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东的小营，如今是片热闹地方，车水马龙的。可搁在一九四六年的秋天，这儿静得能听见落叶砸地的声儿。国防部战犯拘留所就设在这儿，原是日本驻屯军的兵营，灰砖墙，铁皮顶，窗户上钉着横七竖八的木条子。十月三号谷寿夫从上海押往了这里。
抵达南京是清晨，天空是那种经历过战火的城市特有的灰蓝色。小营拘留所的轮廓在晨雾中逐渐清晰——灰墙，铁丝网，瞭望塔。车子开进院子时，惊起了槐树上的几只麻雀，扑棱棱地飞向灰蒙蒙的天空。
押解的车队开进院子，铁门在身后哐当合拢的声音，听着比提篮桥那声更沉、更闷。谷寿夫下车时抬头看了看天——这是后来看守回忆的细节——他看了很久，久到押解的宪兵都有些不耐烦，推了他一把。
登记处设在原先是值班室的小屋里，一盏二十五瓦的灯泡悬在头顶。问姓名、年龄、籍贯，都是老套程序。问到军阶时，谷寿夫挺了挺胸：“陆军中将。”话出口才觉出不对劲儿，声音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打了个转，落在自己耳朵里竟有些滑稽。办事员头也没抬，钢笔在纸上沙沙地响，写完把册子一转：“按手印。”
红印泥是刚从铁盒里挖出来的，鲜红的一坨，在昏黄的灯光下像凝固的血。谷寿夫食指按下去时犹豫了那么一刹那，办事员抬眼看他，眼神平静得像井水。这一按，就在南京城按下了最后的句点。
牢房在二楼尽头，朝北。五步长三步宽的水泥屋子，墙角渗着水渍，画出一幅谁也看不懂的地图。铁床是固定的，薄薄一层军毯，粗布的被套洗得发白。屋里唯一的家具是张小木桌，桌腿被虫蛀得坑坑洼洼，桌面倒磨得光滑，不知被多少人的胳膊肘子蹭过。最特别的是窗户——不是监狱常见的铁栏杆，而是用整块木板钉死的，只在上头留了巴掌大的通风口，糊着泛黄的棉纸。
每天清晨五点，哨子准时从走廊尽头响起，尖利得像刀片划开牛皮纸。起床、整理内务、等候点名。六点半送早饭，一个铝制饭盒，里头装着稀饭、咸菜，偶尔有半个馒头。送饭的是个老伙夫，腿脚不太利索，饭盒搁在门口的水泥台上时，总发出沉闷的“咚”一声。他不看犯人，也不说话，仿佛只是往牲口槽里添料。
谷寿夫起初还保持着军人作派，被子叠成豆腐块，腰带摆得笔直。但日子一天天过去，那种整齐渐渐就松垮了。他开始长时间坐在床边，盯着墙上的水渍看，有时一看就是半个上午。看守透过门上的小窗观察他，向上面报告说：“该犯常作沉思状。”
其实哪是沉思。他是在听。小营拘留所离太平门不远，城外就是当年第六师团攻城的路线。有时夜深人静，风声里好像还夹着些别的——不是枪炮声，是更细微的，像很多人的脚步声，像压抑的呜咽。他说给看守听，看守面无表情：“风刮过水塘的声音。”但南京城那年冬天干旱，哪来的水塘？
十一月底，南京城下了第一场霜。通风口那层棉纸破了，冷风灌进来，在屋里打着旋。谷寿夫申请加床被子，批了，但迟迟没发下来。他半夜冻醒，看见月光从破口挤进来，在水泥地上投出一小方惨白。就在那个位置，他忽然想起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清晨，中华门城墙上的霜也是这样白，白得刺眼。他的马靴踩上去，发出细碎的破裂声。
他开始写东西。纸笔是特别申请的，每次只给三张信笺，用完了要用旧换新。他写申辩材料，写回忆，有时也写些不相干的——家乡熊本的樱花，女儿出嫁时的和服花色。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像春蚕啃桑叶。写着写着会突然停下，侧耳倾听。院子里确实常有声响，但不是他等的——是其他战犯放风时的脚步声，是看守换岗时的口令声，是远处偶尔传来的车马声。
十二月中旬，提审的次数多了起来。不是正式庭审，是检察官、法官轮流来问话。有时在审讯室，有时就在牢房里。检察官陈光虞第一次来时，谷寿夫正在叠被子。陈光虞没打断他，站着看他把被角抻平、折出棱线。等终于弄妥了，谷寿夫转过身，看见检察官手里拿着厚厚一沓纸。
“这些是中华门一带受害者的证词，”陈光虞说，“你要不要看看？”
谷寿夫摇头：“我的部队纪律严明。”
陈光虞没坚持，把证词放在小木桌上。纸页摊开，最上面一张写着：“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长干桥，我父被刺刀捅穿腹部……”字是毛笔写的，工工整整，墨色已经有些褪了。
那沓纸在桌上放了三天。谷寿夫没碰，但每次经过桌边，眼神都会在上面停留片刻。第三天晚上，他终于拿起最上面那张，就着昏暗的灯光看。看了很久，然后折好，放回原处。第二天看守来送饭，发现那沓证词被挪到了床底下，上面落了些灰尘。
