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光掠影撷英华
——读程宝林《中国的异端》书摘
最近，断断续续地利用7天时间，细细品读完了程宝林先生的思想随笔集《中国的异端》，生发了相见恨晚之感慨。
先生之大作虽名为《中国的异端》，其实并非什么“异端”，更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只不过是作者在中美两国对比生活后的独立思考、真诚建议、善意劝告及忧愤感叹而已，如果仅以书名就判定作者必为“异见人士”，那就大错特错了。先生远隔重洋，心系祖国。赤子情怀，天地可鉴。
著作分为三部分：第一辑《我臧我否》（24篇），第二辑《我阅我评》（16篇），第三辑《我思我悟》（30篇），加上楚寒先生序《众水不能熄灭》、作者自跋《言说及免于恐惧的自由》，共72篇、336页。写作时间从2000年到2011年不等，主要集中在2007年到2009年之间，其中2002年2篇，2003年2篇，2004年3篇，2005年2篇， 2007年7篇，2008年9篇，2009年22篇，2010年11篇，2011年4篇，未标明日期的10篇，2012年4月出版发行。
作品可贵之处在于：一是关爱生命。72篇文章中有30篇直接涉及生命的主题，占比高达41.7%，序和跋还不包括在内，这其中也包含了强烈的对生命、对人性、对人的尊严的关切。作者希望我们这个社会能够真正把人当人看，充分尊重人的生命、人的尊严，承认普遍存在的人性。《“戴俊，快跑！”》肯定西安民营装修公司老板戴俊见义勇为、勇斗抢劫歹徒的侠义豪情，同时提醒公众：“中国社会需要见义勇为！需要，非常需要！但绝对不需要以付出生命代价而保护物质财富的所谓见义勇为。”“见义勇为固然重要，见义智为更为重要。避免和持有凶器的歹徒直接发生肢体冲突，应该是社会呼吁见义勇为时必须时刻强调的一点。可是，它被刻意地忽略了，因为中国的所谓国情，因为国人的生命价值观。”
《天下无男乎？》剖析婚姻的本质：“婚姻是什么？婚姻是法律保障的男欢女爱，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社会的、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一方并不完全具有这种使对方生理需求满足的肉体条件，这样的婚姻就是畸形的、变异的、非正常的。对它的任何美化都是浅薄和残酷的。”
《是勇敢，还是愚昧？》发出质问：“为什么要鼓励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冒着可能被剥夺生存权的危险，以维护财产权？”“几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认真进行过’生命可贵‘、’每一个个体生命都万分珍贵、无可替代’这样的价值观教育”。
《珍爱生命，请谨慎驾驶！》对比分析道：“在美国，行人过街时，比车辆拥有绝对的先行权。具体来说就是，在十字街头，只要有行人踏上了过街横道，即将穿过该横道的车辆，必须完全停下来，等这个行人走上对面的人行道，才可以通行。”“美国可以造出载人飞船，我们中国也可以造出。为什么美国人可以停车等候行人过街，我们中国人却做不到？”作者早在2010年1月4日发出的沉重呼吁，终于在今天的中国变成现实，我想作者一定十分欣慰。
二是关注法治。据初步统计，涉及法治的篇目有24篇，作者强烈呼吁建立法治社会，普通民众树立法治思维。《让那告密者，醒来》指出：“只有建立公民社会、民主社会、法治社会与人权社会，这样的自噬与互噬现象，才会变得越来越少。不齿于告密、举报、揭发，才会成为全社会的心灵自觉。随告密者一起醒来的，应该是整个社会。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必须，也只能，建立在经济独立和人权保障的基础之上。”
《让那冤死者，安息！》讲述，湖南湘西溆浦县低庄公社杨和坪大队小学公办教师武文俊，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写匿名信，提出了“重新建党建国建军十大纲领”，被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于1977年1月9日被处决，年仅40岁。作者先知式地反思道（2009年4月16日）：“因思而死，为言遭诛，那个时代，虽然已经过去，却并没有走远。它还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想想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距今不过短短二十年”。
