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滇南的崇山峻岭间，国民党第170师师长孙进贤的一场投机逃亡，终以身败名裂画上句号。他的覆灭轨迹，恰是国民党残部在云南彻底溃败的缩影，更是旧势力丧失民心、分崩离析的必然结果。彼时，解放战争已近尾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1949年底，大批国民党部队开始向云南边境收缩，妄图以滇南为据点负隅顽抗，甚至计划逃窜至缅甸重整旗鼓，孙进贤便是这场逃亡闹剧里的关键人物。
孙进贤最初追随李弥部队退守云南，凭借手下部队在昆明地区的作战表现，被空降而来的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看中，破格提拔为第九军少将军长。这份仓促的晋升，并未让他生出半点报国之心，反而点燃了他投机保命的私欲。1950年1月底，汤尧见战局不利，放弃原本的进攻计划，下令云南残部全线向缅甸逃窜，命孙进贤的第九军与曹天戈的第八军分兵配合，协同渡过元江这道通往边境的最后天险。
元江之上的铁索桥，是两岸通行的唯一通道。孙进贤为抢占逃亡先机，不顾友军安危，下令部队全速推进，将汤尧、曹天戈及第八军大部队远远甩在身后。当解放军第37师追兵逼近的枪声响起时，孙进贤做出了令人发指的决定——炸桥。一声巨响后，铁索崩断、桥板飞溅，正在过桥的数十名士兵坠入湍急的江流，而对岸的汤尧、曹天戈与数万残兵，彻底被切断了逃生之路。曹天戈站在江边捶胸顿足，怒骂孙进贤不仁不义，却已无力回天。孙进贤则带着麾下2400余人，头也不回地钻进哀牢山密林，妄图借友军拖延追兵，为自己逃往缅甸争取时间。
他低估了解放军的追击意志，更错判了战场局势。陈赓司令员早已下达“敌逃必追，追必到底”的死命令，解放军第37师战士们创造了步兵行军奇迹，日均奔袭180里甚至200里，脚板跑烂、草鞋磨穿，即便边走边睡也绝不松懈。在汤尧部于元江东岸红土坡被合围歼灭时，周学义师长已率领37师一部、滇桂黔边纵队九支队及民兵，根据情报提前设伏于无量山区域，原本计划围歼汤尧残部，却恰好将逃窜而来的孙进贤部死死咬住。
孙进贤率部进入无量山后，本以为山高林密可高枕无忧，却瞬间陷入解放军的四面包抄。经过数日激战，第九军被彻底堵在深山之中，补给线完全断裂。部队很快陷入断粮危机，士兵们先是杀马充饥，战马吃光后便挖野菜，野菜殆尽后只能啃食野草，战斗力与士气一同瓦解。走投无路之下，孙进贤采纳手下建议，派情报科长陈子强与解放军谈判。周学义为减少伤亡，指派109团的周峰前往接洽，周峰早已想好应对之策，谈判中始终坚守原则。
陈子强率先提出条件，要求率部前往建水再行缴枪，被周峰当场拒绝，明确表示必须就地缴械，同时承诺保障所有官兵的人身安全。陈子强又请求保留官兵私人物品，周峰应允，强调解放军政策绝不触碰私人财物。当陈子强试探能否按“起义”处理时，周峰态度坚决：“新中国已然成立，此刻只有投降，无起义可言。”陈子强仍试图施压，称山里尚有兵力，继续抵抗胜负难料，周峰则直言国民党大部队已覆灭，劝其为官兵家属着想，切勿再作无谓抵抗。陈子强将谈判结果回报后，孙进贤深知大势已去，于2月6日率部投降。
陈赓司令为稳定局势、安抚降兵，特意将报告中的“投降”改为“投诚”，给予孙进贤宽大处理。但当孙进贤得知包围自己的解放军仅数百人，远少于己方2400余人时，顿时懊悔不已，摔帽怒吼：“早知道你们就这点人，老子带着几千弟兄早就冲出去了！”他的后悔，暴露了国民党残部的情报匮乏与胆识缺失，即便兵力占优，早已沦为惊弓之鸟的他们，也未必有抵抗之力。
投降仅数日，孙进贤贼心不死，妄图趁解放军防备未严，煽动旧部闹事反扑。可此时降兵们早已享受了解放军的善待，吃饱穿暖、不受苛责，早已厌倦战乱，无人响应他的煽动，这场闹剧仅一天便宣告失败。云南省随后对孙进贤的历史罪行展开调查，其在解放战争中杀害百姓、纵容士兵毁坏庄稼等暴行被一一查实，且其屡教不改、多次图谋闹事，足以见其反动本质。1951年2月，经公审后，孙进贤在昆明被执行枪决，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孙进贤的覆灭，是国民党残部滇南溃败的缩影。从内部的互相倾轧、各自为战，到战略混乱、情报闭塞，再到丧失民心、士气崩塌，国民党的溃败早已注定。而解放军凭借坚定的意志、精准的部署与开明的政策，不仅击溃了反动势力，更赢得了民心，为云南全境解放扫清了最后障碍，也印证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新生力量必将取代腐朽旧势力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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