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弃
不久前，日本主流媒体罕见以近乎震惊的语气评论美国的外交走向，直言“这是二战后首次如此明目张胆”。这一判断，并非出自对某一次政策失误的情绪反应，而是源于一系列连贯事件所勾勒出的整体图景：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介入、对他国主权的公开蔑视、对国际法的轻率否定，以及对盟友关系的工具化处理。这些行为并非彼此孤立，而是指向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冷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正在被美国自身亲手拆解。问题不再是美国是否还愿意承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而是它是否正在主动推动一种以强权取代规则的新型国际逻辑。
委内瑞拉事件成为这一转向最刺眼的注脚。美军进入一个主权国家，限制其总统的人身自由，甚至公开宣称“由美国管理”，在任何一个尊重国际法的语境中，这都是难以辩护的行为。主权原则并非抽象的道德口号，而是现代国际体系赖以运转的基础假设。一旦这一原则被公然突破，所有国家都将处于潜在的不安全状态。日本媒体之所以“看不下去”，并不只是因为事件本身的激烈，而在于它触及了一个长期被视为共识的底线：即便在最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中，规则仍应约束强者。
然而，在第二届特朗普政府的叙事中，规则本身被重新定义为一种负担。所谓“唐罗主义”并非系统化的理论，却呈现出清晰的权力逻辑：世界被划分为势力范围，西半球被视为美国的“专属空间”，其他大国的影响力被视为天然的入侵。这种思路并不新鲜，它更像是十九世纪地缘政治观念的回潮，只是披上了“国家安全”的现代外衣。不同之处在于，它被公开宣示，被反复强调，甚至被当作政策合理性的核心依据。
这一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并不止步于对“对手”的强硬。丹麦的格陵兰问题，清晰展示了其外溢效应。当一个北约盟友的自治领地被公开讨论为潜在的“收购”对象，甚至不排除军事手段，同盟关系本身就被降格为交易关系。所谓共同价值观，在资源与地缘利益面前迅速失色。对欧洲而言，这不仅是外交摩擦，更是一种战略警示：如果规则无法保护盟友，那么盟友身份本身也就失去了确定性。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强权逻辑并非仅停留在政策层面，而是被上升为一种公开的世界观宣示。从“国际合作是一种幻觉”，到“不需要国际法”，这些言论并非随口之言，而是对规则型秩序的系统性否定。二战后的国际体系，正是建立在对这种否定的反思之上。联合国、国际法、多边机制，都是为了防止权力不受约束而设计的制度安排。当这些安排被视为阻碍而非保障，国际政治便不可避免地滑向弱肉强食的状态。
这种转向的后果，并不会只由弱小国家承担。如果世界重新被划分为势力范围，小国出于生存本能势必加紧军备，核扩散的诱因将显著上升。与此同时，大国对势力范围之外的冲突与人道主义危机将缺乏动力介入，国际公共品供给进一步萎缩。秩序的碎片化，不会带来稳定的多极平衡，而更可能制造长期的不确定性与冲突风险。
从历史经验看，强权秩序往往具有自我反噬的特征。它短期内或许能带来效率与控制感，却会在中长期积累不信任与对抗。美国曾是规则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开放的贸易体系、稳定的金融架构、可预期的安全环境，为其全球影响力提供了坚实基础。当这些规则被削弱，美国并不会置身事外，而是同样暴露在一个更加动荡的世界中。
日本媒体的警告，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焦虑。对于依赖规则、市场与同盟体系的国家而言，国际秩序的退化并非抽象风险，而是切身威胁。它关乎贸易安全、能源通道、地区稳定，也关乎战争与和平的边界是否仍然存在。当“实力即正义”被重新包装为政策原则，所有国家都不得不重新评估自身的安全环境。
或许，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并不是美国是否“变了”，而是国际社会是否已经准备好应对这种变化。规则并不会自动存续，它需要被不断捍卫、更新与实践。如果规则型秩序的维护者选择退场，世界并不会回到一个中性的真空状态，而是迅速被更原始的权力逻辑填满。在这一过程中，没有真正的旁观者。强权的诱惑或许短暂而直接，但其代价，往往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显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今天对规则的放弃，可能正是未来不安全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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