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最大的黑点：竟然被如此小国全方位拿捏了半个世纪！|可汗|吐蕃|唐军|唐朝|回纥|郭子仪

文/胡铁瓜

在我们的历史观里，要说最怂的汉人王朝我们一般都会想到宋朝，而且很多网友还给宋朝起了个谐音梗的外号——大怂！可是在宋朝人眼里，所谓的大唐就是咱们眼中的满清，宋朝人甚至称呼大唐为龟唐，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宋朝人不知道盛唐气象吗？我只能说相比于盛唐气象，更让宋朝人刻骨铭心的是中晚唐的衰败和窝囊！

现如今的人提及大唐，基本上都是想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景。可鲜有人知道，这个曾横扫东亚的天朝上国，在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竟被一个游牧小国拿捏得毫无还手之力。

公元755年，安禄山以“忧国之危”为名，在范阳起兵反叛，十五万叛军如潮水般席卷河北。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无敌的帝国，在叛军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封常清、高仙芝仓促应战，仅凭临时招募的市井之徒对抗久经沙场的叛军，兵败被杀是必然结局。哥舒翰带着二十万大军守潼关，本想凭险据守拖垮叛军，却在唐玄宗的强令下被迫出关决战，最终全军覆没，潼关失守，长安门户洞开。唐玄宗仓皇西逃，马嵬坡兵变后，杨贵妃香消玉殒，太子李亨则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此时的大唐，北方半壁江山沦陷，中央禁军损失殆尽，残存的兵力分散在各地，府库空虚，民心思散，平叛之路看不到丝毫希望。

走投无路的唐肃宗，将目光投向了北方的回纥。这个在贞观年间一直向唐朝称臣纳贡的部族，此时已统一漠北，建立起强大的汗国，拥有数万精锐骑兵——而骑兵，恰恰是当时唐朝最稀缺的军事资源。肃宗派使者带着厚礼远赴回纥，开出的条件简直离谱到了极致：“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 对于逐水草而居的回纥而言，劫掠本就是游牧战争的一部分，这样的条件无异于天上掉馅饼，怀仁可汗当即遣其子叶护率领四千精兵南下，与唐军会师凤翔。

肃宗对叶护的礼遇，已经到了近乎卑微的讨好地步。他不仅与叶护约为兄弟，还承诺“宴劳赐赉，惟其所欲”，叶护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小到金银器皿，大到丝绸锦缎，甚至连随行士兵都能得到丰厚赏赐，生怕一个不留神，这位“救星”就扭头走人。收复长安的时候，叶护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兑现承诺，带着回纥兵冲进长安城劫掠。广平王李豫（后来的唐代宗）急得满头大汗，只能苦苦哀求：“东京洛阳尚未收复，若此时劫掠长安，洛阳百姓必然人心惶惶，转而投靠叛军，恳请叶护殿下暂缓劫掠，待攻克洛阳后，任凭回纥将士处置。” 叶护虽勉强同意，但也为后续的洛阳浩劫埋下了伏笔，而这份“暂缓”，不过是将灾难从长安转移到了洛阳。

公元757年秋，长安刚刚收复，洛阳又落入唐回联军之手。然而这座从魏晋南北朝延续至盛唐的千年古都，迎来的不是解放，而是一场灭顶之灾。回纥兵如同脱缰的野马，手持利刃冲进居民区，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商铺被焚毁，民宅被洗劫，熊熊大火烧了几十天都没有熄灭。《资治通鉴》里的记载字字泣血：“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 当时的洛阳城，街道上堆满了尸体，哀嚎声、惨叫声日夜不绝，昔日繁华的南市、西市变成一片焦土，连宫城的部分建筑都未能幸免。