圣诞节前后，拘留所里的气氛有些微妙的变化。听说要公审了，要开放旁听了。谷寿夫明显焦虑起来，在狭小的牢房里踱步，从门口到窗户五步，转身，再五步。有时会突然停在通风口下，仰头看着那一小方天空。有次下雨，雨丝斜着飘进来，打湿了他的额头。他就那样站着，直到衣服湿了一片。
元旦那天，伙食意外地加了菜——红烧肉，油汪汪的几块。谷寿夫没动筷子，把肉拨到一边，只吃了下面的白菜。下午放风时间延长了半小时，阳光很好，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他绕着院子走圈，步子很慢，背着手，低着头，像是在数地上的砖块。其他战犯都离他远远的，不是憎恨，是某种说不清的隔阂——他是这里军阶最高的，也是罪名最特殊的。
一月中旬，开始有律师来见他。辩护律师梅祖芳是个严肃的中年人，金丝眼镜，呢子大衣。第一次会面在专门的会见室，中间隔着铁栅栏。梅律师带来的消息不太好：东京那边已经定了调子，南京大屠杀是铁案；现在能争的，只是个人责任的大小。谷寿夫听着，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打，敲出一段没有旋律的节奏。临走时，梅律师忽然问：“你真的不知道吗？那些事？”
谷寿夫抬起眼睛：“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梅律师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但走出拘留所时，他站在大门口回头望了一眼。二楼的窗户依旧钉着木板，那个通风口像一只沉默的眼睛。
开庭前最后几天，谷寿夫忽然安静下来。不再踱步，不再写东西，大部分时间就坐在床边，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等待上课的小学生。饭量减了，早晨的稀饭常常剩大半碗。有天夜里，看守听见他在说话，不是日语，是断断续续的中文词：“中华门……雨花台……扬子江……”发音生硬，像含着石子。
二月五号，公审前一天。晚饭后，所长亲自来了一趟，交代明天押解的注意事项。谷寿夫安静地听，偶尔点头。所长临走时，他忽然问：“明天会路过中华门吗？”
所长愣了一下：“不清楚路线。”
“哦。”谷寿夫垂下眼睛。等所长走到门口，他又说：“要是路过，告诉我一声。”
那天夜里南京城起了雾。雾从紫金山那边漫过来，先是薄薄的一层，后来浓得化不开，把拘留所的小楼整个裹了进去。谷寿夫站在通风口下，看不见月亮，看不见星星，只有一片混沌的白。他想起熊本老家的雾，那是海雾，带着咸腥味；南京的雾不一样，沉甸甸的，像裹着太多说不清的东西。
凌晨四点，他就醒了。坐在黑暗里，听着远处隐约传来的鸡鸣。一层层，一声声，从城南传到城北。
天亮后，押解的车队来了。宪兵打开牢门时，谷寿夫已经穿戴整齐。军便服，黑绒棉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院子里停着囚车，发动机突突地响着，排气管喷出白汽。上车前，他忽然仰头，深深吸了一口气。冬天的空气冷冽刺肺，带着南京城特有的味道——煤烟味、尘土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
车子发动时，雾还没散尽。小营拘留所的铁门缓缓后退，退进白茫茫的雾气里，最后消失不见。谷寿夫端正地坐在囚车里，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睛望着前方。前方是雾，是路，是等待他的审判台，是三十万亡魂沉默的注视。
车轮碾过南京城的街道，发出均匀的沙沙声。这座他曾经用铁蹄踏过的城池，如今正用最缓慢、最沉重的方式，一笔一划地跟他算账。而这一切，都是从那个霜晨开始，从那个钉着木板的牢房开始，从小营开始——开始得悄无声息，结束得惊天动地。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它把最剧烈的爆发，藏在最寻常的日子里；把最沉重的审判，埋在最普通的晨曦中。等雾散尽时，一切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像雨花台的石子，一颗是一颗，再也混不了，赖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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