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嫁给桑吉家那年，才刚满十八岁。
阿妈在送我出嫁的前夜，一遍遍梳着我的长发，用那把她从外婆手里接过的、齿已经缺了几根的牛角梳。酥油灯在帐篷角落里明明灭灭，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贴在毡墙上，像一尊沉默的佛像。
“卓玛，到了桑吉家，要听话。”她只说这一句，反反复复。
我不知道“听话”是什么意思。在我们这海拔四千三百米的地方，词语有时候像雪山上的石头，看起来清楚明白，真捡起来才知道下面压着什么。
桑吉家有三兄弟。
大哥索朗三十岁，左脸从眉骨到下巴横着一道深深的疤，那是和狼群搏斗时留下的。他不常笑，看人时眼睛像鹰。婚礼那天，他第一个掀起我的盖头，粗糙的拇指擦过我的脸颊，只说：“以后你就是桑吉家的女人了。”
二哥多吉二十八岁，喜欢唱歌，嗓子像被风磨过的石头，粗粝但有种奇异的温柔。他递给我一碗青稞酒，手指有意无意碰触我的掌心，眼睛里有些我看不懂的东西在晃动。
三弟巴桑最小，二十五岁，读过几年书，是乡里小学的临时老师。他离我最近站着，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墨水味和牦牛粪混合的气息。他看我的眼神和其他两人不同，像是看着一个人，而不是一件新添置的家当。
一夜之间，我有了三个丈夫。
这在我们的地方并不稀奇。草场有限，牛羊有限，分家意味着贫穷。几个兄弟共娶一个妻子，家产不会分散，劳力集中，日子才能过下去。这道理我从小就懂，只是轮到自己时，那懂里面突然长出了刺。
白天，我是桑吉家的妻子。
天不亮就要起来，第一个离开冰冷的被窝。炉膛里的火要重新生起，隔夜的牛粪灰还带着一点暗红，吹一吹，添上新粪，火苗就蹿起来。大铁壶里装满雪水，吊在火上，等男人们醒来时有热茶。
然后是打酥油。那木桶比我矮不了多少，我要抱着它来回晃动上千次，直到手臂酸得抬不起来，乳白色的牦牛奶才慢慢分离出金黄的酥油。婆婆——其实我该叫阿妈，但心里总是改不过口——坐在矮凳上捡青稞里的石子，眼睛不时瞟过来。
“用腰力，别光用胳膊。”她说。
我点点头，汗从额头流进眼睛，涩得生疼。
三兄弟陆续起来了。索朗总是第一个，沉默地洗漱，接过我递上的热茶，一饮而尽，然后去羊圈。多吉会哼着歌出来，有时候会问一句“睡得好吗”，不等我回答就自己笑起来。巴桑最后，他看我时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低头喝茶。
白天很长。挤奶、放牧、捡牛粪、晒奶酪、织氆氇……我的身体像一只被不断抽打的陀螺，在草原上旋转不停。只有在中午短暂的休息时，我才能坐在帐篷外的石头上，看远处的雪山。雪山顶永远白得耀眼，我想起娘家帐篷门口也能看见那座山，角度不同，山却是一样的山。
“看什么呢？”多吉有次路过时间。
“没什么。”我慌忙站起来。
他顺着我的目光望过去，笑了笑：“想家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说想，显得不知足；说不想，那是假话。
多吉拍拍我的肩，他的手很重，我踉跄了一下。“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他说完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风里。
晚上，帐篷变成了另一个世界。
第一夜是属于索朗的。
他进来时带着一身寒气，也不说话，直接脱掉外袍。我蜷在毡子最里面，心跳得像要撞碎胸膛。酥油灯被吹灭了，黑暗浓稠得化不开。他的手粗糙得像砂纸，在我的皮肤上留下灼热的痛感。我咬住嘴唇，不让一点声音漏出来。
结束后，他很快就发出了鼾声。我睁着眼睛，看着帐篷顶上那块补丁，月光从缝隙里漏进来，细细的一缕，像一把银色的刀。
第二夜，多吉。
他比索朗话多些，会问我白天做了什么，累不累。但他的触碰更让我不安，手指游走时带着刻意的探索，像是要把我研究透彻。有时候他会哼歌，那些在白天听起来还算悦耳的调子，在黑暗里变得怪异而黏腻。
“卓玛，你像只小羊羔。”他在我耳边说，热气喷在皮肤上。
我僵着身子，直到他沉沉睡去。
第三夜，巴桑。
他总是很犹豫，站在帐篷门口，像是不知道该不该进来。有次他甚至说：“你要是累了，我就......”