更令人齿冷的是，唐朝自己的军队也跟着趁火打劫。朔方军、神策军把洛阳、郑州、汴州、汝州这些刚刚收复的土地，全都当成了“贼境”——意思是这里不是大唐的地盘，抢了白抢。他们跟在回纥兵后面，挨家挨户搜刮，从金银珠宝到粮食衣物，甚至连百姓身上的破布衫都不放过。有史料记载，神策军士兵为了抢夺财物，竟将百姓锁在屋内纵火烧房，只为逼出藏起来的钱财。这场劫掠持续了整整三个月，最后河南地区“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家家户户被洗劫一空，幸存的百姓没有衣服穿，只能把废纸糊在身上御寒，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而回纥兵则把抢来的宝货全部集中在河阳，派将领安恪专门看守，仿佛在炫耀这场“胜利”的战利品，那场面，说一句国耻豪不为过。

按理说，帮着平叛却劫掠自家百姓，唐朝多少得追究回纥的责任吧？恰恰相反，唐肃宗还得领着百官，笑脸相迎。叶护带着满载而归的军队返回回纥时，肃宗亲自到长乐驿迎接，封其为司空、忠义王，还正式确立了每年给回纥“岁赐”绢二万匹的制度——这便是后世宋朝岁币制度的雏形，只不过，宋朝是被打服了才交岁币，而唐朝，是主动送上门的“保护费”。更讽刺的是，唐代宗永泰元年冬天，郭子仪率领回纥兵大破吐蕃后，朝廷为了犒劳回纥，竟下令向百官征税，把官员们的俸禄扣下来，凑了十万匹绢送给回纥，连官员的工资都要拿来讨好外族，这样的朝廷，又怎么能指望百姓拥护？

如果说战争时期的让步，还能勉强解释为“权宜之计”，那么和平年代回纥人在长安的所作所为，就彻底暴露了这个王朝的软弱无能。回纥人在长安城里，俨然成了法外之徒，唐朝的律法在他们面前，如同一张废纸。

768年七月，几个回纥人从鸿胪寺（专门接待外国使节的机构）里出来，大摇大摆地闯进坊市，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长安令邵说闻讯赶来制止，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可没想到，回纥人非但不收敛，反而对他拳打脚踢，还把他的官马抢走了。邵说只能狼狈地徒步逃走，负责维护京城治安的金吾卫、京兆府，全程站在一旁看着，没人敢上前阻拦，史书记载“有司不能禁”，短短五个字，道尽了大唐的窝囊。要知道，长安作为帝国首都，是法度最森严的地方，可面对回纥人的暴行，官府却束手无策，这种纵容只会让回纥人更加肆无忌惮。

五年后的正月，回纥人闹得更凶。起因是回纥人在坊市劫掠百姓子女，官府好不容易把人追了回来，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回纥首领直接带着三百骑兵，浩浩荡荡地冲击皇城的金光门、朱雀门。这可是大唐的国门，是皇权的象征，三百回纥骑兵的马蹄声，踏碎的不仅是宫门的石板，更是大唐的尊严。消息传到宫里，唐代宗吓得赶紧下令关闭所有皇城城门，最后只能派宦官刘清潭带着金银珠宝去安抚，这事才勉强平息。这场闹剧过后，回纥人在长安更是横行无忌，甚至有回纥商人在东市公然殴打商贩，抢占店铺，官府依旧不敢过问。

最令人发指的，是773年发生的事。一名回纥人在长安东市，大白天公然杀人，光天化日之下，视人命如草芥。百姓们实在看不下去，合力把凶手扭送到万年县衙。可还没等县衙审案，回纥首领赤心就从鸿胪寺里骑着快马冲了过来，直接闯进监狱，把犯人劫走了，临走前还砍伤了阻拦的狱吏。整个过程，县衙的官吏们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凶手扬长而去。更过分的是，赤心事后还派人到京兆府“问罪”，指责官府不该逮捕回纥人，而京兆府的官员只能忍气吞声，登门道歉才算了事。在自己的首都，被外族如此羞辱，放眼整个大唐历史，都是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比羞辱官员更打脸的，是直接冒犯皇室的“陕州之耻”。唐肃宗死后，唐代宗刚即位，叛将史朝义就想浑水摸鱼，他骗回纥登里可汗说：“唐朝换了皇帝，国内大乱，咱们可以一起南下，抢个盆满钵满。” 登里可汗听了这话，真的带着十万大军南下，兵临陕州，一时间，关中地区人心惶惶。

