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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期，针对严峻的治安形势，中央政治局制定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由此拉开了“严打”的序幕。
期间，不少犯罪分子都被绳之以法，也有几人因身份特殊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最具代表的人便是胡晓阳。
胡晓阳的身后
当公安局掌握确切证据后前往一家宾馆逮捕胡晓阳时，就连宾馆保卫部门的工作人员都面露难色。
他们也有着自己的苦衷，即便知道被逮捕者犯下什么罪孽，依然不太敢放人：“抓人这种事我们过去也遇到过，我们是配合行动了，但是过不了多久，被抓捕的人又大摇大摆出来了，反倒是我们得罪了人。”
估计就连胡晓阳本人都没能想到，他会被处以极刑。
这自然与他的家庭背景密切相关，因为他的父亲正是胡立教。
1928年，年仅15岁的胡立教投身革命，跟随毛主席走完了长征路，由于他非常机灵，便被调往通讯情报岗位任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就动身去了新成立的武汉新四军军部，在这里从事无线电工作；自那之后，他先后担任新四军后方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局情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职务。
可以说，新四军的通信工作从无到有都与胡立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个年头的各大战役、战斗都需要大量的信息作为支撑，新四军那十几部电台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通信兵部队以卓越的智慧，在装备并不占优的情况下发挥超常功效，才能在对抗敌人窃听、干扰过程中上演一出出传奇故事。
若没有通讯部队，新四军在抗战中的难度将会大幅增加。
胡立教在抗战中的杰出表现是所有战士有目共睹的，他领导的情报部门还被称为“胡立教部队”，虽说这是技术兵种，但当危险真正来临时，他的能力也丝毫不亚于那些冲锋在前的战士。
国民党制造摩擦的过程中，他与杨帆两人在枪林弹雨中杀出重围，还是最先突破的。
有勇气、有智慧的胡立教自然会得到组织的重用，解放后大区撤销，胡立教被安排到财政部担任副部长，新的工作意味着过去的一切工作经验都要重新来过。
那时他还年轻，也认识到：改行了，就要重新学习。
为了能把理论知识掌握好，他很快就把《资本论》熟读一遍，在工作中也在不断学习进步。
因此，1964年时胡立教便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历史上的第三位行长，他与其他同志一同努力，使得国家财政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各项经济指标也得以恢复，甚至超过“一五”时期的最好水平。
哪怕是在特殊时期，他还是能以极强的魄力做成了三件大事，分别是买黄金、投资房产和买船。
这三件事也是他最为骄傲的三件事，黄金和外汇投资房产都为政府赚了不少钱，而交通部组建远洋运输船队期间，胡立教买的船仅用一年就直接收回成本。
这样的眼光绝对是超出时代的，若是他是一位商人，想必也是腰缠万贯。
因此，在特殊时期结束后，他也立即被委以重任，并于1981年1月后担任了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等职务。
1983年开始“严打”时，胡立教仍在上海任职，他每天的工作极为繁忙，压根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犯下了如此大的罪孽。
当时胡晓阳的工作是《世界建筑导报》的记者，与他一同玩耍的陈小蒙是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其五的儿子，陈小蒙也是记者，任职于《民主与法治》杂志。
两人早早就勾结在一起，还与其他几个社会闲散人员组建了“小帮派”。
他们仗着父辈的权威，打着招工、调动工作的旗号经常猥亵妇女，陈小蒙还以记者的习惯，每次都会与找来的女孩聊一会天，再把所有内容记录到笔记本上。
胡晓阳则更为过分，他多次在奸淫妇女时用手里的微型相机偷拍，以供事后“欣赏”。
有些女孩被他们盯上后，胡晓阳就会用手中的照片作为威胁，逼迫她们继续与自己行欢。
平日里，他们动手的场所通常是陈小蒙的家里，就连周围的邻居都知道房子里发生了什么事，唯独陈其五毫不知情，邻居知道这些高干子弟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倒不如不去多管闲事。
当这些人的恶名传开后，上海还有市民表示：“对上海市的领导有三个意见，胡立教的儿子胡晓阳位居第一。”