“没事。”我总是抢着说。
巴桑的触碰很轻，有时候轻得几乎感觉不到。有次我睁开眼，发现他正看着我，黑暗中眼睛亮晶晶的。
“你看什么？”我忍不住问。
“你......你真的愿意吗？”他问得突兀。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愿意怎样？不愿意又怎样？我嫁过来了，这就是我的命。就像一头母牦牛被拴在桩子上，它愿不愿意，重要吗？
“睡吧。”我说，转过身背对他。
巴桑不再说话，只是从后面轻轻抱住我。那一夜，我第一次在桑吉家的帐篷里哭了，眼泪无声地流进羊毛毡子里，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日子像车轮一样碾过草原，留下深深浅浅的辙痕。
我怀孕了。
婆婆很高兴，煮了加了红糖的酥油茶，那甜味腻在喉咙里，一整天都化不开。三兄弟的反应各不相同：索朗多分了我一块肉，虽然什么都没说；多吉唱了一整天的歌，调子欢快得刺耳；巴桑从学校带回来一本皱巴巴的图画书，上面有花朵和鸟儿。
“给孩子讲故事用。”他说，脸有些红。
我第一次感觉到肚子里的生命是真实的，不是每月流走的血，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夜里，我悄悄把手放在小腹上，那里还平坦，但似乎真的有了不一样的温度。
然而孕吐来得凶猛。我常常在挤奶时突然干呕，在打酥油时头晕目眩。婆婆的脸色渐渐不好看了。
“我们那时候，怀孕八个月还跟着转场呢。”她在捡牛粪时对邻居家的女人说，声音刚好能让我听见。
最难以启齿的是夜晚。孕吐过后，我对气味异常敏感，男人们身上的牦牛味、汗味、烟草味，在封闭的帐篷里变得难以忍受。有次多吉靠近时，我控制不住地干呕起来。
他愣住了，脸色慢慢沉下去。
“嫌我臭？”他问，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石头砸进水里。
“不是......”我想解释，但又是一阵反胃。
多吉什么也没说，起身出去了。那一夜他再没回来。
第二天，我看见婆婆和多吉在羊圈旁说话，两人都压着声音，但婆婆的手势很激烈。晚上，巴桑来找我，神情局促。
“大哥说......这段时间，我和二哥先睡仓库。”他不敢看我，“等你......好一些。”
我点点头，心里有块石头落了地，随即又被更大的石头压住——我成了麻烦，成了这个家里需要特别安排的存在。
仓库是堆放杂物的地方，比帐篷还冷。我偷偷去看过，那里只有一堆干草和旧毡子。巴桑在看书，多吉在磨刀，两人各据一角，谁也不说话。
“对不起。”我在心里说，不知道是对谁。
孩子是个男孩，生得艰难。我在帐篷里挣扎了两天一夜，婆婆和接生婆进进出出，一盆盆血水端出去。意识模糊时，我听见索朗在帐篷外发脾气：“怎么这么久！”
多吉在哼歌，调子乱七八糟。
巴桑的声音最清楚，他在问：“卓玛还好吗？”
还好吗？我不知道。疼痛像潮水，一波波把我淹没。最后那一下，我好像看见雪山在眼前崩塌，白光炸裂，然后是一声嘹亮的啼哭。
“男孩！”接生婆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婆婆抱着孩子给帐篷外的男人们看，我瘫在血污的毡子上，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巴桑端进来一碗热汤，扶我起来，一勺一勺喂我。汤很咸，我喝出了眼泪。
“他像你。”巴桑说，眼睛看着角落里的孩子。
我转头看去，那张皱巴巴的小脸，我看不出像谁。
