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傍晚的人民大会堂华灯初上。距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仅剩两天，首都的空气里都透着紧绷。各国记者守在台阶外，等待那场注定写进史册的国宴。此刻，外交部年轻的日语翻译周斌正夹着文件，从东门快步穿过长廊，一边压着嗓子自问：“木村先生活动稿最后一句到底要不要保留‘毛泽东思想’那几个字？”没人回应，他只能继续往前冲。
周斌并非科班出身的所谓“外语神童”。如果把时间拨回到一九五三年，他还在北大校园里抱着满是化学方程式的笔记本，对着实验楼的窗子发呆。当年党组织通知他改学日语时，他倔得像钉子：“父亲死在南京，母亲倒在苏北，我怎么跟日语打交道？”那段对话他复述过无数次，可结局从未变：党员服从组织。硬着头皮上课，三年后竟成了全优生，这才明白什么叫“先天不足后天补”。
留校不久，他被分到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那时两国还没正式建交，岗位冷清，却处处暗藏急活。第一次公开口译就跌了大跟头。京都来的老高僧现场背《法华经》，古语连珠，周斌只听懂三成，急得一身汗。台下廖承志看透他的窘迫，递过去五个字：“他胡说，你胡翻。”长廊里哄笑一片，危机化解，也让周斌明白：知识面不够，再漂亮的词汇也没用。
真正的炼火在周恩来身边开始。一九六一年，外交部遴选十八名甲级翻译，仅他一名日语。周总理喜欢当场抽问细节，毫无提前铺垫。一次内部碰头，总理要听日本大选票数对比，众人低头翻资料，只有周斌脱口而出，自民党得票比上届减少百分之二点七，社会党微增一点四，总理抬头看他：“记性不错，小同志。”那句轻飘飘的肯定，把周斌往后十年的压力全部上了发条。
紧接着的密云水库插曲，更让他体验到什么叫“先声夺人”。周总理反复交代“客人先上车，火车立刻开”，周斌却放下四名日本记者去站台拍照。列车启动，记者扑空。到达现场，总理一句“下次可不能再这样”带过，周斌却在心里狠狠给自己记了红线：细节决定生死。
时间回到一九七二年的那个夜晚。尼克松离京不到半年，田中角荣率团抵华，外事活动排得密不透风。前一晚，谈判就钉到凌晨三点。周斌回到宿舍倒头两小时，又被电话叫醒：上午有招待会，周总理亲自出席。他匆匆赶到会场，手里只攥着日方发言稿的定稿，却来不及再核对一遍。
木村平和使团团长上台致辞，感谢中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长句子里隐藏着几处判断词，周斌的大脑却像被闸住的河，漏掉了整句表态。直到同行小唐从主桌冲下来扯他袖子，他才发现坑已挖好。无奈之下，他停顿两秒，对麦克风补上那段关键内容，又连带加重语气致歉：“由于刚才疏忽，有两句话没有及时译出，请允许我补充。”
礼仪上，这是严重纰漏。坐在近旁的业务司某负责人瞥了他一眼，凑到周总理耳边低语：“影响不好。”周斌心沉到脚底，主动走过去低声认错。周总理没有皱眉，只喝了口清茶，对那位负责人摆摆手：“我看，这不是错误，是肚子抗议。他忙得连水都没喝，无非血糖低。”说完继续微笑盯台上流程。那一瞬间，四周议论声嘎然而止。周斌站在总理身后，额头冒汗，却忍着情绪返回工位，再没出半个字问题。
宴会散场已是深夜十一点。灯光暗下来，周斌才发现自己确实一天未进食。有人递来一块小面包，他咬下一口，心里忽然松动：那句“肚子抗议”，替他挡下了舆论，也透出周总理包容细节的作风。后来他给学生复盘这段往事，只说一句：“技术固然重要，心底的豁达更难学。”
彼时的中日关系步入新阶段。九月二十九日，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告邦交正常化。会议室里夜灯通明，文件翻译工作连轴转。周斌在备忘录上写下：东京时间三十日零点，中方正式通知驻日联络代表处更名为大使馆。短短一行字，背后是二十七年的曲折。
此后十余年，周斌常驻东京。众议院茶水间、参议院回廊，他逢人便聊，从稻作政策到摇滚乐队，谁都能对上话。朋友打趣：“你像行走的电话簿。”他哈哈一笑，兜里掏出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上千张日本名片的细节：出生地、党派、口头禅、爱吃的拉面口味。久而久之，东京记者圈广为流传：想找中国人的“电话号码先生”，就去中国大使馆敲门。
周斌始终忘不了周总理当年的那句嘱托——“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他说过，翻译是一座桥，桥面如果因粗心多出一道缝，掉下去的就是两国互信。于是他给自己立下规矩：不让文字掉进缝里，也不让情谊被误解折断。
二〇一五年东京樱花季，日本媒体请这位白发老者回忆往事。他举杯淡茶，反问一句：“四十多年，身边的政客换了好几茬，可‘邦交正常化’那页纸还在。为什么？因为背后有无数人守着它，哪怕半夜饿肚子，也得把话讲对。”说罢，他把手中的译员徽章递到台下年轻记者手里，轻声叮嘱：“下一班火车，可别让人掉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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