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我国法治建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针对“急救章”式罪名（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在“紧急状态”消退后仍被长期保留并泛化适用的问题，学界与实务界已形成共识：此类罪名已显露出与现代法治精神、市场经济规律和司法公正要求不相适应的弊端。面对这一现实，解决思路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彻底取消该罪名；二是保留但进行结构性修改与完善。本文探讨两种路径的具体方案，并从法治原则、司法实践、经济影响与社会效果等维度进行比较论证，最终提出更具合理性的改革方向。

一、路径一：干脆取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一）取消的理由

1. 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作为典型的“口袋罪”，其构成要件模糊，尤其是“骗取财物”“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等表述缺乏清晰标准，导致司法自由裁量权过大，易被滥用。

法治成熟国家普遍不设独立的“传销罪”，而是依据行为本质分别定罪，如诈骗、非法集资、虚假广告、非法拘禁等。我国单独设罪，实为应急立法的产物，不具备长期存在的正当性基础。

2. 历史使命已完成

该罪设立于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背景是传统“拉人头”“缴入门费”式传销泛滥，社会危害严重。但随着监管体系完善、公众认知提升，典型传销已大幅减少。

当前大量被认定为“传销犯罪”的案件，实为存在真实商品销售、具备一定市场价值的多层次营销模式，将其入刑明显过重，违背比例原则。

3. 阻碍创新创业与商业模式演进

在数字经济时代，社交电商、直播带货、会员制分销等新型商业模式广泛采用层级激励机制。若机械套用“三层以上即构成传销”的行政标准或刑事推定，将严重抑制市场活力。

多起民营企业因推广模式被刑事追责，造成“办一个案子，搞垮一个企业”的负面效应，违背中央“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导向。

4. 与其他罪名存在严重竞合与重复评价

若行为人确实实施了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完全可依相应罪名惩处，无需另立新罪。

保留该罪易导致“轻罪重判”或“选择性执法”，削弱刑法的公平性与权威性。

（二）取消后的替代机制设计

1. 刑事层面：回归本质行为定罪

凡涉及传销相关行为，应根据其实际侵害的法益，分别适用以下罪名：

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项目、虚假宣传的，定诈骗罪或集资诈骗罪。

二是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定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类犯罪。

三是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定虚假广告罪。

四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暴力控制的，定非法拘禁罪或故意伤害罪。

五是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六是涉黑涉恶组织化运作的，定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2. 行政与民事层面：强化前置监管与责任追究

一是完善《禁止传销条例》《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等行政法规，赋予市场监管部门更强执法权。

二是建立民事赔偿机制，支持受害人通过民事诉讼追偿损失。

三是推行信用惩戒制度，将参与传销组织者纳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任职资格等。

3. 配套机制：建立“行为性质识别指南”

一是由最高司法机关发布指导性意见，明确区分“违法性传销”与“犯罪性诈骗”的界限。

二是引入“实质穿透审查”原则，重点考察是否具有真实交易、商品价值是否合理、收益来源是否主要依赖拉人头等。

结论：取消路径的核心逻辑是“去罪化+分类治理”，以精准打击替代笼统震慑，实现刑法谦抑性与有效性统一。

二、路径二：保留并修改完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一）修改完善的必要性

支持保留者认为，传销行为具有高度组织性、隐蔽性和社会危害性，若完全取消刑事规制，可能导致监管真空。因此，主张通过立法修订使其更加科学、精准。

（二）修改完善的可行方案

1. 重构构成要件，实现“去口袋化”

一是将“骗取财物”明确界定为客观处罚条件而非主观要件，仅当资金链断裂、多数参与者遭受重大财产损失时才启动刑事程序。

二是增设“情节严重”的量化标准，如涉案金额超千万元、参与人数超千人、造成三人以上自杀或精神失常等。

2. 限缩适用范围，增设“但书条款”

在《刑法》第224条之一中增加但书：“实施团队计酬、会员推荐奖励等营销模式，有真实商品销售且未实施欺诈、暴力、非法集资等行为的，不以本罪论处。”

3. 提高入罪门槛，强化行政优先原则

一是规定必须经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并作出行政处罚后，仍拒不改正且造成严重后果的，方可追究刑事责任。

二是实行“先行政后刑事”的递进式处理机制，避免刑事手段前置化。

4. 明确与其他罪名的竞合处理规则

一是规定同一行为同时触犯本罪与其他经济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量刑。

二是明确本罪仅作为补充性罪名使用，不得与诈骗类犯罪并罚。

5. 增设出罪机制与合规激励

一是对主动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赔、配合调查的企业负责人，可依法不起诉或减轻处罚

