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12月17日深夜，汉口单洞门刑场，几声枪响把冬夜的死寂撕了个粉碎。
倒在血泊里的人叫李汉俊，就在两个小时前，这哥们儿还穿着睡衣在家里跟朋友下棋呢。
负责开枪的是桂系军阀胡宗铎，扣的帽子是“共产党首要分子”。
这理由听着挺硬，直接拉出去毙了都觉的顺理成章。
可这里面有个巨大的bug，也是个极其讽刺的事实：在这个罪名砸下来之前，李汉俊早在三年前就把名字从共产党的名册上划掉了。
一个早就“退圈”的人，怎么就被当成“首要分子”给极速处决了？
这事儿吧，说白了就是大革命浪潮下最让人唏嘘的身份错位。
要把这笔烂账算清楚，咱们得把时间条往回拉七年，回到上海。
现在的年轻人去打卡中共一大会址，都知道是望志路106号，但很少有人琢磨过，那房子其实就是李汉俊和他哥哥李书城的私人豪宅。
在一大开会的前一天晚上，李汉俊在圈子里的地位，那绝对是“顶流”级别的。
毛泽东那时候还是个穿长衫的湖南书生，而李汉俊已经是能直接啃德文原版《资本论》的理论大咖了。
陈独秀南下广州当教育厅长那会儿，上海这边的摊子，代理书记就是李汉俊。
可是呢，历史这玩意儿挺有意思，最有才华的人往往最难相处，这大概是历史的死结。
李汉俊是个纯粹的学者，眼里容不得沙子，陈独秀是个雷厉风行的政治强人，这俩人碰到一起，火花没擦出来，火药味倒是呛死人。
现在的档案里还能查到两人翻脸的细节：为了搞经费，李汉俊穷得把早逝妻子的金银首饰都当了，兜里比脸还干净，建议《新青年》杂志每个月拨出200大洋做活动经费，结果被陈独秀一口回绝。
钱是一码事，更要命的是对“党”的理解不一样。
李汉俊想搞“地方分权”，怕中央集权搞成一言堂；陈独秀那是铁了心要搞列宁式的“铁的纪律”。
这直接导致了后来中共一大上那尴尬到抠脚的一幕：作为东道主、建党元勋、甚至是最早提议建党的人，李汉俊竟然连个中央候补委员都没选上。
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再加上后来跟张国焘这帮人性格实在合不来，这位心高气傲的理论家干脆不伺候了。
1923年，他给中央写了封信，主动脱离了组织。
在他看来，既然那是你们的道，那我就回我的书房教书去了，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如果剧本按这个路子走，李汉俊也就是个默默无闻的教书先生，最后老死在藤椅上。
但他身上的悲剧就在于：这就好比离了婚的前夫，看前妻被人欺负，抄起家伙就上了，这叫本能。
在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眼里，有没有那张党证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干什么。
尽管嘴上说退党了，可在1923年那场惨烈的“二七”大罢工里，带头上街给工人撑腰的是他；利用自己在湖北省政府里的职位，偷偷把关在监狱里的200多名党员和进步人士放出来的，还是他。
这操作，简直就是在拿命玩火。
这种“藕断丝连”的硬核操作，彻底激怒了当时的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
1927年，蒋介石搞了“四一二”政变，白色恐怖一下子铺满了全国，武汉那边也是乱成了一锅粥。
这时候的李汉俊，其实完全有机会跑路。
他亲哥李书城那是同盟会的大佬，动用关系劝他去日本避避风头。
可是，看着家里那个挺着大肚子、马上要临盆的妻子陈宜殷，这个平时硬邦邦的男人犹豫了。
他不忍心把老婆孩子扔在这乱世里，而且他天真地以为，自己既然已经不是共产党了，也就是个“过气文人”，军阀不至于对自己赶尽杀绝。
但他显然低估了政治斗争有多黑。
12月17日下午，一大帮便衣和巡捕踹开他家大门的时候，他手里还捏着棋子没放下。
妻子陈宜殷吓得脸都白了，哭着求当兵的让丈夫把身上的睡衣拖鞋换了，哪怕穿件体面的长衫再走也行啊。
李汉俊为了安抚老婆，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谎话：“不用换，我等会儿就回来。”
这句温柔的谎言，成了这对夫妻最后的诀别。
胡宗铎之所以连夜就把李汉俊毙了，甚至连正规的审讯流程都全部跳过，恰恰是因为李汉俊的身份太特殊了。
他在湖北各界那是响当当的人物，哥哥李书城背景又深，一旦消息走漏，各方势力施压保人，胡宗铎根本杀不了他。
所以，必须快刀斩乱麻，先斩后奏。
在那短短的两个小时里，没人知道李汉俊经历了什么，只知道在被押向刑场的时候，他冲着这帮人吼了一句：“胡宗铎，你这样杀人，不怕天收吗？”
李汉俊死的时候才37岁。
他这一辈子活得像个巨大的悖论：因为反对集权离开了他亲手创建的党，却因为干了一个党员该干的事儿被敌人杀了。
葬礼上冷冷清清，没有党旗，没有官方悼词，只有家里人的眼泪。
这事儿一直到几十年后，新中国成立了，毛泽东在签署第一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的时候，那个签发给李汉俊家属的证书上，写的依然是“查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
所谓的信仰，并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而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本能。
那个穿着睡衣赴死的背影，虽然兜里没有党证，但这脊梁骨比谁都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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