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2月的一个深夜，珠江口外寒风凛冽。营帐里，一盏马灯摇晃。叶剑英披着军大衣，小声催促面前的青年军官：“老陈，嫂子快临产了，你还是请两天假吧。”青年摆摆手，“等下一仗打完再说。”这人叫陈雨墉，当时在粤军第二师新编团任连长。两人促膝而坐，一边研究翌日的行军路线，一边谈孙中山的建国大业。那一夜，叶剑英记住了陈雨墉眼中闪亮的火光。
转眼到1925年4月25日凌晨。枪声、喊杀声、火光，在香洲的夜色里翻滚。莫应崧等人在兵变中突然调转枪口，抓捕了团、营骨干。黎明前，25具尸体横陈于营房前庭，其中就有陈雨墉。叶剑英接报时，正伏案写多路会攻的电文。他猛地起身，踉跄两步，仿佛撞在硬墙上，随后一拳砸在案角：“这个兵痞！备马、集合部队！”随行参谋只听见一声闷喝，笔筒里的铅笔掉了一地。
暴乱当晚即被平息。之后几天，叶剑英亲自指挥收殓阵亡官兵。陈雨墉的遗体被抬到岭头一块空地，双拳紧握，面庞仍带怒意。叶剑英蹲下，掰开那双已经僵硬的手指，半晌无语。有人听见他低声自语：“革命要继续，可老陈的孩子还没满月……”
三年后，梅县客家山城里，房九妹带着孩子艰难度日。她把丈夫留下的一只军号挂在灶台上方，每天把它擦得铮亮。再往后，她随亲戚辗转广州、韶关，靠裁缝手艺养大儿子，并一直盼望有朝一日能亲口告诉叶剑英：母子尚安。
时间来到1980年5月4日早晨，梅县迎宾馆门口，79岁的房九妹双手拄伞，眼睛布满血丝。前两天她没能进大门，只能在角落守着。当天上午，叶剑英走出侧门巡视花圃，恰好被儿子叶选宁提醒：“那位老人家等了很久。”叶剑英立刻迎了过去，“房大嫂？这么多年，你受苦了！”一句简单问候，让房九妹忍不住泪流满面，身子微微颤抖。
他们站在台阶下交谈了足有二十分钟。叶剑英关切询问孩子近况，得知陈家后人如今已参加工作，顿时舒了口气。话音未落，他忽然转身，盯住陪同的办公厅主任王守江，眉峰陡然一沉：“她丈夫是烈士！连这种人你也往外挡？”语气又冷又硬，庭前空气似乎凝固。王守江低头应答，脸憋得通红，只挤出一句：“是我疏忽……”
不得不说，这一幕足见叶剑英对战友亲属的重视，也显露出他在任何层级都坚持的军队传统——烈士家属优先。在他看来，规章制度是为人服务，不是挡住活人的墙。
当天傍晚，叶剑英叫来秘书，写下一封信，连同一笔慰问金装入信封，让人及时送达房九妹住所。信中除了问候，还写着一句话：“为老陈，也为新中国，好好生活。”字迹遒劲，墨色深沉。房九妹收到信后，抚摸信纸良久，把它和那只军号并排挂起。
此后多年，陈家后人逢年过节都会收到一张问候贺卡，没有署名，却都能认出那熟悉的硬朗笔迹。
叶剑英对陈雨墉的愧疚和怀念，其实常被战友们提起。有人回忆，1938年武汉会战时，叶剑英在长江南岸检阅新兵，看见一位号手姿势生疏，便亲自示范如何“列队吹号”，末了突然讲起“陈连长当年吹得最好”，眼圈微红。那位新兵后来才知道，陈连长就是叶帅口中的兄弟。
值得一提的是，处理莫应崧兵变后，叶剑英多次在党内军事会议上强调“政治工作是生命线”、“部队首先要忠诚于革命目标”。这些主张后来被中央总结为“政治与军事两手抓”，长期写进我军条令。他曾说，一旦政治思想松懈，悲剧就会重演，陈雨墉的牺牲绝不能白费。
1986年，广东省民政厅在香洲原发生地竖立烈士碑，碑文除列姓名外，还特别注明“牺牲时年二十七岁”的陈雨墉。开幕式当天，已届八十五高龄的房九妹来到现场，手撑旧伞，轻抚丈夫名字。听礼兵号角响起，她仰头，目中含泪却坚定，“老陈，你听到了。”
叶剑英生前多次提到“知恩图报”。在他看来，烈士不仅为民族、为人民，更为身边战友拼过命。这种血火铸成的情谊，绝非当官后“工作繁忙”几句可应付。正因如此，1980年那声斥责才显得掷地有声——不懂得尊重烈士家属，就不配在他身边工作。
半个世纪跨越，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那盏珠江口边的马灯、那双僵硬的拳头、那张老泪纵横的面庞，依旧闪烁。陈雨墉用生命写下的忠诚，房九妹用一生守护的信念，以及叶剑英铭刻心底的责任，早已化为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共同见证了革命年代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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