《戾气犹自浮中国》介绍某部故事影片情节：天津高官刘青山、张子善贪污的调查报告，送到了大领导的案头。眉头深锁、怒气难抑的领导人，提笔在报告上写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作者深感忧虑：“一D之政治LX，将自己摆在了一个具体刑事案件的主审法官的位置，毛笔一挥，两颗人头落地，什么审判，辩护、司法程序、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一笔勾销”。
《杀人不过头点地》沉痛地告诫：“在无法废除死刑的今天，我们，作为读书人、写作者，一定要高声呼喊：慎杀、少杀，不得不杀的时候，才无奈杀之。只有当一个国家，不管它多么强大，在面临剥夺一个公民的生命权的司法选择时，也怀有戒惧之心，将杀人看作是一件天大的、艰难的事情，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才会获得真正的安全感，并进而获得人之为人的：尊严。”
三是关心农民。作者从小生活在社会底层——农村，与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作品充满了对农村问题的思考以及对农民遭遇的同情、愤怒以及前途命运的担忧。《洗白》讲述了堂妹一家的悲惨遭遇，“她的母亲，我称为嫂娘，年轻时丧夫，在1981年前后，带着三个女儿，嫁给了我的堂叔，生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1991年6月2日凌晨，堂叔为了保护自己稻田里刚施过肥的水不被偷走，和两个年轻力壮的恶邻发生争执，遭到殴打，扭打中’脑血管瘤破裂’去世。”“灾难并没有远离这个不幸的农民家庭。她的姐姐，智力障碍；另一个姐姐，前些年，因为家庭琐事引发的夫妻争吵，饮农药自尽。她独自支撑着这个残破的家庭，供养与自己同母异父的小妹，读完大学。”
作者不仅忧心农村的物质贫困，更焦虑他们的精神贫乏。《洗白》写堂妹：“如果说，继父之死，缘于农民的贫穷，和人民心中的暴力崇拜心理的话，那么，妹妹之死，就是中国农民特有的对生命的轻贱和愚昧。有数据表明，中国80%的自杀发生在农村；而农村，80%的自杀者，选择的是喝农药。” “她对中国农民几十年来见惯不惊、习以为常的贫穷、愚昧与野蛮的关系，以及它们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关系，是否作过独立的观察和思考呢？它们与她所崇敬的某先生，有什么必然的、内在的联系吗？”“‘救救孩子‘，这是鲁迅在二十世纪初喊出的口号。问题在于，我们拿什么来拯救自己？如果只有一本G修的历史教科书，允许我们阅读？”
作者对农民遭受的不公而愤怒不已。《无话可说》讲述：“1974年6月24日，广西玉林地区农民谢洪武，因涉嫌私藏反动传单，被民兵关进玉林市监所。一个既无明确案由、又无犯罪事实，更无犯罪证据，从未受到审判的中国公民，被广西地方部门拘留了二十八年零六个月”。作者愤怒地质问：“一个没有任何案卷材料的嫌犯，这个自称以法治国的国家，凭什么将他拘押二十八年零六个月之久，在平白无故毁了他的一生的同时，白白耗费了国家如此庞大的司法资源？”
《又见包公》指出：“中国的农民，因长期的漠视与忽略，加之历史的因袭和包袱，存在着普遍的人口素质较低的现象，这其中就包括了千千万万法律意识淡薄、甚至对法律无知的’法盲‘。”“不久以前，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读到一则消息，报导国务院举行专门的工作会议，研究和部署农村教育问题。报导用不无骄傲的语气说，这是建国以来，国务院第一次召开专门的工作会议，讨论农村教育问题。记者的本意，当然是凸现国家对农村的重视与关怀。不过，反过来一想，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务院召开的各种工作会议，何止千万，独独从来没有召开过农村教育会议，迟至2004年才有此举，这不是’破天荒’是什么？”
