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独》
1763年，距美国独立战争还有12年，距海地革命还有28年。
在荷兰殖民地伯比斯（今圭亚那），5000名奴隶突然起义，占领种植园、建立政府、发行货币、与荷兰总督平等谈判。这是美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奴隶反抗之一，险些终结殖民统治。
但它却被遗忘，连许多历史学者都从未听说过它。
幸好，历史学家玛若琳·卡尔斯在荷兰档案馆发现了 900多页奴隶审讯记录：被俘起义者在严刑逼供下的陈述、起义军写给荷兰总督的亲笔信、甚至还有奴隶之间的密谈记录。
在《血流成河：18世纪南美奴隶起义与自由纪事》中，作者让非洲裔奴隶、南美土著和基层殖民者用自己的声音讲述这段历史，生动展现了“革命时代”开端时被奴役者的政治愿景。全书附3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图文并茂，让以往面目模糊的被奴役者变得形象清晰，让他们所处的境遇被深入理解。
他们奋起反抗，以各种方式要求解放和自治。人们可能会认为奴隶将在解放的愿景中团结一致，但他们并非如此。起义领导人希望自由地管理自己的领地，并施行一定程度的奴役。自我解放的普通人想要自主经营自己的园地。这种差异是革命时代的一个共同主题：精英想要一种东西，平民则想要另一种东西。二者都称之为“自由”。
本书斩获坎迪尔历史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奖等重磅奖项，被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评为年度最佳图书。著名历史学家沈艾娣指出：那个时代的奴隶和殖民者究竟是怎样的，他们如何生活，其行为及背后动因是什么，他们是怎样性格的人，这些比探究事件本身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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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军的统治
科菲及其副指挥官阿卡拉扩大了他们对殖民地的控制范围，甚至在荷兰人逃往海岸之前，奴隶们就组建了政府。他们借鉴阿坎人和新世界的政治认识和实践，拓展了起义最初几周建立的初级组织。科菲制定了政策并领导民政事务。他在致范·胡根海姆总督的第一封信中称自己为上尉，此时则将自己的头衔从上尉升为总督。
阿卡拉上尉负责军事事务。政治和军事相分离也是苏里南和其他地方的马隆人的普遍做法。科菲挑选了几名议事会议员、一名检察官和一名刽子手。和科菲总督一样，他们因自身职位的荷兰语名称而为人所知。他们分到了从起义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中挑选出来的仆人。
他们增加了仪式感。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妻子身着华丽的欧洲服装和珠宝，象征着他们新的权威、权力和地位。鼓声和枪声宣告了他们的驾临和离去。一些人得到了种植园所有者的帐篷船。萨布利马斯特的奴隶监工贝伦德在议事会议员埃本塞茨的船上“像一个主人”或曰老大哥“一样四处摆渡”，由埃本塞茨以前的几名奴隶划船。
虽然一开始起义者太忙，没有时间举行精心策划的庆祝活动，但很可能——尽管没有记载——在后来的几周里，一些身居要职和拥有威望的人参加了阿坎“授勋” 仪式，好让他们新的精英地位合法化，这也带来了拥有奴隶的权利。
起义军领导人选择自己信任的领主来管理继续投入生产的种植园，并确保种植园工人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就像奴隶监工总是很感激他们的欧洲主人一样，领主如果想保住自己的新职位，那么他们也有义务感谢科菲——以及起义的成功。
其他人被鼓励或被迫留在以前的岗位上，但现在是为了帮助起义。一名男子被人曝光曾是一名屠夫，他意味深长地称，那是“在前任总督治下”。知晓这一点的现任总督科菲同样安排这名男子做屠宰工作。扬·卡特是一名受过铁匠训练的前殖民地奴隶，总督科菲命令他用金属尖端制作箭头，钻开荷兰人钉上的所有大炮。其他人做木匠、石匠和厨师。
除了建立民政和军事管理机构外，科菲和阿卡拉还储存和分发物资。起义军受命将所有没收的物品，特别是枪支和弹药，以及食物、衣服、珠宝、金钱、烟草、烈性酒、独木舟、帐篷船和牲畜带到大本营，以换取奖励。科菲将补给重新分配给军队和忠诚的追随者，或留着以备来日使用。
起义军领导人还仔细清点了形形色色的种植园里留下的东西和人。一名起义奴隶后来报告说，科菲派他的中尉阿塔前往上游距离为几个小时航程的萨沃内特公司种植园，“清点人数和奶牛数量”。一些牛被留在种植园里，留待来日屠宰，但大多数被立即牵走。
