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27日凌晨，延河岸边的电报机打出急促的滴答声，雪夜寂静，唯有灯下地图上的红蓝箭头在微光里交错。距离北平不到二百公里处，华北野战军各兵团正顶风冒雪集结，一场关乎华北乃至全国格局的较量已临近决断。就在这一天，中央前委发出了一连串被后人称为“极度细致”的作战训令，直接点到兵团一级，聂荣臻司令员只负责配合，而不再是最高现场指挥。外界不免疑惑：既有华北军区，为何毛主席要越级发号施令？
先把视线拉回辽沈、淮海刚结束的节点。东北野战军已在山海关外蓄势，华东野战军则在徐蚌前线歼灭主力黄维兵团。然而平津地带的国民党部队还有傅作义集团、天津守军及若干杂牌，总兵力近五十万，且控制着京绥、平汉两条铁路命脉，意味着它既可能固守，也可能南撤与徐州残部合流，形成新的抵抗中心。形势的多变性要求中央必须把各大战场当成一张整体网来收束，任何环节松动，都可能让对手逃出网眼。
正因如此，毛主席在12月23日至31日短短九天内发电报数十次，内容从行军路线、兵团番号的临时调整，到炮兵集火密度的细节，无一不是“钉钉子”式指令。指挥链条被拉直，时间成本被压缩。聂荣臻久历沙场，资历无可挑剔，但他所能够调度的仅是华北野战军，而平津战场的棋局已不仅局限于华北本身。东北、华东、晋绥三个方向必须形成同步合围，这显然超出地域军区的权限。
有意思的是，此刻东北野战军司令林彪和总政主任罗荣桓率部正在关外待机，只要中央一句话，便可沿京沈铁路直插塘沽；山西方向的徐向前则奉命按兵不动，继续对太原实行外线牵制；在淮海尚未出局的杜聿明集团，也被华东野战军“留活口”，目的是让傅作义误判自己仍有退路。可见战役已被置于全国战略棋盘，哪怕一支军的推进速度都可能改变整体节奏。
聂帅并非被“冷处理”，而是被要求把重心放在统一后勤、保障通信和稳定地方武装——这些工作琐细却决定着后劲，不容闪失。毛主席的电文写得明白：“华北军区主掌供应，兵团作战听前委直接指挥。”一句话厘清职能。有人评价，这是解放战争中少有的“中央-兵团”扁平化模式，其效率超出了常规。
值得一提的是，平津战役还附带一个比枪炮更难的考卷——政治争取。北平是六朝故都，古建文物众多，傅作义也自诩“爱国将军”。如何在军事压力之外，用谈判方式促成和平解放，一举接管二十余万守军与一座完整城市？若仅凭华北军区单边磋商，很难在最短时间内兼顾军、政、民三方面，因此中央直接调度，既是战场指挥，也是谈判后台的最高授权。
战火中的细节往往决定成败。29日午夜，中央电文催促杨得志、罗瑞卿：“务必在31日拂晓前完成对天津南北两侧封闭。”杨得志看完电报，转身对参谋长说了一句：“限三日，咱只有一个办法——跑。”短促而直接的话语，只在帐篷里回荡。三天后，天津外围口袋收缩成功，国民党援军彻底失去接应可能。事实上，这封电报是毛主席亲自改了三遍才发出的，时间、方位、火力线均是最终版本。
再看谈判进程。1949年1月14日凌晨，平绥铁路斋堂站，傅作义代表与我方秘密接触。中央信息同步推送前线指挥所，任何谈判细节都需同作战计划对表。一旦傅作义出现动摇，就在军事上加大威慑；一旦对方释放和谈意向，海陆空火力随即收拢，避免逼急跳墙。这样的“文武相济”，只有中央统揽全局才能拿捏分寸。
聂帅后来在回忆中说：“平津之役，前委电令频密，几乎铺天盖地。有人以为这是不信任，其实恰恰相反。全局连通，地方难以自处，必须由中央统一钟摆。”这段话为当年“绕过”疑团给出了最权威的解释。
再从时间节点看，1949年1月22日天津被攻克，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全程三十五天。相比辽沈战役的六十二天、淮海战役的六十六天，平津的既定目标在最短时间内实现，除兵力优势外，高效指挥是放大器。越级指挥不仅没有造成混乱，反而因为信息传递层级缩短，行军与后勤无缝衔接，体现了“中央直接领兵”的独特价值。
遗憾的是，这种模式并不能复制到所有战场。它的前提是战场已经高度成熟，敌我态势极端清晰，且中央对外线各军团掌握了绝对信任。换句话说，平津战役的“扁平指挥”是特殊时空下的一次成功尝试，而非普遍法则。
回头再问标题中的那个“简单原因”。答案并不玄妙：战场已经突破一省一区的范围，政治、外交、军事三线同时作业，只有中央能调配所有资源，对时间做最精确的“秒表式”安排。华北军区纵能调动四五十万兵力，却无法命令东北、华东按秒同步；聂帅纵使才干出众，也不能一肩挑起谈判大旗。毛主席绕过一级，实为形势所逼，更是全局所需。
四十余天的风雪已经停歇，北平城门缓缓开启，傅作义部整队出城，解放军列队入城。20余万国民党官兵就地改编，古都硝烟尽散。此情此景，正是那一组组密集电文背后的最终注脚——扁平指挥，合围全局，刀枪未尽而战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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