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腊月，北京北郊的华龙皇家陵园刚落成，李淑贤裹着呢子大衣，站在半人高的青松旁，盯着尚未完工的墓地良久。随行人员劝她进屋避风，她却低声说了一句：“这里，以后他该回来。”
时间拨回到1945年，苏联伯力战俘收容所。溥仪每天掰着指头算日子，盼的并不是自由，而是判决的结果。末代皇帝深知历史惯例——“改朝换代几无善终”。五年后，他与伪满高官一同被移交中国。1950年7月夜，返乡列车驶过满洲草原，车厢里的溥仪心跳如擂鼓，却仍端着早已褪色的皇室架子。保卫人员递给他热水时，他试探地伸出双腕，准备接受手铐，却只换来一句平静的提醒：“坐下吧，别凉着。”从那一刻起，他才意识到，这趟旅程不会照着旧朝君臣的脚本走。
抚顺战犯管理所里，他连扣钮扣都要人帮忙；洗脸盆刚端到手里就翻了个底朝天。管理所索性让他从最基础的叠被子、盛饭学起——“不干活就没饭票”。面对战友调侃，他咧嘴苦笑，但照单全收。1951年春末，他开始懂得把“我”改口成“我们”；也第一次用颤抖的笔写下检讨，承认“过去以天子自居，实为罪人”。
1959年12月4日，特赦证盖上红印。溥仪握着证书，车窗外的积雪映得他眼眶发热。抵京第三天，他在中南海第一次当面聆听周总理的叮嘱：“你若真想学医，得把历史先搞清楚，别让人问倒。”总理建议他去植物园干研究——低调、安全，还能顺带熟悉社会。有人提出安排他进故宫，周总理摆摆手：“让游客看‘皇上’？成什么体统！”一句话拍板，末代皇帝从此跟泥土、花粉打交道。
1962年初春，友人撮合溥仪与杭州姑娘李淑贤。第一次见面，李淑贤偷瞄对面的男人：头发稀疏，礼帽旧得发亮，举手投足却透着拘谨。茶尚未温热，溥仪忽然开口：“年龄差得有点远，你介意吗？”李淑贤抿嘴一笑：“年纪大点没什么，只看心态。”溥仪脸微红，轻声回道：“那我精神头还行吧？”短短数语，两人心照不宣。4月30日，他们在政协文化俱乐部交换戒指，主婚人是载涛。婚礼没锣鼓，没有凤冠霞帔，连照相都是黑白的。可溥仪回家后写日记：“今日，始得人间烟火气。”
婚后日子平淡到不能再平淡：早晨七点，他骑旧自行车去植物园；李淑贤在医院值班。傍晚合力做饭，白菜炖粉条是常态。有一次工资发晚，家里只剩两块硬面包，李淑贤打趣：“皇上体面不？”溥仪把面包掰成两半：“革命传统就是艰苦朴素。”两人相视大笑。
1964年秋，血尿突至。协和医院确诊肾癌，左肾切除。手术后，溥仪靠在病床，拉住妻子的手嘶哑道：“我走了，你可怎么办？”李淑贤眼圈通红，只抛下一句：“听医生的。”可病情还是在1967年10月17日凌晨画上句号。消息传出，周总理指示：骨灰安放地点由家属决定，三处公墓任选。家族会议吵得不可开交，溥杰担忧：“别再劳总理操心，放八宝山就好。”李淑贤点头，暂存第一室，可心里一直记着丈夫“回清西陵”的嘱托。
八十年代初，陵园制度开始宽松，家族内部却顾虑重重：迁灵动静大，媒体难缠，地方协调更麻烦。李淑贤几次提出，都被婉拒。1994年，她干脆自己找地方。有人劝她再等等，她轻声回答：“等不起，他早就该落叶归根。”1995年11月，她悄悄把骨灰盒从八宝山领出，在华龙皇家陵园选了一块靠山面水的小坡地。简单土仪结束，她低头对盒子说：“回家了。”那一幕，只有风知道。
1997年6月9日，李淑贤病逝。遗嘱里写得干脆：“我的骨灰不要和他合葬，我要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家族遵照执行，两只骨灰盒自此南北相望。为何如此安排？朋友猜测：一为尊重丈夫遗愿，二为自己生前受组织照顾，不愿离开这座城市。真相无人能证。
细数溥仪从囚徒到公民的十七年，他确实受惠于新政权的包容；李淑贤的人生，则见证了一个曾经的“真龙天子”如何学会端洗脸盆、开菜刀、买粮票。华龙陵园松柏依旧，八宝山青烟缭绕，分葬的选择或许正合二人心意——一个圆了落叶的梦，一个守着灯火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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