正如人们估计的战时情形，大部分物资流向了军队。科菲和阿卡拉将他们收集到的三四百支枪分给他们最信任、最能干的男子。一些起义奴隶，“不知道如何使用枪”。这样的人得到了斧头等利器，用于肉搏战。弓箭手依靠他们从家乡带来的技能。科菲总督为他们制作了铁头箭。但是，就像在西非前殖民时期的阿坎人王国阿散蒂一样，权贵会携带枪支。军官的衣服上配着腰带，与普通士兵区别开来。铁一般的纪律得以强制执行——人们后来做证说，当军官命令士兵发动突然袭击时，士兵“不得不袭击”。
女性顾问
虽然绝大多数领导人是男性，但是少数女性顾问在起义初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在阿坎人中间，女性顾问会充当社会评论家，帮助规范人们的行为。在种植园，年长妇女在处理盗窃、性侵犯和投毒等社群违法行为的非正式奴隶特别法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菲在中央航道结识的妹妹，荷兰迪亚-泽兰迪亚种植园奴隶阿梅莉亚，毫无疑问借鉴了这些习俗，据说她会就人们忠诚与否向科菲提供建议。后来被荷兰人指控和审问的其他起义奴隶称，这个有权势的女人一发话，就会有人掉脑袋。但阿梅莉亚反对这种说法，她为自己辩护，称自己只是“（科菲的）厨师”。
《百年孤独》
阿梅莉亚的奴隶同伴对她的说辞并不买账。一名男子表示，他甚至看到她“像男人一样拿着大刀走来走去”。阿卡拉之妻芭芭拉也来自勒连堡，她在行事时有类似的能力。同样，后来成为总督的阿尔滕克林根种植园奴隶阿塔据说非常关注安东尼娅种植园一位名叫帕拉斯的女人的建议。荷兰人指控她“借助想象的魔法煽动造反”。他们指的是奥比巫术，即引导特殊的精神力量来治愈疾病或纠正社会弊端。奥比巫术为西非社会的妇女提供了一条通往权力之路，在这些社会中，女占卜师在刑事司法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勒连堡的维罗妮卡所言，充当丈夫阿卡拉之顾问的芭芭拉，敦促判处维罗妮卡反对起义的丈夫，即勒连堡的奴隶监工死刑。阿卡拉按照芭芭拉的建议行事，她一边抽着长烟斗，一边赞许地看着这位奴隶监工被处决。然后她让维罗妮卡做她的仆人。
也许，像芭芭拉和帕拉斯这样的妇女在达荷美（今为贝宁）是作为“女性共治者”或者说王太后存在的，她们帮助新的统治者建立合法性和控制权。虽然这些妇女没有正式头衔，但她们是与之关系密切的男性高层领导人的非正式顾问。随着起义的进行，战争让统治黯然失色，资料中不再有女性担任领导角色的记载。起义为男性提供了社会流动性；作为士兵和领导人，他们有许多获得声望的机会——而妇女多半被排除在这些机会之外。
处理人质与反对者
除了组织军队和政府，科菲和阿卡拉还得决定如何处理人质。他们的部下在皮尔博姆种植园和整个殖民地的其他地方俘虏了大约 24 名欧洲人。起义军惩罚、杀死囚犯，或让他们劳作。俘虏的命运取决于人们憎恨他们的程度、他们在起义军中是否有支持者，以及他们的潜在用途。
寡妇扬森在皮尔博姆种植园被捕，并在起义军大本营被戴上手足枷。她曾拥有一座名为“自由”的小种植园，有四个奴隶。其中一个名叫法沃里特的奴隶此时一再威胁要割下她的耳朵———这很可能是对从前寡妇自己使用的惩罚手段的报复。起义军中的女人也经常鞭打她。女奴惩罚起欧洲妇女来特别积极，因为欧洲妇女的白人性别特权建立在黑人妇女卑微的地位上。寡妇扬森在荷兰迪亚-泽兰迪亚种植园河对岸的起义军刑场上被杀，她的苦难就此结束。一名后来获释的欧洲女性俘虏称，她看到了七名死去的殖民者，所有人同时被杀。
《百年孤独》
尽管起义者渴望复仇和报复，但至少此时他们还是让一些欧洲人活了下来。寡妇霍施和她的三个女儿被安排在菜园里干活。但她们最终被杀。科菲让一位大约20 岁的年轻女子乔治娜·萨拉·海伦娜·乔治成为他的“妻子”之一，她的父亲曾在皮尔博姆种植园管理欧洲人。乔治娜十岁的妹妹是她的侍女。
尽管历史学家记录了大西洋世界普遍存在的欧洲人对起义奴隶娶白人女性的焦虑，但乔治娜似乎是唯一一位嫁给起义奴隶的荷兰女子。其他人质得以幸免，这样起义奴隶就能通过她们与荷兰人交流。例如，在皮尔博姆种植园大屠杀发生的第二天，科菲派出“一个与上帝对话的人”——拉林牧师给总督范·胡根海姆捎了信。
除了处理欧洲俘虏之外，起义军领导人还必须决定如何处理解放奴隶中的反对者。这是一项微妙的任务，因为忠诚和社会纽带存在着重叠和冲突。反对者的家人、朋友和邻居极有可能是起义者。起义不仅在各个种植园内部组织起来，还跨越种植园按照民族组织起来。为了取得成功，起义军必须将不同的社群整合起来。
因此毫无疑问，科菲、阿卡拉和他们的议事会议员兴许是作为一个正式法庭，在决定每个人的命运时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就像处理欧洲俘虏一样，一些反对者受到的惩罚是被殴打或戴上手足枷，然后就被派去劳作，而其他人则被杀死。反对起义的奴隶监工通常会被斩首，这样他们就不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抵抗新政权。另一方面，起义军放过了背叛起义的荷兰迪亚-泽兰迪亚种植园奴隶监工库皮多，据称是出于怜悯，因为他“有很多孩子”，而其中一些孩子可能已经到了可以作战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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