，草原上的热浪烤得人心里发慌，可大明皇帝的营帐里，气氛却比冰窖还要冷。
64岁的永乐大帝朱棣，这位狠了一辈子的硬汉，刚刚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下子，大明王朝的天实际上已经塌了一半。
帐篷外头，汉王朱高煦带着几万精锐铁骑虎视眈眈，这可是个做梦都想当皇帝的主儿；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太子朱高炽对此还一无所知。
要是皇帝驾崩的消息漏出一丁点风声，一场血腥的叔侄内战立马就会引爆。
现在的难题是，怎么在野心家的眼皮子底下，把一具注定要腐烂的尸体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回北京？
内阁首辅杨荣盯着角落里的一堆锡器，想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意。
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还得从半年前那场著名的吵架说起。
那是永乐二十一年底，边关传来急报，鞑靼太师阿鲁台又来大同捣乱。
朱棣一拍桌子，这位在马背上过了一辈子的皇帝，当场决定发起第五次北征。
这时候，管了二十年钱袋子的户部尚书夏原吉站了出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陛下，真不能再打了。”
朱棣冷冷地看着他：“为何？”
夏原吉抬起头，眼泪都要下来了：“连年打仗，国库早就空了，老百姓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再打下去，大明朝的家底儿就被掏空了。”
朱棣大怒，他这辈子最恨别人质疑他打仗的本事，当即下令把夏原吉关进大牢，还派人去抄家。
结果呢？
抄家的人回来报，这尚书家里除了几件破衣服和烂瓦罐，竟然穷得叮当响。
朱棣虽然心里震了一下，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1424年4月，他带着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开出了北京城。
为了防止后院起火，他还特意把那个最不安分的二儿子——汉王朱高煦带在身边。
这大概就是老皇帝的心思：把野心家带在身边看着，总比留他在后方搞小动作强。
谁知道，大漠里的仗，从来不是靠人多就能赢的。
五十万大军进了漠北，就像一记重拳打进了棉花里。
那阿鲁台鬼得很，搞了个“坚壁清野”，带着部落和牛羊早就跑没影了。
明军一路往北走，除了一望无际的枯草和漫天的风沙，连个敌人的鬼影子都没见着。
这一路，朱棣的心情是越来越沉重。
每往前走一步，烧的哪是草料，分明是大明朝的民脂民膏啊。
到了答兰纳木儿河，还是一无所获。
朱棣骑在马上，望着苍茫的草原，心里估计也泛起了一丝后悔。
为了给这次劳师动众找个台阶下，走到清水源时，朱棣让人在石崖上刻了一行字：“使万世后知朕亲征过此也。”
这不仅仅是刻给后人看的，更是为了安抚他那颗骄傲又失落的心。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这位六十四岁的老人，身子骨彻底垮了。
七月十六日，大军到了苍崖戍，朱棣突然觉得不舒服。
这病来得太快，就像山倒一样，仅仅过了一天，队伍勉强挪到榆木川，皇帝就已经起不来床了。
这地方叫“榆木川”，是因为河谷两岸长满了榆树。
现在看是风景秀丽的旅游点，但在六百年前的那个晚上，这里就是死亡的终点站。
临死的时候，朱棣把闲杂人等都赶了出去，只留下了杨荣和金幼孜几个心腹。
这会儿的他，不再是那个威风八面的永乐大帝，只是一个垂死挣扎的老头。
他费力地喘着气，突然说出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傻眼的话：“夏原吉爱我。”
短短五个字，字字千钧。
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承认自己错了。
他以为夏原吉是跟他过不去，却不知道那个敢冒死拦着他出兵、被他关进大牢的人，才是真正爱护他、爱护这个国家的人。
如果当初听了夏原吉的话，何至于劳民伤财、无功而返，最后还要客死异乡？
但这句后悔来得太晚了。
七月十八日，朱棣驾崩。
真正的危机，在皇帝停止呼吸的那一秒才刚刚开始。
随军的汉王朱高煦手里握着兵权，一旦知道老爹死了，他极可能学当年的朱棣，直接从这儿杀回北京抢皇位。
可这儿离北京还有几百里地，正是大夏天七月，尸体如果不处理，两三天就得发臭。
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郊野外，既要防着尸体烂，又要防着儿子反，咋办？
杨荣和金幼孜当机立断：秘不发丧！
他们让人把军中所有的锡器都收上来，连夜融化。
在帐篷密闭的空间里，滚烫的锡液被浇筑成一个密封的内棺，把朱棣的遗体严严实实地封在里面。
锡这东西密封性好，既能隔绝空气延缓腐烂，又能防止尸臭飘出去。
为了演好这出戏，杨荣他们也是拼了。
每天早晚，太监们照常把御膳端进皇帝的帐篷，过一会儿再把空碗端出来，假装皇帝还能吃饭。
所有的军令照常以皇帝的名义发出去，除了几个核心人物，连守在门口的卫兵都不知道里面那位“万岁爷”，早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杨荣派亲信太监海寿带着密诏，快马加鞭赶回北京，通知太子朱高炽做好准备。
就这样，一支庞大的送葬队伍，伪装着凯旋的样子，护送着一口装着尸体的锡棺，在汉王朱高煦的眼皮子底下，缓缓向北京进发。
这二十多天的路，对于知情者来说，每一秒都是煎熬。
后来民间传说，为了盖住尸臭，杨荣让人买了一车咸鱼混在车队里。
这其实是把秦始皇死在沙丘的故事给嫁接过来了。
明朝这口“锡棺”，才是真正的技术流，根本不需要咸鱼来掩人耳目。
直到大军到了北京周边，太子朱高炽已经控制了京城防务，并派皇太孙朱瞻基带兵迎接，杨荣这才正式宣布：皇上驾崩了。
汉王朱高煦这时候才恍然大悟，可大势已去，他只能眼睁睁看着皇位落到了哥哥手里。
新皇帝朱高炽继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天牢。
他亲自放出了那个被关了许久的夏原吉，流着泪传达了先皇临终前的那句“夏原吉爱我”。
夏原吉听完，伏在地上痛哭流涕，泣不成声。
随后，大明王朝彻底转了个弯。
朱高炽听了夏原吉的建议，停了下西洋的庞大船队，停了漠北的军事远征，减免赋税，休养生息。
那个金戈铁马的永乐时代结束了，一个“仁宣之治”的盛世由此开启。
如今，当你走进内蒙古多伦县的“万亩榆木川”景区，看着那些活了几百年的古榆树，很难想象这里曾发生过怎样惊心动魄的一幕。
这里没有宏伟的纪念碑，也没有专门的博物馆，甚至很少有游客知道，那位修故宫、编大典、派郑和下西洋的千古一帝，就是在这里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朱棣一辈子都想建立不世之功，想让万世后人记住他在石崖上的刻字。
可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那行刻字早就风化模糊了，反倒是他临终前对忠臣的悔悟，以及那口在此地浇筑的锡棺，成了历史长河里更耐人寻味的故事。
或许，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懂得什么时候停下，比懂得怎么进攻更难；听得进逆耳的忠言，比听得见山呼万岁更贵。
榆木川的风依然在吹，仿佛还在诉说着六百年前那场未完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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