四是关切公义。作者饱含对这块土地和人民的深情，始终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努力追求公平正义。早年诗友张小波“因钱而左，为财而愤”，他写公开信批评，“我想说的是，包括我在内，许多当年的诗歌界朋友，对兄很不高兴，甚至，相当不屑。”
《从撞人惨景，看国人心态》讲述：“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看到了一则悲惨的实况录像：一名七十一岁的骑车老人，在北京的一条大街上，在红灯时试图抢道穿越马路，被急驶而来的汽车撞得飞出老远，当场丧命。”“而中国影响最大的电视台，在播出这条意在提醒观众注重交通规则的新闻的时候，却对于驾车人这样明显的、无视行人潜在穿越马路危险的飞速驾车行为，没有一句谴责的话，实在令人遗憾。至少，电视台应该同样提醒驾车人：当有行人可能穿越马路时，一定要减速通过。”
《严刑峻法，未可匡天下》讲述：广州保安许霆在自动柜员机发生故障时，取款17.5万元，后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其无期徒刑。作者认为，“他被判无期，是’窃钩者诛’的当代恶例。”“在此案中，银行的渎职、金融管理部门的不作为，都应该受到追究。至于许霆，银行应该向他道歉，他酌情归还银行的部份现金。”“我说许霆无罪，并不指他真正无罪，而是指法律无法判定他有罪。这才是令人欣慰的事情，由此，也促使金融机构，乃至国家机关，更加作为，在工作中避免出错。我相信，庭审辩护的过程，实际上是为’可能性’辩护的过程。这个案子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它本来应该具有推进中国司法‘程序正义‘的重要价值，也具有开启民智的积极作用。”“法律的公平精神，并不体现在所有的罪错行为，都受到惩罚，而是恰恰相反：在某些情形下，明显的罪错却无法受到惩罚。这样的法律，才是法的法律，而不是人的法律。法律有无能为力之处，公权力、政府机构有一筹莫展、干瞪眼的时候，这样，生活在其下的公民，才能真正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
《又见包公》展望美好的公平正义未来，“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的司法系统，会由随机抽选的公民陪审员判决制度，取代弊端丛生的专业法官判决制度……那时候，我们就可以骄傲地说，中国的法律，真正成了一种’一以贯之、天下皆然’的公平制度，再也不是一根橡皮筋，执政的人想绷多紧就绷多紧、执法的人想拉多长就拉多长了。”
作者写作特点鲜明：一是眼光独到。作者善于从无痕处捕捉蛛丝马迹，从细微处发现大义，从浅显处挖掘深刻道理，嗅觉十分灵敏，视角非常独特。作者从《龙泉中学大事记》“1989年某月，受8方风波影响，师生自发上街YX一小时”这一小段话中，品出了勇气和胆识；从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梁衡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9月29日）头版文章《叫你如何不心动》的一段话中（“心动之一是，为了今天的胜利，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牺牲。宏观来说抗日战争全国军民牺牲3000万人，解放战争只三大战役我军就阵亡24万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3000万人，这还不算伤残数字”），品出微言大义。
《珍爱生命，请谨慎驾驶！》讲述：“袁隆平的驾驶执照，是湖南省交通管理部门荣誉颁发的，上面还写着：‘袁隆平院士尊驾‘字眼。”作者严肃地指出：“袁隆平先生培育杂交水稻，对人类作出了贡献。但他开车，却有可能是一个蹩脚的司机啊！”“作为一个非常尊敬袁院士的晚辈，想敦促老人家交回这本驾照，然后，亲自报名参加笔试、路试。这样一个令全人类尊敬的科学家，作守法的榜样，该多么有意义。”