二是鼓励企业建立内部合规体系，作为从宽处理依据。

6. 建立司法审查备案制度

一是所有以本罪立案的案件须报省级检察机关备案，防止地方滥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

结论：修改路径的核心逻辑是“精细化+限缩适用”，通过制度优化使“急救章”转型为“常规章”，实现从“运动式打击”向“法治化治理”转变。

三、取消与修改路径的比较分析

比较维度

取消路径

修改路径

法治原则契合度

高。符合罪刑法定、明确性、谦抑性原则，避免“口袋罪”滥用

中等。虽经修改可缓解问题，但仍难根除构成要件模糊风险

司法统一性

高。统一回归本质行为定罪，减少类案不同判现象

依赖司法解释与指导案例，短期内难以消除裁判分歧

经济影响

极高。极大释放市场活力，鼓励创新商业模式发展

较高。通过限缩适用降低误伤风险，但仍存不确定性

执法成本与可行性

高。需重建执法标准与跨部门协作机制，初期成本较大

低。可在现有框架下渐进改革，过渡平稳

社会接受度

中等。公众可能误以为“传销合法化”，需加强普法引导

高。保留罪名更易被执法机关与社会接受，改革阻力小

制度稳定性

高。推动法律体系现代化，增强国际法治认同

中等。可能形成“新瓶装旧酒”局面，改革不彻底

对民营企业的保护力度

强。彻底消除刑事化误伤风险

较强。但仍有被选择性适用的可能

（一）取消路径的优势与挑战

1.优势

取消的优势有三：一是彻底破除“口袋罪”隐患，提升法律确定性；二是推动刑法回归保障法地位，避免成为经济调控工具；三是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利于营商环境国际化。

2.挑战

取消的挑战有三：一是需要强有力的行政监管与民事救济体系作为替代支撑；二是短期内可能引发执法惯性反弹与公众误解；三是对复杂案件的定性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二）修改路径的优势与局限

1.优势

修改的优势有三：一是改革阻力小，易于被立法与执法部门接受；二是可在短期内见效，避免制度断层；三是保留一定威慑力，防止极端传销死灰复燃。

2.局限

修改的局限有三：一是难以根治“口袋罪”本质，仍可能被滥用；二是制度设计再精细，也无法完全避免司法自由裁量的偏差；三是容易形成“名义修改、实质不变”的形式主义改革。

四、结论与建议：优先选择“取消+分类治理”路径

综合比较，取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并代之以“依行为本质分类定罪”的治理模式，是更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市场经济规律和司法公正要求的根本出路。理由如下：

1. “急救章”本为应急而设，不应成为常设制度

该罪自诞生起即具强烈的时代烙印，如今“紧急状态”早已消退，继续保留违背立法初衷。正如“投机倒把罪”在市场经济确立后被废止一样，此类罪名亦应完成历史使命。

2. 取消有助于实现刑法体系的内在协调与逻辑自洽

当前刑法中已存在诈骗、非法集资等足够覆盖各类传销相关行为的罪名体系。单独设立“传销罪”不仅重复，且破坏了罪名之间的逻辑统一性。

3. 取消更能体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

从“运动式打击”转向“规则化治理”，从“刑事优先”转向“行政主导、刑事补充”，是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取消该罪正是这一转型的关键一步。

4. 修改完善仅具过渡价值，无法替代根本性变革

修改虽可缓解当前矛盾，但无法消除制度性风险。历史经验表明，“口袋罪”一旦存在，总会找到适用空间，最终仍会回归泛化老路。

在罪名取消前的过渡阶段，建议做好三项工作：一是最高司法机关发布指导性案例，明确排除正常营销模式入罪，限缩该罪名的适用；二是全国人大法工委启动对该罪存废的专项评估，组织专家论证，做好取消罪名的准备工作；三是加强市场监管与金融监管协同，提升非刑事治理能力。

总之，“急救章”式罪名的存废，不仅是法律技术问题，更是国家治理理念的体现。是继续依赖“重刑主义”思维维持表面秩序，还是以法治理性与制度自信推动深层次改革？答案不言自明。我们应当有勇气承认：某些曾经“必要”的制度，在时代变迁中已不再“正当”。废止“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不是纵容违法，而是以更精准、更文明、更可持续的方式守护公平正义。这既是法治的进步，也是文明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