有些女孩感到上当受骗后也咽不下这口气，但他们则会明里暗里表示：你要告就去告好了。
威逼利诱之下，很多女孩都选择了忍气吞声。
“严打”需要执行力
得手了这么多次，胡晓阳与陈小蒙他们更是觉得上海已经没人能动自己了。
1986年1月，领导者便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越是高干子弟，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处理了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去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中央办公厅主任也在同时期的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表示：“要从大案入手，特别是那些有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插手的大案要案，一定要冲破阻力，杀一儆百，挽救一批干部。”
仅仅一个月后，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就作出了判决，胡晓阳与陈小蒙都被判处死刑。
陈小蒙当时都竖起了耳朵，满脸不敢相信地自言自语：“想不到真的要动真格了。”
作为父亲，胡立教、陈其五对孩子犯下了如此大错是极为痛心的，不难想象，他们也会后悔没能好好教育孩子才让孩子误入歧途，可现在一切都晚了。
面对法律，他们的表态很简单：公事公办，我不会干涉。
这件事甚至惊动了其他高层领导人，不过他们也都只是过问了一下后就算结束了。
背后也体现出当时的一种社会氛围：凡是高干子弟，就会受到一些人的吹捧与谄媚、迁就，久而久之他们也有了“一路绿灯”的感觉，再加上父辈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或许是考虑到孩子们已经有了稳定工作，也就几乎没人会注意他们的思想动向，少数品质败坏的高干子弟就开始为非作歹了。
随着胡晓阳等人被枪毙，其他很多高干子弟人人自危，他们也更加注意平日里的言行。
对于广大群众而言，社会治安转好是大家最喜闻乐见的。
各地都有放鞭炮庆祝的景象，欢呼政府惩治坏人、保护好人，还有不少曾受街头流氓困扰的百姓会登门感谢公安机关。
从1983年8月至1987年初，“严打”期间共细分了3场战役，刑事案件数量正持续变少。
除了胡立教、陈小蒙外，各地都有高干子弟被处以极刑的场面：天津枪毙了朱国华、杭州枪毙了熊家兄弟。
百姓眼里公平是最为重要的，这次“严打”最为突出的亮点便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儿子犯错被枪毙对胡立教来说是人生的一大憾事，过去的已经过去，自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国家也需要他。
就在胡晓阳被枪毙不足1个月，为了加强党对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的领导，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三次理事会还在福州召开，胡立教则被大家邀请担任同学会名誉会长。
每次该会举行重要集会时，胡立教都会尽量亲自参加并讲话，激励大家继续发扬黄埔精神，以实际行动坚持“一个中国”，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他身上那种一心为了中国的爱国热情，更是激励了每一个人。
2004年，已经90多岁的胡立教回忆起当年视察曲阳新村的场景，老人当时早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过着悠然自得的养老生活，而过去的一切他都记得非常清楚。
面对专程前来的记者，他非常平易近人，也使得记者朋友没有了拘谨的心情，彻底放松下来。
很多历史事件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只要胡立教参与过，他都是记忆犹新。
谈到1983年前往曲阳街道的事情，胡立教甚至能记住每一个细节，侃侃而谈了接近一个小时。
当记者们准备离开寓所时，他还与大家合影留念，并握住对方的手说：“祝你们工作顺利，也希望新村的建设更好。”
老人离去后，他们夫妻的骨灰被安放在福寿园，各地的老同志和很多老战友都来了，胡立教的侄子胡名峰为纪念像揭幕。
他这一生光明磊落，从来不会因私情包庇任何错误的事情，真正体现了崇高的思想品质和革命风范，是当之无愧的老英雄。
参考资料
1.八十年代的“严打”记忆 中年读者
2.上世纪80年代高干子弟奸淫女性被严惩 大众数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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