《对生命视若无睹》讲述一个离奇的车祸：一天，一位司机前来公安局报案，称在公路上发现了一具尸体，并特别强调说，公路上有一道剎车痕。警方经过曲折的调查、取证，却发现，报案司机，其实就是肇事者。他夜间在公路上行驶，见马路上横卧着一个男子，但已无法及时剎车，不幸将该男子脑袋压碎。他发现，附近正好有一道剎车痕，于是，将尸体放在剎车痕上，企图误导警方：留下剎车痕的那辆车，是肇事车辆。经调查发现，那道刹车痕是这样产生：那天这名三十多岁的男子，到邻村一户人家喝酒，喝到午夜时分，酩酊大醉，踉踉跄跄地摸回家去，在穿越一条公路时，酒力发作，倒在公路上，呼呼睡去。这时，一辆汽车驶来，司机及时发现，前面路上躺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还在动弹。于是紧急剎车，在距离那个酒醉男子不远的地方，成功避让后扬长而去，留下一道黑黑的剎车痕迹。“某某卫视的栏目主持人，在评论此案时，只是说，奉劝交通肇事者，不要自作聪明，心存侥幸。其实，在我看来，那个本来可以救酒醉者一命的司机，才是最该受到谴责的。”“这位及时剎车、避免将酒醉者压死的司机，将他留在公路上，任其被后来的司机压死。一个人，午夜时分躺在漆黑的公路上，他被压死，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压死他的车，会不会车毁人亡，就要看肇事者的命大命小了。”他完全可以“将自己汽车的紧急信号灯打开，然后，对酒醉者施以援手，只需要短短的几分钟。”
同一篇文章中，作者写道：在海外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中国式离婚》有这样一场戏：“妇产科诊室。年轻的女士，腆着肚子，向女医生提出引产请求。因为她回家，发现自己的男友，和一位妓女在床上。为了报复，她决定引产。女医生：’你怀孕已经七个多月了，胎儿引下来，是活的！’年轻孕妇决绝地回答：’我要引产！’第二个镜头切出。孕妇的腹部，已经不再凸起。”作者悲愤地写道：“一部上亿观众看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家庭伦理电视剧，经过了编剧、导演、编辑、审片，多少双眼睛的审查，多少部头脑的过滤，才得以被传上卫星，进入地球这一边的华人家庭？没有谁觉得，这短短的、不足一分钟的戏，留给美国华人观众的印象，是自己的祖国‘TS活婴’。”
二是情感朴素。作者心地善良、情感纯朴，关心朋友同学亲人发展进步，对仕途顺遂的朋友提出善意劝告。《心猿意马且归降》讲述：某同学来信，“说自己最近已调到京城一家报社，当上了副总编辑。算来，他是我们全班同学中，第二个获得副总编辑头衔的人。回信时，我除了祝贺外，还给他提了三点忠告：‘一、干净赚钱，正派为官；二、少打麻将，多陪女儿；三、多和同学聚会，少在官场应酬。‘”。
对勇于追求真理、播撒阳光、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士，作者表达崇高敬意。《拒降》写道：“向万里之外，那些恪守读书人本色，不求官，不求财，但求’知’与’真’的写作者与书爱家，表达我发自内心的敬意。不为三尺冠所变，不为五斗米折腰，在充满戾气的社会里，播洒人文、人道与人性的种子；在追求感官享乐的时代，鼓吹心灵的解放与灵魂的飞升。他们是对凯撒大帝说：「请走开，你挡住了我的阳光！」的人。”
对于心心恋恋的祖国，作者充满关切、期盼和信心。自跋写道：“我将这本书，献给中国，我的同龄作家和诗人中，那些勇敢的言说者，那些不屑于‘竞走权门‘的独立知识分子。和他们相比，我不仅思想肤浅，而且，行为怯懦”“我所有的这类文字，都是在一个我坚信不疑的语境下写出的。这个语境就是：中国正在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中国的现代化，包括思想与价值观的现代化，正带着越聚越大的动能，向与普世价值融合的方向前进。”
三是宽人苛已。作者对于苦难和弱势群体充满理解和同情，对于自己则严格要求甚至于苛责。《甘肃来的母亲》讲述：来自甘肃偏远小城的年轻母亲曹蕊，得到纽约一家基金会的帮助，带着先天性心脏病女儿来到纽约求医。谁知原来承诺帮助的基金会因为“911”的影响，已经停止运作，身上仅有两千美元的母女俩陷入困境。经当地媒体报道后，民间宗教团体和善心人士慷慨解囊。“在短短的时间里，数千人参与捐助，湾区各界人士和商家、团体，捐出了四十多万美元，终于为这个小女孩筹集到了足够的手术费用。”“当我在电视访谈节目中，听到小柯歆的欢笑时，我其实内心是惭愧的：在这由大家所筹集的四十多万美元中，没有我的一分钱。这使得我有点像是偷窃了别人欢乐的人。前些日子，从报纸上看到求助的报导，我特意将那张报纸留了下来，原本准备根据自己的收入水平，开一张金额不大的支票寄去，尽我的一点心意。可是，随手留下的报纸，却又不小心弄丢了，加上自己近来刚刚上学读书，功课紧张，也就没有刻意去打听，心想，反正救助他人，也不缺少我一个，何况我以前也多次捐助过他人。这样一想，内心的不安减少了许多，渐渐地，梗在心里的这件事，也就淡忘了。正是这种想法，使我感到格外惭愧。扪心自审，以上的’报纸弄丢了、地址不详’等说辞，只是掩饰惭愧的借口而已，说到底，显出的不过是鲁迅先生所深刻揭露的那种皮袍下的‘小‘字。”
