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5日拂晓，抚顺上空飘着细雪。战犯管理所的号角刚落，一位头发花白的囚犯却直愣愣地站着不动。看守低声催促，他迟疑片刻，忽然扯开棉衣内衬，手指微颤，却把一抹温润的鹅黄色从衣襟里托了出来。
那人是前清逊帝溥仪。距他在长春机场被苏军拘押只过了五年，昔日龙椅幻影早被冰冷现实击碎。此刻触及胸口，他像是攥住了最后一根旧时代的丝线。那块田黄“三链章”，源自乾隆年间，曾是皇宫典藏中最耀眼的孤品，被视为“印石之王”，如今却落在抚顺高墙内的昏黄灯泡下。
消息传来得很突然。前一晚值班员悄声告诉他：“志愿军越过鸭绿江了。”抗美援朝正式打响，让监区里本就焦灼的气息更显沉沉。次日，溥仪连夜未眠，自觉地给看守递上那方印章，只说一句：“替我交给国家。”短短八个字，被保存在值班日志上。
许多人疑惑：这位昔日的“九五之尊”为何会在此刻作出这样的决定？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把时间拨回到1945年。那年八月，日本投降，长春偌大的伪皇宫霎时人影散乱，溥仪抱着盒子匆匆奔向机场，妄图飞往日本。苏军坦克从远处翻涌而来，机坪被彻底封死，他束手就擒，被送往伯力。抢救箱中最核心的，正是这块凝聚清室最后体面的“三链章”。
在伯力的四年，溥仪两度向莫斯科递交申请，请求留在苏联当一名普通侨民。他惧怕返回新中国接受惩处，对未来毫无把握。1949年底，中苏会谈期间，斯大林告知中方：战犯应由中国自己处理。溥仪的心凉到冰点。翌年八月，他同另外两百余名伪满要员被押解至抚顺。
管理所里没有想象中的皮鞭，也没有审讯台上冷酷的勒令，取而代之的是读书报告、劳动分组和一日三餐。刚开始他不信，寝室熄灯后常拍醒舍友探讨“枪毙名单”，几个月过去，谣言自破。他开始学系鞋带、打饭菜，习惯被同屋的士兵直呼姓氏。从皇宫到木板床，真正的心理落差正是在这时形成。
抗美援朝爆发后，全国掀起捐款捐物热潮。北京仁立公司承包一架喷气机，上海荣毅仁一次捐十二架战机，河南、辽宁的中小学生攒下零花钱凑成厚厚一沓旧币，四川简阳县的农民靠卖猪仔换来两架米格。连戏曲名角常香玉跑遍十八省份，只为给前线凑够十五架“常香玉号”。一年间，民间募集折合五亿多新币，足以购置三千余架飞机。管理所广播天天播报这些数字，木墙也挡不住外头的沸腾。
对溥仪来说，这浪潮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国家”二字与个人命运的真实比例。他在改造课堂里第一次读到《论人民民主专政》，又翻到史料中东北同胞的苦难影像，心底某块坚硬的东西被击碎。有人说他是想“买命”，有人说他萌生了迟来的良心，两种可能或许都对，也都不足以解释全部。事实是：他当场割开棉布线，把那宝贝交出去，正如当年急匆匆塞进襟里的动作是为了逃亡，此刻的动作却是一次斩断。
“请交给祖国，能换几架飞机最好。”这是他唯一提出的希望。管理所领导将印章送往北京文物行政部门，经专家鉴定，为乾隆御用田黄，雕刻刀痕纤毫毕现。文物部门建议入藏故宫，并专门复函抚顺，对溥仪表示肯定，文件存档日期定格在1950年11月中旬。
从那以后，溥仪在劳动分组里变得格外卖力。抬煤时，他扛的筐永远满到边沿；糊纸盒，他主动申请多拿一摞。看守偶尔调侃：“还像个皇帝？”他摇头笑笑。夜深，屋里只剩煤油灯，溥仪把监区发的旧书一页一页抹平，用铅笔在页边写下几点反思：封建的本质、殖民的残酷、伪满的罪账——几行歪斜的小楷，背后是一个人彻底剥离旧衣裳的痛感。
1959年12月4日，国务院公报宣布第一批特赦，名单里有“爱新觉罗·溥仪”。当管理所政工干事把文件递给他，他双眼发红，声带沙哑：“这是真的？”干事点头：“走吧，国家相信你。”这一天距他递出田黄印章，恰好相隔九年零一个月。
走出抚顺高墙，他并未取回那块旧章。那件文物此后进入故宫库房，被列为一级藏品，编号不再带姓氏，只以“乾隆田黄三链章”冠名。今天的故宫展柜前，参观者只能隔着玻璃看到它凝黄如蜡的光泽，却很难想象它曾被缝在囚服内衬，见证一位末代皇帝的心理裂变。
档案可查，动作可还原，内心不能裁判。捐献那一刻，到底是求生，还是忏悔，抑或二者兼有？历史记录只呈现表面，而真正的答案，恐怕连溥仪本人也未必彻底厘清。人心复杂，世局翻覆，一块印章的流转，却恰好折射出那个时代最质朴的信念：国家需要什么，个人就拿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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