孩子取名扎西，意思是吉祥。有了扎西，我的日子似乎有了锚。白天，我把他裹在袍子里干活，他的小脸贴着我的胸口，随着我的动作轻轻摇晃。晚上，他在我身边呼吸，小小的，暖暖的，像草原上最柔嫩的草芽。
扎西三个月大时，夜里又开始轮流了。
那晚轮到索朗。他看见扎西睡在我身边，皱了皱眉，但还是躺下了。半夜，扎西哭起来，是饿了。我慌忙抱起他喂奶，尽量不发出声音。
“吵死了。”索朗在黑暗里说。
我一僵，拍着扎西的手停在半空。
“明天让他跟阿妈睡。”索朗翻了个身，背对着我们。
我抱着扎西，整夜没睡。天亮时，我去求婆婆，说扎西夜里闹，影响男人们休息。婆婆看了看我怀里的孩子，又看了看我。
“也好，孩子跟我睡。”她说。
扎西被带走了。白天我还能抱着他，夜里就只能听见从婆婆帐篷传来的哭声，一声声，像刀子割在我心上。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觉得胸口空了一大块。
巴桑发现了我的不对劲。有次放牧时，他特意和我一起赶羊，走到远离其他人的山坡。
“想扎西？”他问。
我点点头，眼睛看着远处的羊群，怕一看他就会哭出来。
“等再大点，就能跟你睡了。”巴桑说，顿了顿，“阿妈是疼孩子，她带大我们兄弟三个呢。”
我知道他说得对，但心里那空着的地方，风呼呼地往里灌。
扎西一岁生日那天，我特意用攒了很久的羊毛换了点白面，给他做了个小面饼。婆婆烤了羊肉，多吉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瓶白酒，索朗也早早回来了。
帐篷里难得有了热闹气。扎西已经会摇摇晃晃地走路，扑到我怀里，软软地叫“阿妈”。我的心都要化了，抱着他舍不得松手。
多吉喝多了，开始大声唱歌，唱到一半突然停下，看着我说：“卓玛，再给桑吉家生几个吧，男孩女孩都好。”
我愣住了，怀里扎西的小手抓着我的一缕头发。
索朗没说话，只是喝酒。
巴桑低声说：“二哥，扎西还小......”
“小什么，一岁了！”多吉挥挥手，“你看村里德吉家的媳妇，五年生了三个！咱们桑吉家人丁兴旺，草场才能守住！”
婆婆点头：“是这个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又怀孕了，肚子大得像山，我拖着它在草原上走，怎么也走不到头。醒来时一身冷汗，巴桑在身旁熟睡，月光照着他年轻的脸。
扎西两岁时，我果然又怀孕了。这一次，婆婆不再给我红糖酥油茶，只是说：“这次生个女孩也好，家里缺干活的人手。”
孕吐依旧凶猛，但这次我不敢再表现出来。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吐完了漱漱口，继续生火做饭。男人们似乎也习惯了，不再特别安排什么。
巴桑有时会偷偷帮我。有次我背水回来，腰疼得直不起来，他接过水桶，低声说：“明天我早点起来背水，你多睡会儿。”
“不用。”我忙说，“让人看见不好。”
“没人看见。”他坚持。
我心里一暖，那暖意还没散开，就听见多吉在远处喊：“巴桑！磨蹭什么呢！”
巴桑应了一声，匆匆走了。我看着他瘦削的背影，突然觉得他其实也是个可怜人。
老二生得比扎西顺利些，但依然痛。这次我没有昏过去，清楚地听见接生婆说：“是个女孩。”
帐篷外安静了一瞬，然后是多吉的声音：“女孩也好，也好。”
我给孩子取名梅朵，意思是花。梅朵很小，很安静，哭起来也细细的，像小猫。婆婆似乎有些失望，但还是尽心照顾。有了扎西的经验，这次我平静许多，只是夜里想孩子时，心口依然会疼。
梅朵三个月时，乡里传来消息，说外面在搞妇女健康检查，免费。婆婆本不想让我去，说“女人家的事，检查什么”，但巴桑坚持，说他学校的老师说了，检查对女人好。
