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是新中国孙中山研究的一面旗帜，他领导并推动了孙中山的研究，维护着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尊严。其道德文章为学界所敬仰，堪称楷模。我等习惯称他为陈锡老，以表示对他的尊敬。
凡是直接受教于陈锡老，或听过他的讲演，或者读过他的著作，或者和他谈过话的学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陈锡老身上具有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美德，他热爱学习，追求真理，脚踏实地，言行始终如一，总是鼓励年轻一代勤奋地学习，把理想和行动连接在一起，为民族和国家去工作和献身。他不发表空泛的言论，和他接触一次，总会受到教育和启发。
我20世纪50年代末，读到陈锡老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对其产生了仰慕之情。
我第一次接触陈锡老并聆听他的教诲是1978年，当时人民出版社林言椒组织参加《新编中国近代史》的成员到南方参观访问，我们一行十余人，有东北的、山西的、河北的和平津的，组成一个团队，我被推为团长，该书的主编苑书义为主要发言人。在广州受到金应熙、张磊、黄彦三位同志的热情招待和周到的安排，参观了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三位革命领袖的纪念馆及众多革命遗迹。广东史学会在广东社会科学研究所为我们召开了学术讨论会。中心发言人苑书义发言后，有的学人提出，在近代史中，“有用路线解释一切的现象”。会上意见分歧，陈锡老说：“鸦片战争时最主要是反英，现在突出路线，我怀疑。”当人们的思想还没有从阶级斗争天天讲、以路线斗争观察一切的思维中解放出来时，陈锡老的发言是颇有胆识的。在讲到人物评价时，陈锡老讲得也很中肯。陈锡老的全部话语没有奉承之词，也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些语调。我们南下的成员，无不称赞陈锡老是一位朴实的大学问家。
我第二次接触陈锡老是1979年10月，中山大学和广东史学会举办的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南开的林树惠和我应邀与会，聆听陈锡老《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主题报告。在小组会上，一美国学者赞扬立宪派，否定革命派，引起热烈的争论，陈锡老及多数学者对这一观点均持反对态度。会议期间，因林家有同志是从北京社科院回到中山大学任教的，我顺便询问他回广州的感受，他谈到广东学界的学风，及一些名教授在“文革”中的遭遇及其学术的特长，言到陈锡老对孙中山学说有一坚定的信念。因此加重了我对陈锡老的敬佩和认识。
第三次接触是1984年，在涿县举行的孙中山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日本学者狭间直树提出孙中山和日本签订了11条协定，是真是假，论者出现了分歧。陈锡老以实证的方法，对照、考察了“孙文”二字的字迹，认为不像是真的，且说我国台湾学者也不认可。不管这个协定最后怎样判断定论，陈锡老的考察问题的方法，是当时唯一与众不同的。
第四次接触是姚美良捐助中山大学创办孙中山研究中心建成典礼时，那几天是陈锡老最忙的日子，也是最高兴的日子，他要讲话，要招待姚美良先生及其家属，要会见全国与会的一些学者。陈胜粦和林家有还安排了一次有十人左右的小型座谈会，我也应邀出席。陈锡老畅谈孙中山研究的现状及研究中心发展的构想，姚美良谈到他们赞助的动机和决心。众信这种合力必然给孙中山研究以巨大的推动。陈锡老是谦谦君子，其谈话增添了人们研究的信心。
1992年11月，陈锡老赠我以刚刚出版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他的学术思想在这部书中充分地展示出来。
作为新中国研究孙中山的先驱者和领军人，他的言行产生了诸多影响，这种影响人们难以知道在何时何地爆发出来。我想举一例，来说明这一事实。
我的一位年轻同事邓丽兰，曾在翠亨村工作。他根据孙中山书信的英文资料，撰写了颇有价值的一本书，书名《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这部书就是受到陈锡老的启发和鼓励而完成的。现将该书前言一大段抄录于后：
陈锡祺先生在论及国内孙中山研究时曾说：“孙中山先生一生中有很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国或在外国占据、租借下的我国土地上度过的。他曾与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或殖民地当局的官员、企业家、报刊记者及其他各种人士打过交道，与一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人士有过联络，在国外华侨中更是进行了长期的活动。许多重要的记述和评论，往往只能从外国的档案、有关人物的私人文件及外国人所办的报刊中才能找到，在中文资料中则记载很少甚至毫无反映。我们对孙中山在国外的活动、对他与各国的关系的研究还很不深入，这不完全是因为重视得不够的缘故，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我们大多数研究者没有条件接触、利用收藏在外国政府机构、图书馆、博物馆以及私人手中的资料。”诚哉斯言。当我有条件接触到这批英文藏档的时候，最先想起的就是陈老的这段话。
追思往事，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充满人文精神的历史学中，可以找到先生的足迹。中国的文化是由一代一代人不断传承下来的。
原载魏宏运：《锲斋文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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