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晚年的那次访美采访，原本只是场普通的文化交流，却意外成了她人生中的一次公开“表白”。
面对外国记者试图引导她批评毛主席的提问，她没有一丝犹豫，只说了一句话：“我对他是一往情深的。”这句话让在场的许多人愣住了，甚至让一些期待她“说点别的”的人失望了。
有人窃窃私语，有人摇头叹气，而她只是淡然一笑，似乎早已料到这一幕。
丁玲和毛主席的交集，始于一场颠沛流离的革命。
她曾是文坛的明星，年轻时写下的《莎菲女士日记》让她声名鹊起，成为那个时代最耀眼的女性作家之一。
但她的文学之路并不顺遂，尤其是当她的丈夫胡也频因革命牺牲后，她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
她不再只是写故事，而是选择亲身投入革命，最终走到了延安。
初到延安时，她的身份有些尴尬——既是知名作家，又是刚刚投身革命的新人。
这里的文人多半是从战火中走出来的，手里握的是枪，而她带来的却是笔。
她不知道该如何融入，直到见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对她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早有耳闻。
杨开慧烈士曾是丁玲的同窗，而丁玲的作品，他也早就读过。
初次见面，他笑着称她是“文小姐”又是“武将军”，既认可她的才华，也赞赏她的勇气。
这句半开玩笑的话，让她卸下了心防。
她发现，毛主席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严肃不可接近，反而极具幽默感，且见解独到。
在延安的岁月里，她见证了毛主席如何带领这个革命队伍走出困境，也感受到了他对文艺工作的重视。
她负责根据地的文化建设，领导文艺协会，创作大量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
毛主席会认真阅读她的文章，偶尔还会提出修改意见。
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领导与下属，更像是惺惺相惜的文人知己。
然而，历史从不按人的意愿发展。
建国后，政治风向变幻莫测，丁玲也未能幸免。
她曾因某些言论受到批评，甚至被下放劳动多年。
很多人以为她会怨恨，甚至在适当的时机“翻旧账”，但她始终没有。
她更清楚，在更大的历史洪流中，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能单凭个人得失去评判一切。
所以，几十年后，当站在异国他乡，被记者追问对毛主席的看法时，她才会如此坚定地回答：“我对他是一往情深的。”这不是盲目的崇拜，而是她用一生经历换来的结论。
那场采访结束后，许多华裔观众对她的回答颇有微词，有人甚至嘲讽她“装腔作势”。
她却毫不在意，只是淡淡地说：“一个人，总要说自己心里真正想说的话。”
1983年，在毛主席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她再次站在讲台上，回顾往昔，依然坚定地表示：“毛主席是个了不起的伟大领袖，总是比别人看得更高更远。”有人问她：“如果能再见到他，你会说什么？”她沉默片刻，只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认识自己很难，但我对他，始终是一往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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