我去了乡卫生院，那是我第一次进那样的地方，白得晃眼。女医生很和善，检查完了却皱着眉。
“你身体太虚了，再生孩子有危险。”她说，“最少要休息三年。”
三年。我在心里算，梅朵三岁时，我也才二十五岁。可医生的话在桑吉家能有多少分量？
回去说了检查结果，婆婆没说话。索朗沉默地抽烟，多吉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巴桑说：“那就休息三年。”
“三年？”多吉叫起来，“那怎么行！咱们家人丁单薄......”
“出事了怎么办？”巴桑难得地提高了声音。
帐篷里安静下来。最后索朗说：“先养着。”
我以为这是同意了，心里松了松。可夜里，多吉进来时带着酒气，动作比平时粗鲁许多。我忍着，咬着嘴唇，直到嘴里有了血腥味。
结束后，他躺在一旁，突然说：“卓玛，你是不是不愿意给桑吉家生孩子？”
我一惊：“没有......”
“那为什么医生说不能生，你好像挺高兴？”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是高兴吗？也许是松了口气。可这松口气的感觉，在他眼里成了罪过。
“我没有。”我只能重复。
多吉哼了一声，不再说话。那之后，他对我的态度冷淡了许多，偶尔看我时，眼神里有我看不懂的怨。
日子继续。扎西会跑会跳了，梅朵也开始学说话。我每天忙得像陀螺，但看着两个孩子，觉得日子也不是全无指望。
有次转场，我负责赶羊群落在后面的几只。巴桑从后面追上来，说学校缺个帮厨，问我愿不愿意去。
“一天有二十块钱，还管饭。”他说，“扎西可以带过去，梅朵阿妈能看着。”
我心动了。不是为钱，是为能走出草原，看见不一样的人。但我犹豫：“大哥二哥能同意吗？”
“我去说。”巴桑道。
意料之中的反对。索朗说女人出去抛头露面不好，多吉说家里活谁干，婆婆说孩子怎么办。但巴桑出奇地坚持，说学校是正经地方，有老师有学生，还能学点汉字。
最后是索朗拍了板：“去吧，但家里的活不能落下。”
于是我开始了在天不亮起床，先做完家里的活，然后带着扎西走两个小时山路去学校的日子。学校很小，只有三个老师，三十多个学生。我的工作是帮忙做饭、打扫。
第一次领到工资时，我把那皱巴巴的二十块钱握在手里，看了很久。这是我第一次有自己的钱，不是婆家给的，不是丈夫给的，是我自己挣的。
我用这钱给扎西买了支铅笔，给梅朵买了条红头绳，剩下的买了块冰糖。回家分冰糖时，每人掰一小块，含在嘴里，甜得眯起眼。多吉说“浪费钱”，但冰糖含在嘴里，也没吐出来。
学校的生活让我看见了另一个世界。我听老师们聊天，说山外面的城市，说读书的重要，说女人也能有自己的工作。我识了些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卓玛”，会写“扎西”“梅朵”。有次我蹲在地上，用树枝写孩子们的名字，巴桑看见了，愣了很久。
“你想学写字吗？”他问。
我慌忙用脚抹掉地上的字：“瞎写的。”
“我教你。”他说。
于是每天做完活，巴桑就教我认字。从“人”“口”“手”开始，到简单的词。他很有耐心，我学得慢也不急。有次我问他为什么对我好，他沉默很久，说：“你应该有选择。”
选择。这个词太陌生了，像雪山那边的云，看得见，摸不着。
变化发生得很突然。乡里来了扶贫干部，说要搞合作社，养牦牛、加工奶酪，需要人手。他们特别说，妇女优先，因为女人细心。
婆婆第一个反对：“女人出去干活，像什么话！”
但索朗去开了会，回来说合作社给钱，比放牧挣得多。多吉也心动了，说到底钱是实在的。
于是我又多了个身份：合作社的挤奶工。每天早上做完家里的活，去学校做饭，下午去合作社。忙得像旋转的经轮，停不下来，但我心里有种奇异的充实。
