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4日，清晨五点，老山主峰的雾气还没散尽。董占林在47军军长钱树根的陪同下，猫腰钻进一处猫耳洞，洞口仅容一人侧身。潮湿、闷热、泥土味，几乎让他喘不过气。
电话被接到了最前沿，“李海欣高地”那头传来年轻战士略带鼻音的声音。董占林压低嗓门：“有什么困难？尽管提！”沉默十几秒后，话筒里传来一句小心翼翼的请求：“想痛快咳嗽一声，憋得慌。”一句大白话，把洞里外所有人戳得心头发酸。
战士们的“奢望”一个接一个——晒太阳、直起腰、用热水洗脸。这些要求太简单，却没人张口。董占林把钢盔往下一压，喃喃道：“真是欠他们太多。”
就在查岗表的瞬间，他看见一个熟悉的姓氏——杜伟。值勤表备注：原空军某部转入47军141师，现守备二连。董占林怔住：杜义德的孩子怎么跑到了这里？一股歉疚涌上心头：“我对不起我的老首长。”
把时间往前拨。1949年冬天，杜义德和齐静轩在北京简单办了婚礼，第二天便各奔战场。此后七个孩子陆续出生，两子五女，说热闹也热闹，说清苦也清苦。最小的杜伟1962年才报到，老父亲那年已五十一岁。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学习改造”使杜义德离家多年。齐静轩独自带着几个半大孩子，一边赡养老家母亲，一边算着捉襟见肘的生活费。杜红后来回忆：“有次看见父亲跟菜贩为了几分钱讨价还价，那场景我忘不了。”
1972年春，海军总部把杜义德接回北京。一年后，他出任海军第二政委。勤务人员增多，可家教的尺度不降。鞋子必须擦亮，腰带不得歪斜，饭桌不许剩菜。偶有战友来家里打趣：“老杜，你这是军营还是客厅？”他一笑置之，却暗暗满意。
长子杜军感受最深。1980年他成了海军华北区高考状元，报到那天母亲悄悄塞了5块钱零花。若让父亲撞见，准得被训一句“部队管吃管住”。基层干活时，杜军被坍塌木料砸掉几颗牙，海军司令部有人提议批评连队。杜义德当场摆手：“别搞特殊化，摔疼的是我儿子，不是组织。”
小儿子杜伟骨子里更倔。1984年两山轮战打响，他主动请战。跨军种调到野战军这件事，杜义德没跟任何人炫耀，手续办得悄无声息。杜伟一头扎进猫耳洞，闷、热、潮、烂裆病，一个不落。他写给大哥的信只有一句牢骚：“想大声打个响鼻都不行。”
四个月后，董占林前线视察。得知杜伟在阵地患上湿疹高烧，董占林立即下令：“调下火线，送医院。”车子启动前，他拍着副军长的肩膀低声说：“这孩子要是出事，我没脸见老首长。”话音刚落，炮声在山谷里滚动，像是回应他的愧疚。
杜伟转至后方休养时，父亲仍在北京办公。电报送到，杜义德仅回一句：“服从命令，诊治完毕归队。”旁人都说他铁面，其实他夜里翻看儿子来信时，眼眶红得吓人。
1986年底，杜伟荣立三等功；次年初，他又跟随部队轮换回前线。父亲批复依旧：“按战士标准执行。”严厉背后，是对孩子的信任，也是对军人职责的坚守。
时间滑到2009年9月5日，杜义德走完九十八年人生。七个子女围在病榻前，齐静轩握着老伴的手，哽咽却没掉泪。军装、干净的皮鞋、整齐的被褥——病房依旧像一间小号宿舍。
多年以后，东海某驱逐舰的会议室里挂着一张老照片：杜义德在甲板上与女儿杜红并肩而立，两人笑得很克制。舰长给新兵讲传统时常指着那张合影：“严师出高徒，老首长的家风就写在这张照片里。”
老山轮战已成教科书里的章节，猫耳洞也被雨林覆盖。有人问杜伟：当年最难忘什么？他笑说：“能直起腰的那一天，阳光真好。”再问他怕不怕苦，他眨眨眼：“家里那位老政委比炮弹厉害多了。”
董占林后来回忆1986年的那通电话，仍觉得心口发紧。他说，自己一辈子见过无数硬骨头，但猫耳洞里那句“想痛快咳嗽一下”最硬。话很轻，却能震醒所有人。
历史文件记录着这场轮战，也记录着一个父亲对子女近乎苛刻的标准。条令、家规、血肉与信念交织，让“杜家七兄妹”在各自岗位上尽到本分。杜义德曾轻描淡写地说过一句：“纪律是写给自己看的。”此言不多，却分量极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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