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之女回忆，彭老总掏出20元钱：这是我的全部积蓄，以后别来了|刘志兰|左太北|左权|彭老总|浦安修|烈士

1976年，太原之冬。左太北在人群里挪动，好像被冰雪堵住的心情也松不开口。她小心翼翼问起彭伯伯的消息，却只换来浦安修一句：“他两年前走了。”说这话时，空气里没有一点回响，只剩冷风哨子似的乱刮。不管信不信，她都得信。左太北呆了半晌，手上的拎包重得像石头。

她明明还记得前一次的见面——那是1962年，哈军工寒假。其实路上的风都没变化过。门推开，屋里昏黄灯泡下，彭老总坐着，像很多年前一样，却不太一样。有句话挂在嘴边，他掏出20块钱：“是我这几年攒下的，这事你拿着吧。以后也别来找我了，可能见不到了。”左太北心里像是丢了什么，拎着钱也没敢多问。

早些年故事闹哄哄地热，左太北并不是左权的女儿么？名字却还是彭伯伯一手取的。她小时候脾气拧，母亲刘志兰又得忙工作，经常丢下她在托儿所。彭老总就成了那个隔三差五来接她的人。下班路上，他总会停下来买块芝麻饼，揣在衣兜里，等她哭够了塞到她嘴里，再把小毛衣领往上拉一点。小时候有人问左太北最怕谁，她总说是妈妈，其实那会更怕另一种天黑。

你说是战时也好，易逝岁月也罢，那张一家三口的照片，左权留给家里的是英气，也是别离。短短几年时间，左权就倒下了，“露冷风凄”，彭老总墓志铭上的字眼，许多年后左太北看不明白，现在才懂。她没见过父亲流泪，也没见过彭老总蹙眉，可每逢这两个人提起彼此，总有一个下意识低头不语。这事让我想起家里那个旧相框，那时相片已经模糊。

其实左太北的记忆里，彭老总和她之间的点滴多到能掂一小篮子。她赖床不肯早起，彭老总敲门不应，他就站在门口。等听到响动了，才进去把她抱到床上。偶尔她起晚了不吃早饭，彭老总嘴上不说什么，却第二天把全家叫到一块批评。之后，每次匆忙去学校，总觉得兜里有温度，多半是前一天备下的早点。

1948年，母亲改嫁陈守中，左太北换了居所。那几年没见着彭伯伯，平时收到的信都是一两句问候。有次左太北跟同学说：“彭老总很严厉。”可真到同住家里，她却发现这个所谓“指挥官”关心的是她晚上有没有给脚盖上被子、看书是不是开太久灯。家里没多余房间，书房就被隔了片木板出来；卧室也让给了左太北。

她报考军工学院那会儿，什么都顺，唯有政审卡住，闷在心里一团。不知道为什么信息填得特坦白——左棠这个二伯，确实没什么往来，可她就说了。陈赓气了一下，“烈士的女儿，怎么会不合格？”左太北也不改口，“我要诚实。”据说—这分明是倔，旁人都觉得奇怪。哼，后来录取通知下来的时候，她第一时间告诉彭伯伯。那个回信，她等了很久，没收到。

有时她写信没回应，左太北还以为是自己说错了话。实际上那时，彭老总被解除军职，他只希望身边孩子不要被牵连。左太北一直没多想。等她工作调动，每次想请假都被拦下。后来的日子，听说彭老总病逝，她才明白自己其实一直没做过“女儿”的分内事。心头除了一片难受，好像剩下的都是一些琐碎记忆。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每个月工资一发，左太北就抽出大头支援革命老区的困难家庭。长年下来，身上没剩多少积蓄。调回北京，和丈夫连住宿都没有，在朋友家借住了一阵，还好浦安修帮忙找了个房子。单位后来低价分公房，夫妻两人还是东拼西凑才凑够钱。跟同事一起搬家时，别人家都装了防盗门，左太北家却没有。她自嘲，“我家又没什么东西好偷。”

你说这样的人格算了不起么？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她从没觉得自己是烈士子女、特权人物，日常就是自己过，别人也没多余心思关注她。她反而觉得：自己的生活简单，别人也简单。只是小时候父母都不在，别人训她，她从不顶嘴，家里没人，她也不吵不闹。

彭老总身上也有前后不一。有人说他脾气暴，批评人时一句都不留情面，身边不少下属被训过。有的同志还谈及他的急性子。有时左太北想不通，自己小时候打滚闹腾，彭老总只是盯一会，然后去屋外办公，等她停了才过来。他也没太多理由，只是觉得孩子不用管那么严。也许这就是慈祥吧，可那种宅心仁厚也容易被误解为冷淡。是不是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