唐代宗没办法，只能派自己的儿子——雍王李适（后来的唐德宗），带着随从去陕州劳军，说白了，就是去赔罪、送钱。可回纥可汗根本不把李适放在眼里，见了面就要求李适在帐前跳舞，这是藩属国对宗主国的礼仪，可现在，角色完全颠倒了。李适的随从看不下去，据理力争：“元帅即唐太子也，太子即储君也，岂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前舞蹈？”

这句话直接惹怒了回纥可汗，他当场翻脸，下令把李适的四个随从拖出去，各打一百大板。可怜这四位唐朝官员，在异国他乡的军营里，被打得皮开肉绽，其中少华、魏琚两人，因为伤势太重，当天晚上就断了气。而李适，作为大唐的储君，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下被打死，连一句反驳的话都不敢说。这口气，李适记了一辈子，后来他即位为帝，虽然想报复回纥，却因为国力不济，只能继续维持着屈辱的关系。

唐朝之所以对回纥如此纵容，核心原因就两个：一是军事上离不开，二是经济上被掐住了命脉。安史之乱把唐朝的军事体系彻底打崩了，陇右、河西这些传统的养马地，全都被吐蕃占领了，没有了养马地，就没有了优质战马，而平定安史之乱、对抗吐蕃入侵、压制藩镇割据，哪一样都离不开骑兵。

回纥的骑兵，是当时东亚最能打的力量，这一点，郭子仪看得比谁都清楚。他曾多次劝朝廷，一定要拉拢回纥，甚至还要多征他们的兵，理由很简单——“回纥兵精”。香积寺之战中，当唐军被叛军冲垮，阵脚大乱，眼看就要全军覆没时，是回纥兵从叛军阵后发动突袭，一下子斩杀了六万叛军，才稳住了战局。新店之战，叛军将士远远看到回纥骑兵的旗帜，听到那句“回纥来！”的呼喊，当场吓得溃散而逃，尸体堆得满山遍野。回纥兵成了唐朝的“救命稻草”，可这根稻草，却是用百姓的血泪和朝廷的尊严换来的。

清渠之战的惨败，更是让唐朝彻底没了脾气。当时郭子仪率领唐军追击叛军，结果中了叛军的埋伏，叛军以九千骁骑摆出长蛇阵，首尾夹击官军，官军大败，判官韩液、监军孙知古都成了俘虏，军资器械丢得一干二净，郭子仪只能退守武功，长安城里连皇宫的守卫都凑不齐了，只能宣布戒严。经此一役，唐朝彻底明白，没有回纥兵的协助，仅凭自身力量，根本不可能收复两京、平定叛乱。

军事上的依赖，带来的是经济上的疯狂压榨。回纥人看透了唐朝缺马的命门，于是在马绢贸易上，狠狠地敲了唐朝一笔竹杠。贞观年间，唐朝与突厥的绢马互市，一匹马的价格不过值几匹绢，而且交易数量有严格限制，每年不过三四千匹。可到了中晚唐，回纥人把马价抬了足足四五十倍，一匹马居然要换四十匹绢，《旧唐书·回纥传》明确记载：“回纥恃功，自乾元以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

更过分的是，回纥人不仅漫天要价，还以次充好。他们送来的马，大多是瘦骨嶙峋的劣马、病马，甚至有时候，连死马的尸体都敢送过来，可唐朝却只能照单全收，不敢有丝毫异议。为什么？因为唐朝太缺马了，吐蕃的骑兵在边境虎视眈眈，藩镇的军队在国内拥兵自重，没有战马，就等于没有国防。唐代宗时期，回纥曾一次送来十万匹马，要求唐朝支付百余万匹绢作为报酬，当时唐朝国力空虚，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绢，只能逐年拖欠，最后竟欠下了一百八十万匹绢的巨额债务。

