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初春，临沂南部的山坡仍覆着薄雪，几位地方干部陪一位老将军重登天马山。老人沉默许久，抬手指向西侧峭壁，只吐出一句：“当年这里，一个连也舍不得动。”一句话，把人们的思绪拉回二十六年前的孟良崮。
1947年5月13日凌晨，华东野战军主攻孟良崮已进入最紧张阶段。汤恩伯兵团的整编七十四师被钳进山谷，黄百韬麾下的整编二十五师则自北西两线扑来，全速抢救友军。若七十四师突围，华野数周经营的战役布置就可能泡汤。华野总部根据电台监听发现二十五师已逼近天马山至蛤蟆崮一带，决定死守这条狭长山脊。
叶飞把最吃劲的阵地交给第一纵队。纵队长粟裕当时忙着整体协同，师里大事小事都落到一师师长廖政国肩头。纵队机关报话机里隐约传来叶飞的声音：“能留下的就只有三个团。”电波有杂音，却掩不住焦灼。廖政国没多答一句，只应了个“好”字，便勒马折回阵地。
一个师辖三个团原本是常态，但那天的“一师”并不齐整。主攻孟良崮的七团、八团已被抽去，第九团刚打完佛山角全团减员三成，二团兵员七成来自地方武装，新编三团甚至一半是十八岁新兵。对手却是装备美械、火力凶猛的整编二十五师外加随后赶到的整编六十五师，兵力悬殊肉眼可见。
值得一提的是，天马山这条阻援线并非孤零零的一道山岭，它与尧山、蛤蟆崮相连，弯弯曲曲六十多公里。用三团兵力摊开防守，无异于用细线拦洪流。有人劝廖政国“压缩正面，守住要点”，而他只是摇摇头：“正面退一寸，七十四师就多活一分钟。”话不多，却不容辩驳。
战斗打响在下午两点。二十五师先以山炮开路，步兵沿山腰卷上来，炮火迸溅在碎石和松针之间，炸出一股股土浪。二团顶在正面，高喊着“不要趴下，站着打”，连续三次短兵相接才把第一波推回去。山坡上留下的黄呢军装，像一条断裂的绸带挂在灌木间。
夜幕降临，局面更为胶着。整编六十五师与二十五师完成会合后，攻击面骤然拉宽，天马山西北侧两个高地几乎被一口吞掉，缺口暴露在敌军照明弹下。情况紧急，廖政国命通讯员飞奔纵队指挥所请增援，可纵队已无可调用的整建部队。乱局中，一支原属四纵十师二十八团的预备营误打误撞闯入一师防区。
“留下来，顶住这段山脊。”廖政国对预备营长说。营长愣了几秒，咬牙答：“听您指挥。”这一问一答，是全战役为数不多的对话，却改变了此后十二小时的走势。预备营插入防线中央，两翼得以扭紧，一条新的火力网在黑夜里迅速织成。
14日拂晓，雨雾笼罩山谷。敌军一夜未歇，已推进到距主峰不足三百米。廖政国失去右臂多年，军装袖口别在胸前，此刻他拄着马刀走在前沿，嘴里只重复一句：“退不可想，想就是松。”子弹贴着帽檐飞过，他只顾着把零散火力压回高地。一名排长事后回忆：那天自己满脑子就听见“松”字，被连长一嗓子吼醒，才知道腿上中弹。
第三天上午十点，孟良崮东南传来密集爆破声——七十四师指挥所被突击分队攻入，敌军电台哑火，黄百韬不得不下令全线后撤。天马山上，一团官兵才发现炮声稀疏了，整整两昼夜，他们每个人平均只剩下一袋子子弹、一口凉水，很多人不用命令就瘫坐在石缝中，听着远处哨音，手还攥着枪。
接下来情况豁然不同。整编二十五师撤出时已无力回收满山遍野的伤员，山谷里残留上百具机枪、十余门山炮，连同几匹驮药骡子被一师缴获。廖政国却只让警卫员挑了两支美式轻机，一箱烟，其他全部归还纵队。理由很简单：“主攻部队更缺。”
这一战之后，廖政国的名字在华野官兵口中多了两个字——“不发”。他说话不多，打仗养成做多讲少的习惯。战役结束，粟裕给他记特等功，他只回去整队，没去领奖。叶飞在济南总结会上提及此事，半玩笑地说：“廖师长拦了一个整编师，结果连凳子都没来坐。”
不可忽略的一点，阻援胜利固然离不开廖政国三团铁打的防线，却也与整体战略选点精准相系。中央早在4月电令“忍耐待机”，粟裕与陈毅反复推演，才把战役重锤落在七十四师。若当时硬啃侧翼第七军或四十八师，阻援难度只会更高。换句话说，天马山难守，可它恰是敌援兵机动必经之口，守住等于为主攻部队赢得整夜刀口舔血的时间。
战后清点，一师三日牺牲七百余人，负伤一千二百余人。廖政国给每名阵亡排以下干部写了亲笔信，寄到家乡。他写得极短，只说“同去同归未能全，愿家人珍重”，连署名都用右手歪斜的笔迹。有人提意见，说应该用印章，他摆摆左手：“自己写，家属信得过。”
1955年授衔时，廖政国以独臂将军的身份被授予少将，他把证书往抽屉里一放。老战士凑过去看，只见抽屉底另压着一包泛黄地图，上面仍能辨识出天马山、尧山、蛤蟆崮几个地名。没人敢问，那些地图是不是当年遗留；也没人再问，三个团怎么就挡住了一个整编师。因为答案早已刻在山谷与碑石之间，留给后来人自己去听那呼啸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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