对于自己无意之失，可能给人造成侵害，作者懊悔、反省、自责。《让那告密者，醒来》讲述：那场风波后不久，涉世未深、毫不设防的他在原单位上司诱导下，说出了某诗歌作者的单位。原来这位朋友的一篇文章出了问题，上面正要调查处理。为此，作者自责道：“他后来受到了怎样的处罚？他的命运如何？我完全不知道……很可能是我的一句无心之言，导致了他这株小荷，被一双无情的、粗暴的、蛮横的大手，轻轻地折断了。”“有时候，我也会为自己开脱：这位作者，使用的是真实姓名……几乎不费力气，就可以查找出他供职的单位。我只不过是在来此公干时，遭人诱导，随口’供出’了这个诗歌同道而已。但是，开脱只是为了减轻内心的愧疚，而愧疚是如此的真实而持久。”
四是理性平和。对于社会冲突、责权罪罚对等、人车矛盾等问题，作者分析和建议理性平和。《在旧金山看奥运圣火传递》说：“旧金山的市长，凭他的数千警力，完全可以扫平奥运圣火传递中可能发生的任何骚乱和冲突。但他宁肯选择‘惹不起、躲得起‘的策略，不求光彩，但求平安，不伤及、不祸及任何观众，让对峙的双方和平收场。这是智慧和胸襟。这是了不起的韬略。这是以人为本。”
《是什么让人变成野兽？》提出：“对于以财产为目的的犯罪，我主张不必重刑，而是以防范与制度制约为主。但对于人身伤害，要用重刑。如果打人一耳光，被精神索赔数万乃至数十万，让打人者倾家荡产，中国人就不会那么喜欢打人耳光了。”
《知识分子民粹化，并不可取》写道：“因为中国，终究不是中世纪，不是丛林。它毕竟还是一个现代国家。在邓玉娇身上，赋予政治寓意和象征性，对她并不一定公平。知识分子犬儒化，当狗，乖巧的哈吧狗、炫目的金丝犬，为我所不齿。知识分子民粹化，当狼，嗷嗷叫的狼，躲在海外，将中国社会一切的不公、不义、不平，皆归某某海，同样为我所不认可。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对情绪失控的社会，发出理性的声音。众声喧哗中，有冷静的声音。”
《珍爱生命，请谨慎驾驶！》呼吁：“提高国人的现代文明素质，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这是远比任何政治教育和灌输都要重要得多的教育，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生命，不仅关系到生命的安全，更关系到生命的价值、质量和尊严。”“呵护生命，从今天开始，从我开始，从开车时，保守、谨慎开车开始。这样，何蕾这样的悲剧就会大大减少。”
总之，《中国的异端》是一部态度温和、充满热情理性的优秀著作，是一本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良好启蒙读物，是一件推动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有力思想武器，也承载着作者对于祖国现代化转型的热切期盼和坚定信心。
2026年1月19日于广州
【程宝林简介】程宝林，湖北荆门市人，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英语创作系，获英语艺术硕士(MFA)学位，现已从美国加州某联邦外语学院退休。中国大陆八十年代“学院诗歌运动”主要代表诗人之一，著有英文诗集LI PO'S CLOTH SHOES、英汉对照诗集《纸的锋刃》；散文集《故土苍茫》、《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托福中国》、《大地的酒浆》、《父母的歌》；思想随笔集《洗白》、读书随笔集《负笈美利坚》，长篇小说《美国戏台》等二十三部。作品收入一百多部选集，已译为英文，日文，越南文等多国文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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