这笔买卖，唐朝亏得血本无归。大历八年七月，回纥使者带着一千多辆车返回漠北，车里装的全是赏赐和马价绢，沿途百姓看到这一幕，无不痛心疾首。宰相李德裕曾痛陈过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回纥马价绢，每年皆送，至是积欠至一百八十万匹。” 而据史料推算，从肃宗乾元年间到文宗太和年间，八十多年里，唐朝从回纥购买了足足百余万匹马，耗费的绢帛超过了上千万匹。这些绢帛，都是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赋税，是东南地区一个个大县，一年又一年的血汗钱。

回纥人拿到这些绢帛后，并不是自己使用，而是通过粟特商人、摩尼教徒转卖到中亚、西亚地区，赚取巨额利润。当时的回纥牙庭，成了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枢纽，中国的丝绸在波斯、罗马市场上价格昂贵，回纥可汗和贵族们靠着这种中转贸易，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而唐朝，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家的民脂民膏，通过这种屈辱的贸易流向国外，加剧了国内的财政危机。

为了稳住回纥，唐朝还打破了延续数百年的和亲惯例。在此之前，汉朝也好，唐朝也罢，和亲送出去的公主，大多是宗室女或者宫女，从来没有皇帝的亲生女儿。可回纥可汗偏偏不满足，非要娶真正的大唐公主，唐朝不敢拒绝，只能乖乖照办。

唐肃宗的女儿宁国公主、唐德宗的女儿咸安公主、唐宪宗的女儿永安公主，先后远嫁漠北，成为政治交易的牺牲品。每次和亲的陪嫁，都高达五百万缗，这是什么概念？礼部尚书李绛曾经算过一笔账，东南一个大县，每年的赋税不过二十万缗，五百万缗，相当于二十五个大县整整一年的收入。这笔钱，对于已经捉襟见肘的唐朝国库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有时候回纥催得急，唐朝凑不齐这么多钱，只能厚着脸皮申请延期，把和亲的日期一推再推。

在这三位公主中，咸安公主的命运最为悲惨。贞元四年，她远嫁回纥长寿天亲可汗，可短短二十一年内，她先后经历了四位可汗的更迭。按照回纥的传统，新可汗要迎娶前任可汗的妻子，咸安公主只能被迫一次次改嫁，从丈夫到儿子（非亲生），再到孙子辈的可汗，这种在中原看来违背伦理的婚姻，她却无力反抗。元和三年，咸安公主在回纥病逝，享年不过四十余岁，她是唐朝和亲公主中唯一一个没有回到故乡的。消息传到长安，唐宪宗废朝三日，追封她为燕国大长公主，可这份身后的荣耀，怎么也弥补不了她生前的痛苦。白居易奉命为她撰写祭文，文中“故乡不返，乌孙之曲空传；归路虽遥，青冢之魂可复”的句子，道尽了这位公主的悲凉境遇。

面对回纥的步步紧逼，唐朝的朝堂上，从来都不是一片和谐。礼部尚书李绛是实用派的代表，他提出了著名的“县赋论”：“今东南大县赋岁二十万缗，以一县赋为婚赀，非损寡得大乎？” 他认为，用一个县的赋税换和平，总比发动战争划算——一旦和回纥翻脸，唐朝至少要派三万步兵、五千骑兵北伐，光是军费和粮草，就不是一个县的赋税能搞定的，而且还不一定能打赢。

可反对的声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有大臣质问：“泱泱大唐，竟要向一个小国卑躬屈膝，送钱送公主，置百姓于水火，置尊严于何地？” 白居易也在《阴山道》一诗中尖锐地批评道：“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养无所用去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 诗中不仅揭露了马绢贸易的不公，还指出这些劣马大多不堪使用，每年死伤过半，可唐朝依旧要照价付款。

连吐蕃都看不下去了，穆宗长庆初年，大理卿刘元鼎出使吐蕃，吐蕃尚书令尚绮心儿直言不讳：“回鹘小国也，我以丙申年逾碛讨逐，去其城郭二日程计到即破灭矣，会我本国有丧而还。回鹘之弱如此，而唐国待之厚于我何哉！” 刘元鼎只能硬着头皮解释：“回纥于国家有救难之勋，又不曾侵夺分寸土地，岂得不厚乎？” 这番辩解，看似有理，实则苍白无力。吐蕃之所以没得到回纥这样的待遇，不是因为唐朝喜欢回纥，而是因为吐蕃太贪——不仅要岁币，还想抢唐朝的安西北庭，而回纥虽然骄横，但暂时没有领土诉求。对于已经焦头烂额的唐朝来说，这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

