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清晨，北京协和医院的走廊里灯光昏黄，李淑贤攥着病历本，几步一回头。值班大夫低声提示：“情况危险，准备后事吧。”这一刻，爱新觉罗·溥仪的生命走到尽头。一张死亡证明，却难以回答家属最在意的问题——人走了，该按什么礼制送行？
尴尬就藏在他独特的身份里。末代皇帝、伪满傀儡、三级改造积极分子，三顶截然不同的帽子套在同一个人身上。土葬、火化、王府祠堂、八宝山公墓，方案一大堆，却没有人敢拍板。家属思前想后，只能把难题递到国务院。
消息转报中南海时，很多干部面露难色。新中国已推行火葬，给“封建余孽”破例，会不会引发议论？而若是全盘否定宗室礼制，又显得刻板。就在众人犹豫之际，周总理一句话定了调子：“按爱新觉罗家族老规矩办，他也是中国人。”一锤落地，程序随即开启。
事情解决得简洁，却来之不易。要理解这句话的分量，不得不把时间拨回到1908年。当年11月，慈禧在寿康宫弥留之际发布懿旨，三岁的溥仪被抬进太和殿，从此戴上龙冠。荒唐的是，这个孩子既非道光嫡孙，也非光绪直系，仅是醇亲王载沣的长子。临危授命，将一个病恹恹的帝国交给稚童，等于把危楼交给木偶。
三年后，武昌枪声划破夜空。孙中山、黄兴等人掀起的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满清政权摇摇欲坠。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表溥仪颁布退位诏书，条件是“优待皇室”。九岁皇帝保住了紫禁城与岁俸，却也在悄悄告别权力。
退居幕后并未让复辟梦想熄火。1917年，张勋率辫子军押着溥仪重登龙椅，十二天即被段祺瑞轰下；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又把他赶出紫禁城。年轻皇帝流落天津张园，开始频繁接触日本间谍。到1931年“九一八”，关东军扶他到长春，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出炉，至此声名彻底坠入谷底。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溥仪仓皇逃向沈阳东塔机场，被苏军抓个正着。押往伯力后，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首次公开指认日军罪行。这一步，既是自保，也算顺势而为。1950年7月30日，他与千余名战犯被移交中方，押送抚顺战犯管理所。
抚顺的日子远不如宫廷舒适。生活自理课、种菜班、政治学习一项不落。初期他甚至不会自己扣纽扣，被同监室的日本兵讥笑。贺龙视察时看到这一幕，叮嘱管教：“教他劳动，也是救人。”这句直白的话，为溥仪日后转变埋下伏笔。
1959年，基于表现良好，溥仪获得特赦，身份由战犯转为公民。随后被分配到北京植物研究所做园艺员，薪金不高，却足够安身。也是那年秋天，经组织撮合，他与护士李淑贤相识、成婚。周围人说他“像老槐树，起了第二春”，话带戏谑，却透着几分羡慕。
然而，四十多年颠沛流离早已掏空身体。1964年，肾癌确诊，随后三年反复手术、化疗。医疗条件有限，加之病灶扩散，他最终撒手人寰。问题又回到起点：葬礼怎么办？
家属原意是土葬，按照清廷亲王礼制置棺、设幡、起灵。可当时北京内城早无宗室墓地，清东陵又已列为文物保护区，迁葬牵一发而动全身。火葬看似最简便，却与族规冲突。直到那句“按爱新觉罗家族老规矩办，他也是中国人”，所有争论才落幕。
随即，民政、公安、卫生等部门协同，礼仪细节精简再精简。遗体先行火化，骨灰置入紫檀木盒，外覆黄缎，盖以家族龙纹。出殡队伍不许吹打，只保留三口钟声与两支唢呐低奏《哀荣》。仪式结束后，骨灰迁至八宝山公墓特定区域，既给予家族尊严，也符合国家规定。
这一方案看似折中，实则考虑周全。其一，火化消除了因墓地迁移引起的遗址纠纷；其二，保留家族礼制，化解了老臣与族亲的心理顾虑；其三，八宝山统一管理，避免日后复辟象征的风险。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政治、传统、现实之间的平衡术。
有意思的是，葬礼当天，北京细雨连绵。送行队伍里既有年逾古稀的清室旧人，也有戴红卫兵袖章的年轻解放军战士。队伍安静地走过阜成门大街，偶有路人驻足张望，却未闻议论。人们对这位曾经的皇帝，既无顶礼膜拜，也谈不上痛恨，其复杂情绪被雨丝冲淡，只余“走好”二字。
溥仪一生像折叠的扇面，打开是王冠、戎装、囚衣、工装四副面孔。每一次转换，都碰上时代急剧转折的节点。葬礼这个最后的仪式，恰好为他的多重身份画上句点，也映照出新中国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方式——既不简单否定，也绝不刻意拔高，而是让历史归历史，让现实自有定论。
周总理那句看似随口的“按家族老规矩办”，其实提炼了三个关键词：尊重、合法、可控。尊重文化传统，合法符合制度，可控则是弥合分歧、防止误读。细细想来，这比条文更能说明政治智慧。
骨灰盒就位的那刻，李淑贤轻声喃喃：“走好，爱新觉罗·溥仪。”一句平常告别，把昔日帝王还原为丈夫、病人、普通公民。八宝山长眠者众多，他只是其中之一。风声掠过松柏，仪仗撤离后，现场迅速归于寂静，故事随之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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