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冬，晋中的北风裹着沙土拍打窑洞，黄土坡依旧贫瘠，曾被无数记者歌颂的“大寨红旗”却在暗暗褪色。窑壁上那幅早已模糊的标语提醒人们：这里曾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灯塔”。对比南方农村的喧闹与繁华，这种反差让许多大寨老党员夜不能寐。
1991年春，一封来自上海的采访邀请递到郭凤莲手里。她略一犹豫，还是决定接受。那次谈话中，记者直言不讳：“江浙一带，乡镇企业正火，你若想让大寨再起，最好先去看看。”这句提醒像钉子一样扎进她心里。距她离开大寨已十一年，岁月在她额头刻下细纹，却没有磨掉那股子韧劲。
同年十一月，省委批文下达，郭凤莲重新兼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一到任，她拿到的第一组数据是：人均年收入四百元。她皱眉，自言一句：“这可咋行？”当晚，村里老支书递来一盏马灯，两人围在土炕上翻账薄，粗略测算——如果仍靠传统旱地作物，二十年也走不出赤字。郭凤莲抬头，只说了四个字：“南下取经。”
1992年初，火车一路向南。郭凤莲和几名村干部挤在硬座，同车厢的打工妹谈论“外贸尾单”和“讨薪”，这些新词她听着陌生又新鲜。到江苏南开镇，她第一次站在产值过亿元的陶瓷市场前，震动难以言表。夜里做笔记，她写下一行重笔：“同一片天空，为啥差得这么远？”
紧接着，她转道浙江鄞县二村。那天，村党总支书记把她领进自家客厅，水晶灯晃得人目眩。郭凤莲脱口而出：“若在咱大寨，这装修得挨批评。”书记带她挨家看，干部、群众住着几乎一样的楼房。走出最后一户，她轻轻叹了口气：“这才是共富。”
短短半个月，郭凤莲马不停蹄。白天参观，夜里覆盘。随行的小伙子说：“书记，您连轴转也不累？”她摆手：“心里着急，顾不上累。”返程前，她已接到三份合作意向书：羊毛衫贴牌加工、饲料厂代建、土豆深加工出口。可她清楚，这些尚不足以使大寨脱胎换骨。
10月23日，大邱庄。她选它作第二轮取经终点，并非偶然。80年代中期，禹作敏曾四次赴大寨学习；十年后，他带领村民把盐碱地变成了中国闻名的“首富村”。郭凤莲到达那天，天津港吹来的海风夹着机油味，街口是整齐的厂房，路旁是三层联排小洋楼。她站在村口广场，神情复杂：当年大寨靠一锄一镢号令全国，如今这儿靠机器轰鸣赚来亿万产值。
中午，禹作敏在九龙饭店设宴。刚落座，他笑着举杯：“凤莲同志，咱俩总算碰头。”郭凤莲放下酒杯，单刀直入：“大寨想办几个工业项目，可缺资金，你看能不能指导指导？”禹作敏没多话，转身让会计取票据。“叭——”打印机吐出一张五十万元支票。他递过去，说得很轻：“支援兄弟村，用不着还。”这句对话十几秒，却让在场干部红了眼眶。
午后，两人绕厂区细看。钢管车间、电缆车间、炼钢炉依次排开，安全通道刷着醒目的黄色警戒线。郭凤莲边走边记，偶尔停下问：“这条生产线多少人？”“产品检测归谁管？”禹作敏回答干脆，旁若无人。走到一台全自动数控机床前，他拍拍外壳说道：“咱村大不了，关键是跟技术死磕。”
傍晚，车灯照着柏油路面发亮，禹作敏把一台日本产录像机塞进车后备箱：“把厂房设备拍下来，回去让乡亲们看看。”郭凤莲连声道谢。村口送别时，禹作敏挥手：“别照搬，因地制宜才行。”郭凤莲点头，心里却更笃定：技术、股份、激励，这三样少一样都不灵。
回大寨后，她召开户主会。灯泡微弱，却挡不住会场嘈杂。有人担心：“咱没资本。”有人疑惑：“能不能干得过沿海？”郭凤莲耐心解释融资、股份分红、风险共担。她抬高声音：“人家同样是农民，能干到几十亿，咱凭啥一辈子吃玉茭面？”言罢，全场静了几秒钟。那一夜，大寨通过了发展乡镇企业的集体议案。
次年春天，江阴羊毛衫厂的技术员进驻大寨，大邱庄支援的第一批无锡产纬编机也运抵虎头山脚。铁姑娘当年在工地挥锹，如今站在车间门口看指示灯跳动，仍旧一副干练模样。记者追问她这趟北上南下的收获，她只简短回答：“胆子大了，思路活了，朋友多了。剩下的，看咱自己。”
后面的故事不再一帆风顺。资金紧张、市场波动、管理经验缺乏，每一道关口都反复考验着大寨。可无论顺境逆境，1992年那张五十万元支票和那句“把厂房设备拍下来”始终挂在会议室的墙上，提醒着村民：路是走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寨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年产值破千万。数字虽比不上大邱庄的天文数字，却足以让老窑洞里的煤油灯彻底熄火。更重要的是，大寨人开始习惯用利润表而非亩产指标来衡量成功。郭凤莲说：“劲往一处使，比什么都重要。”
回望1992年10月那顿饭，桌上的山药饺子早已凉透，但交流的火花仍在延烧。禹作敏后来因违法问题身陷囹圄，郭凤莲也在改革路上跌跌撞撞，可那场跨越千里的互助，让两座村庄在时代浪潮里各自找到了最适合的航线。历史留下的，不是神话，而是一次次摸着石头过河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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