合作社里都是女人，我们一边挤奶一边聊天。她们有的和我一样，嫁给了兄弟几个；有的丈夫去了城里打工，几年不回来；有的寡妇，自己拉扯孩子。我们聊孩子，聊男人，聊草原上的草一年比一年少。
有次聊到将来，最年轻的那个女孩说她想学开车，开大卡车，去拉萨。大家都笑她，说她疯了。但笑着笑着，有人小声说：“其实我也想去拉萨看看。”
我没说话，只是手下不停地挤奶。温热的牛奶呲呲地射进桶里，白色的泡沫堆起来，又碎掉。我想起巴桑教我的那个词：选择。如果我能选择，我想选什么？
我想了很久，发现自己竟然不知道。十八岁前，我的人生是阿妈决定的；十八岁后，是桑吉家决定的。我好像从来没有自己决定过什么。
那天回家，我格外沉默。巴桑发现了，问我是不是累了。我摇摇头，看着帐篷外渐渐暗下来的天光，突然问：“巴桑，如果你能选，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他愣住，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问。帐篷里只有我们俩，扎西和梅朵在婆婆那儿，其他人都还没回来。
“我......”他犹豫着，“我想继续读书，当正式老师。还想......”他停住，看着我，眼神复杂。
“还想什么？”
“还想娶一个自己喜欢的姑娘，就我们两个人，好好过日子。”
这话像一块石头投进我心里，荡开一圈圈涟漪。我低头，发现自己竟然在想象那样的日子：一个丈夫，一个帐篷，两个孩子，平平常常的每一天。这想象太奢侈，奢侈得让我心慌。
“你不该说这些。”我低声说。
“我知道。”巴桑也低下头，“可是卓玛，你难道从来没想过，如果不是这样......”
“没有。”我打断他，声音有些急，“我没有。”
可是那天夜里，我失眠了。听着身旁巴桑均匀的呼吸，我想，我真的没想过吗？还是不敢想？
秋天，合作社的奶酪卖出了好价钱，我们每人分到了一笔钱。我捏着那沓钞票，第一次有了“自己也能挣钱”的真实感。我给家里每人买了件新衣服，剩下的偷偷藏起来，谁也没告诉。
藏钱的地方是巴桑告诉我的，帐篷角落的一块松动的地砖下。他说：“女人该有点自己的钱。”
我没问他为什么知道女人该有自己的钱，只是照做了。每天晚上，我会摸摸那个地方，硬硬的还在，心里就踏实些。
变故发生在冬末。梅朵发了高烧，小脸通红，呼吸急促。我急得要背她去乡里，婆婆却说孩子发烧常见，捂汗就好。
我守着梅朵，用湿布敷她的额头，一遍又一遍。到了半夜，梅朵开始抽搐，小小的身体绷得像弓。我吓得魂飞魄散，抱起她就往外冲。
“你去哪儿！”婆婆在身后喊。
“乡里！医院！”我头也不回。
雪还在下，山路很难走。我深一脚浅一脚，梅朵在我怀里滚烫。不知走了多久，突然有人追上我，是巴桑。
“我跟你去。”他接过梅朵，他的脚步比我稳。
我们在天亮前赶到乡卫生院。医生一看就说要送县里，乡里治不了。巴桑二话不说，去找车。等到梅朵被送进县医院抢救室时，我已经站不稳了。
医生说再晚一点就危险了。我瘫在走廊的长椅上，浑身发抖。巴桑去买了两碗面，塞到我手里：“吃，吃了才有力气照顾梅朵。”
我吃不下，他就一口口喂我，像当年我生扎西时那样。面汤很咸，我又喝出了眼泪。
梅朵住了三天院，我守了三天。巴桑学校请了假，陪着我们。索朗和多吉在第二天来了，看了看孩子，留下些钱，又匆匆赶回去——家里不能没人。
梅朵出院那天，阳光很好。巴桑去办手续，我抱着梅朵在医院门口等。梅朵的小脸还是有些苍白，但眼睛亮亮的，看着我笑。
“阿妈。”她软软地叫。