这种“花钱买和平”的逻辑，贯穿了整个中晚唐。从清水会盟中，唐朝被迫承认吐蕃对河西、陇右的占领，到对南诏“许其和亲，不称臣”，再到对回纥的无底线纵容，不难看出，此时的唐朝，早就没了“天可汗”的底气。正如卢携、豆卢琢在奏折里说的那样：“不若且遣使臣报复，纵未得其称臣奉贡，且不使之怀怨益深，坚决犯边，则可矣。” 不求对方称臣纳贡，只求不主动犯边，昔日的天朝上国，已然沦为被动防守的一方。

然而，这种屈辱的和平并没有维持太久。公元839年，回纥汗国内部爆发内乱，宰相安允合、特勒柴革密谋作乱，被彰信可汗诛杀，另一宰相掘罗勿又借沙陀兵攻打彰信可汗，导致可汗自杀。紧接着，草原上爆发大规模疾疫，又遭遇罕见大雪，羊马死伤无数，回纥汗国由此衰落。第二年，黠戛斯率领十万骑兵进攻回纥，焚烧可汗牙帐，回纥诸部四散逃亡，可汗弟咀没斯、宰相赤心等率部众南下，请求归附唐朝，而王子乌希特勒则被拥立为乌介可汗，带着部分部众南保错子山。

面对穷途末路的回纥，唐朝本可以趁机摆脱这个沉重的包袱，可唐武宗还是念及旧情，给乌介可汗送去了两万斛谷米，助其度荒。但是没想到乌介可汗却得寸进尺，不仅扣押了前来送谷米的唐朝使者，还劫持了和亲的太和公主作为人质，要求唐朝借给他振武城居住，同时偿还之前拖欠的马价绢。唐朝拒绝了借城的要求，乌介可汗便率军南下，掠夺河东地区的牛马数万头，兵临云州城下，云州刺史张献节闭城自守，一时间边境再次告急。

直到此时，唐朝才下定决心反击。会昌三年正月，河东节度使刘沔派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率领三千骑兵，从地道中悄悄杀出，夜袭乌介可汗的牙帐。唐军直捣可汗营帐，回纥兵猝不及防，四散奔逃，乌介可汗被枪刺伤，带着数百骑兵仓皇北逃，唐军斩首万人，收降两万余人。这场杀胡山之战，终于让唐朝出了一口积压多年的恶气，北部边境也暂时安定下来。可讽刺的是，这场胜利来得太晚了，此时的唐朝，已经在与回纥的百年纠缠中耗尽了国力，藩镇割据日益严重，宦官专权愈演愈烈，王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逆转。

回望这段历史，那些被劫掠的洛阳百姓，穿着纸衣在废墟中寻找亲人尸体时，那些在长安坊市里，眼睁睁看着女儿被回纥人抢走的父母，哭诉无门时，那些被朝廷扣掉俸禄，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官员，敢怒不敢言时，那些在边境上，用血肉之躯守卫国门，却听说朝廷又给回纥送了几十万匹绢的士兵，心灰意冷时——大唐的荣光，就已经在一次次妥协中，褪色、变质，最终化为乌有。

有人说，唐朝的选择是乱世中的无奈之举，在国力衰退的情况下，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保住了李唐皇室的统治，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也有人说，这是大唐的千古之耻，为了一己之私，牺牲百姓的生命财产，丢掉国家的尊严，这样的统治，不要也罢。

可无论如何，这段历史都血淋淋地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强大，从来不是靠妥协退让换来的。当唐朝能够自主供应战马、组建强大的军队、保障百姓的安居乐业时，自然能赢得周边部族的敬畏；而当它陷入内忧外患、自身难保的境地时，即便想通过送钱送公主换取和平，也只能沦为被拿捏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