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各界对民族、边疆主题研究的重视，“赞米亚说”似有重新泛起之势。
起于对东南亚政治观察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理论“赞米亚说”，不仅扭曲我国西南边疆与国家的历史联系，其说还常与边疆意识形态谬说交织，模糊出现于各种叙事中，为分裂思潮提供理论温床。若不及时纠正，将危害边疆意识形态安全。
深入剖析“赞米亚说”的本质，还原历史真相，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
秦时期全图。（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赞米亚”（Zomia）是由荷兰政治史学研究者威廉·冯·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提出的，主要是指东南亚高地社会。美国政治学教授斯科特将此地理范围聚焦缩小，将“赞米亚”定为囊括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以及我国西南部分省域。他们主张山地人群长期处于“无国家”状态，逃避税收与治理，对立于平地国家文明。
实际上，在中国任何地方的研究中，“国家－社会”极端二分法都没有任何用武之地。
“赞米亚说”的谬误论点之一是“去国家”。“赞米亚说”认为山区民众为逃避国家统治，主动选择形成无政府、无国家的生存形式。
但事实是，2000多年来，中国历代王朝在西南地区有着多种管理制度，且一直延续不断。《汉书·地理志》载：“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开。莽曰就新。属益州。户八万一千九百四十六，口五十八万四百六十三。县二十四。”这是益州（今成都）的郡县设置与户籍人口，见诸官方的明确记载。诸多地理志与法典表明，中央政权与国家叙事在西南地区持续在场。
清代汪远孙撰《汉书地理志校本》影印版。（图片来源：网络）
“赞米亚说”的谬误论点之二是“强社会”。斯科特将山地社会“自治”理解为对国家系统的替代。然而，恰恰相反的是，我国西南山区所谓“自治”是国家系统“皆因其俗”的延伸。
自唐代实施羁縻制开始，因俗而治的优势便逐渐显现。而后，宋、元、明、清实施的土司制度，也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完善。
《元史·卷九十一·百官七》载，“西南夷诸溪洞各置长官司，秩为下州……长官、副长官，参用土人为之。”也就是说，在西南民族地区多采用当地人为官，参与管理。
在文化上，因俗而治获得地方广泛支持。《宋史·卷四百九十四·蛮夷传二·西南溪峒诸蛮下》载：“其习俗嗜欲悉同徭人，利害情伪莫不习知，故可坐而制服之。”意思是，土官更熟悉当地民情风俗，更方便治理。
在政治上，土司世袭需获得中央认可，设官职，供朝廷征调。如《明史·卷七十六·志第五十二·职官五》载：“其府州县正贰属官，或土或流，皆因其俗，使之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
唐崖土司城址内的石人石马。（图片来源：中新网）
在经济上，土司辖区内的经济收入需按类型赋税，但土司所辖土地无需丈量登记，仅按大小缴纳。如《贵州通志·卷一二·田赋》载：“贵州宣慰司，田无顷亩。岁照各属司地方广狭，以纳秋粮。”
直至清雍正四年，云贵总督鄂尔泰提出“改土归流”之后，土司制度开始逐渐瓦解。
显而易见的是，斯科特是先树立了一个“靶子”，将山地社会视为与国家对立的异域。实际上，却无视中国西南地区实行差异化治理的前提是国家授权。
“赞米亚说”的意识形态导向具有明显的分裂风险。它将西南山地社会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剥离，为“民族分裂”等谬说提供理论支撑。例如，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利用该理论，夸大山地民族与中央政府的矛盾，质疑国家治理的合法性；更有甚者，将该理论与其他边疆地区关联，模糊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损害国家统一。
明朝时期云贵高原区域。（图片来源：《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
此外，该理论常被用于美化“无政府状态”，否定现代国家治理的进步性——如斯科特认为山地社会“免于国家压迫”，却无视在我国现代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对西南山区各民族生活的改善。因此，澄清“赞米亚说”的谬误，是维护边疆意识形态安全的必要举措。
应该警惕的是，受“赞米亚说”影响的区域并非只有西南边疆。在关于中国腹地的农村、郊区、工厂、城市等诸多经验领域的研究中，都曾出现过类似的极端自由主义言论。如果我们只是批判表层的“赞米亚论”，而忽略其后的自由意识形态及其在国内的思想载体和流变，就显得轻重倒置，舍本逐末。
总之，“赞米亚说”并不是一种边疆学说，而是反现代、反一统、反秩序的思想，它将西方政府在历史上的税收勒索形象移植到东亚国家，以开辟其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场。
“赞米亚说”的谬论之根，在于西方极端自由主义者尝试去国家、去中心、去政治的理论企图。在诸多关涉边疆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战场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中，“赞米亚说”有更为纵深的西方理论与之汇流。识别类似谬论及其变幻形式，仍任重而道远。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 陈红 邹磊）
来源：道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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