我的眼泪突然就下来了，止都止不住。我抱着她，像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不是谁的妻子，不是谁的祭品，我是扎西和梅朵的阿妈。这个身份，是任何人都夺不走的。
回去的路上，巴桑说：“卓玛，你变了。”
“哪里变了？”
“说不上来。”他开着那辆借来的旧吉普，目视前方，“就是觉得，你好像......更坚定了。”
我没说话，只是把梅朵抱得更紧了些。
回到家，婆婆没说什么，只是接过梅朵看了看。索朗多看了我两眼，也没说话。夜里，我主动去找巴桑藏钱的地方，摸了摸，还在。
春天再来时，草原上开出了细细的花。合作社扩建了，要选个妇女主任。女人们你看我我看你，最后不知谁说了句：“卓玛识字，让卓玛当。”
我就这样成了妇女主任。虽然只管七八个人，但要去乡里开会，要在本子上记工分，要安排活儿。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话，声音都在抖，但看着下面女人们的眼睛，我慢慢平静下来。
我说：“咱们好好干，明年给家里都挣件新袍子。”
大家都笑了。
散了会，最年轻的那个女孩凑过来：“卓玛主任，你说咱们能不能自己卖奶酪？跳过中间人，能卖得更贵。”
我一愣，这念头太大胆了。但看着她亮晶晶的眼睛，我想了想，说：“我问问。”
我去问乡里的干部，干部说可以试试，还答应帮我们联系买家。我回来一说，女人们都兴奋起来，七嘴八舌出主意。
那天晚上，我在家庭会议上说了这件事。婆婆第一个反对：“女人家，折腾什么！”
多吉也不赞成：“现在这样挺好，别瞎搞。”
索朗抽着烟，不说话。
巴桑看了看我，说：“我觉得可以试试。成了，能多挣钱；不成，也没损失。”
最后索朗点了头：“那就试试，但别耽误家里的活儿。”
我们真的试了。自己设计包装，自己记账，自己谈价钱。第一批奶酪卖出去那天，我们挤在合作社的小屋里，等着电话。当买家说“货收到了，款打过去了”时，女人们欢呼起来，抱在一起又叫又跳。
我拿着那张比以往厚了许多的钞票，手在抖。这不是工资，是我们自己挣来的，从养牛到卖货，一条龙。这种感觉，和领工资不一样，和分家用的钱更不一样。
晚上，我把钱交给索朗。他数了数，抽出几张递还给我：“这是你的。”
我愣住了。
“你应得的。”索朗说完就出去了，留下我捏着那几张钞票，站在帐篷中央。
夜里，我辗转反侧。巴桑轻声问：“怎么了？”
“我在想......”我犹豫着，“想咱们的奶酪，能不能卖到更远的地方。”
“比如？”
“比如拉萨。”
巴桑在黑暗里笑了：“你想去拉萨？”
“不是我，是咱们的奶酪。”我也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流下来。原来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敢想这么远的事了。
夏天，合作社来了个记者，说要写我们妇女创业的故事。那是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人，短发，说话很快。她问我当初怎么想到要自己卖奶酪，问我有什么困难，问我将来的打算。
我一回答了，说到最后，我说：“我想让我的女儿读书，读很多书，将来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
记者眼睛亮了，刷刷地记。
她走后，巴桑说：“你说得真好。”
“我说的是真话。”我看着远处玩耍的扎西和梅朵，心里从来没有这么清楚过。
秋天，记者写的文章登出来了，还配了我们的照片。乡干部特意送了几份报纸来,合作社的女人们传着看，虽然不识字，但指着照片上的自己，笑成一团。
