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9日的凌晨，灯火还亮着的北京西郊机场迎来刺骨寒风。几位身着深色呢大衣的政务院工作人员小跑着往返，他们正为周恩来即将飞赴莫斯科做最后确认。有人低声嘀咕：“总理一走，国内这么多摊子怎么办？”话音刚落，又被同伴用肘碰了碰，提醒他收声——因为毛泽东不久前已经给出了答案，只是多数人还没回过神来。
时间要拨回三天前。1月6日，中南海怀仁堂里气氛并不轻松。毛泽东仔细浏览桌上一摞电报，都是各大区、省、市因春荒、复员、物资调度而来的急件。周恩来在一旁记录，忽然抬头问：“主席，我这一走，国内事务谁来统筹？”毛泽东放下铅笔，语调平缓却极有分量：“董必武。”屋里先静了两秒，接着几位在场干部交换眼神，点头，“这个人选妥当。”短短五个字，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关重要的两个月权力代管安排。
董必武其时64岁，1911年就加入辛亥革命，亦是中共“一大”代表，资历深、威望高，却向来低调。更重要的是，他熟悉党内法律、财政、金融体系，既可对接华北临时军管委员会，又能掌控刚组建的各部委。毛泽东要的正是这一点——权威而不争位，高效且不越位。
周恩来离京后，董必武的节奏几乎是“拧紧发条”。清晨六点阅报，八点主持政务院碰头会，随后串场各部。水力、电力、劳动、内务、交通，日程被秘书排得密不透风。晚上十点，回到王府井锡拉胡同那座只有七间半的老式四合院，他还得校对白天刚拟出的《稳定物价暂行规定》和《救荒粮食调拨方案》。警卫员困得眼皮直打架，他却仍伏案批示。有人算过，董必武在代理总理的五十三天里，单日平均睡眠不足六小时，最长连续工作二十小时。
最绕不开的是救荒。1949年底到1950年初，华北、华东部分省份遭遇低温、旱情，春荒提前来临。毛泽东提出“不能让一个群众饿死”，话很重，也很急。董必武要求各地“先报实际缺口，再报可调余粮”，不容虚报，也绝不允许瞒报。他拍板从东北抽调玉米四亿斤，自天津港陆运、海运双线并举；又动员皖北、豫南余粮进京，再转运晋冀鲁豫灾区。不到三周，第一批救济粮抵达重灾区。后来谈起那段经历，他只淡淡一句：“把仓库的门打开就行。”
与此同时，物价飙升的问题同样迫在眉睫。1949年年底，北平市面上一斤大米已涨到一万二千法币。董必武借鉴延安时期的平价商店做法，批准在北平、天津、汉口先行试点国营粮店、布店，以官方限价压缩投机空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让财政部加印银圆券、加速人民币回收，堵住炒币漏洞。短短一个月，北平米价跌回七千法币，棉布价格回落两成。
在外人眼里，他似乎铁面无私；在家人眼里，却是极致俭朴。周恩来和朱德看过他那处旧宅，院子里转个圈就到头，连会客室都没有。总理曾提议：“给董老换处宽敞点的吧。”董必武笑着摆手：“这地方离机关不远，走着去省车票。”毛泽东知道后，说了句玩笑：“小气得很。”可正是这种“抠门”，让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也下得了手。1955年，他主动把七个西服笔挺的贴身警卫裁至两人，把富余警卫安排进公安学校。他用实际行动给中央首长“带了头”。
有人质疑，这样节省会不会影响安全？事实证明没有。因为他天天扎在办公室，行程公开透明，警卫工作反而简单了。那支缩编后只剩两人的小分队，还在次年被写成经验材料，下发中央和军委。
家庭方面更见本色。1956年，他夫人何莲芝所在的中央妇联调薪，组织部拟给她提级加薪。董必武闻讯，直截了当回批：“让位给年轻同志，我家不缺这点钱。”不少熟人摇头感叹，说他对家人近乎苛刻。然而董必武坚持“国家在困难期，干部家属也要挺得住”。这一年，国家预算赤字超过六十亿元，他的回答显得格外硬气。
进入困难时期后，中央对首长配给有所照顾，可他一粒不多领。院里那块菜地，每天清晨总能看到董必武弯腰拔草。邻居打趣：“堂堂国家领导人种菜呢？”他笑，“菜都不种，哪来饭吃？”这种朴素劲儿在孩子身上也延续。小儿子董良翮1969年下乡插队时，只带走一只用到掉色的搪瓷脸盆和父亲旧毛巾。有人暗示他可以留城，他回一句：“家里没这规矩。”两年后，董良翮写信说：“那条破毛巾提醒我，别躺在父辈功劳簿上睡觉。”
代理总理的任务在1950年3月4日画上句号。周恩来返京后，董必武递上长达八千字的书面报告，详细列出文件流转、物资调拨、资金分配、干部任免等十八类数据，另附十二页图表。周恩来看完，连连说：“很完备。”毛泽东批示：“董必武同志圆满完成任务，报告存档首长资料室。”这份档案今天仍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董必武没有因这段经历而在政治舞台上争什么，他仍按部就班主持法制、政协、监察等工作。很多年后，有在场者回忆怀仁堂那一刻：毛泽东说出“董必武”时，大家心里一下就稳了。原因很简单——用人先用德，其次才看能。特殊年代里，这种选择往往决定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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