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7号晚上，在江津一个老院子里，陈独秀躺在床上，抓住小儿子陈松年的胳膊，他没有讲太多道理，只说了句我连你两个哥哥的命都保不住！
那时灯油快烧完了，桌上摊着还没写完的《小学识字教本》，不是当年的《新青年》，这个人曾经是喊着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领头人，到死前只剩下一个老父亲的身份。
他出狱以后，国民党三次派人来找他，给出的条件都很不错，有部长的职位、宽敞的洋房、丰厚的薪水，但他全都拒绝了，他说革命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吃饱饭，不是为了自己穿好衣服，
他不去碰那些官场上的东西，反而到乡下给乡亲们写春联换点米和面，他不是穷得吃不上饭，而是故意不和权力沾边，这个人有点倔强，也很清醒，他知道一旦接受了这些好处，就再也不是原来的自己了。
他的两个儿子都去世了，大儿子陈延年被砍头时坚持不跪，二儿子陈乔年临刑前还高呼口号，他在监狱里关着，连最后一面也没能见到，
他从不说他们是烈士，也不提牺牲这个词，只说是我带着他们走上这条路的，这话听着简单，却沉甸甸的，他教别人起来反抗。
结果自己的孩子没了，他甚至没能保护住他们，这种痛苦，比起被开除党籍还要难受。可能陈独秀晚年最忏悔的是，这辈子最大的错，不是带儿子闹革命，而是把理想太当回事 了吧！
他写的那本《小学识字教本》，表面上像是一本教孩子认字的书，实际上成了他晚年最重要的精神寄托。早先他想打破旧制度，后来却意识到，光是推翻没有用，得让人具备理解世界的能力。
这不是他变得软弱了，而是他看透了现实——如果一个人缺乏认知能力，就算换了新的环境，也依然活不明白。
他去世的时候，送葬的队伍排了三十多里路，来的都是农民和学生，
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大家只记得那位爱写对联的老先生，他的墓地是朋友捐的，
钱是北大同学凑的，当时没有政府来管，也没有官方追悼，1947年棺材运回安庆，墓碑上只刻着“陈独秀之墓”！
没有头衔，没有功绩，也没有神话，他这一生，不想被谁纪念，也不想被谁收编，连死都要自己做主。
他晚年做的事情，跟鲁迅完全不同，鲁迅批评国民的毛病，他却去推动识字教育。
只是他没有组织力量，没有足够资源，也没有人支持他，他的课本就像星星点点的火种，可惜火还没烧旺，他就离开了！
如果放在今天，他可能算是很早认识到教育公平比改变制度更关键的人，可惜那个年代没给他机会去证明，
他走的时候，手里紧紧握着的是儿子的手，不是权力，也不是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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