我把报纸拿回家，巴桑一字一句读给大家听。读到我说想让女儿读书那段，帐篷里安静下来。婆婆低头捻羊毛，索朗闷头抽烟，多吉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最后索朗说：“那就读。”
就三个字，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冬天，我用自己的钱给扎西和梅朵都交了学费。扎西上小学，梅朵上学前班。每天早上，我带着两个孩子去学校，他们进教室，我去厨房。下午，我们一起回家，路上他们叽叽喳喳说今天学了什么。
梅朵说老师教了首歌，唱给我听。扎西说学了“妈妈”两个字怎么写，蹲在地上写给我看。我看着他歪歪扭扭的字，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巴桑教我写名字的那个下午。
日子还在继续。我依然是桑吉家的媳妇，白天干活，晚上轮流。但有什么东西在心里生了根，发了芽，悄悄地改变着一切。
我开始在夜里读书，巴桑从学校借来的旧课本。认的字多了，世界就大了。我知道山外面有城市，有大海，有各种各样的人生。虽然那些人生离我很远，但知道它们存在，就让人觉得，人生或许不止一条路。
有天夜里，多吉突然说：“卓玛，你恨我们吗？”
我一愣，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
“恨吗？”他重复。
我想了很久，说：“以前恨过。但现在......不恨了。”
“为什么不恨了？”
“因为恨没有用。”我说，“而且，我有扎西和梅朵。”
多吉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然后他说：“其实......我对你不好。”
我没说话。帐篷外风声呼啸，像有很多话要说，又不知从何说起。
春天又来了，这是我嫁到桑吉家的第八个春天。合作社的奶酪卖到了拉萨，真的。虽然量不大，但那个最年轻的姑娘——她真的学会了开车——把第一批货送去的那天，我们都去送她。
她上车前突然抱了抱我：“卓玛姐，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让我知道，女人也能做事。”
车开走了，扬起一路尘土。我站在路边，看着远去的车，突然明白了阿妈当年那句话——“到了桑吉家，要听话。”
听话，不是顺从命运，而是在命运给你的土壤里，努力开出自己的花。哪怕这土壤贫瘠，哪怕这花开得艰难，但只要是自己的，就值得。
回到帐篷，扎西在写字，梅朵在唱歌，婆婆在煮茶，索朗和多吉在修马鞍，巴桑在看书。酥油茶的香味弥漫开来，和炊烟一起，袅袅地升上天空。
我走到帐篷门口，看着远方的雪山。雪山还是那座雪山，但在我眼里，它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我也不一样了。
从十八岁那年嫁过来的卓玛，到今天站在这里的卓玛，走了很长的路。这条路还没走完，但我知道，我会一直走下去。带着我的扎西和梅朵，带着心里那点不灭的光，走下去。
茶煮好了，婆婆喊吃饭。我应了一声，转身走进帐篷。
帐篷里很暖，茶很香，孩子们的笑声很亮。这就是我的生活，残酷的，温热的，真实的，我的生活。
我坐下来，接过婆婆递来的茶碗，碗很烫，但我稳稳地捧着，就像捧着这些年来，所有哭过的夜，和终于到来的，微微发亮的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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