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7月,东海已经连续多日32摄氏度以上,高湿闷热。就在这个季节,年仅23岁的孙宁和另外五名同学领到了船票,从哈尔滨一路南下赶赴上海北外滩。车窗外的平原与江南水网一闪而过,他心里只装着一句话:真正的海军生活,从此刻开始。

新兵刚登上辅助油水补给船“微山湖”时,对舰艇内部空间的概念几乎为零。船体排水量两千多吨,可真正留给舱室的每一寸角落都被战备设备挤压得只剩骨架。八个大男人蜷进十多平方米,三层窄铺叠在铁壁旁,里外铺板上留下的是汗迹和机油味。孙宁身高一米八五,每次翻身都会磕到通风管,老兵却只扔下一句:“习惯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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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是不存在的,墙角的小电扇只能搅动热浪。头几晚,孙宁索性提被子爬到甲板打地铺。甲板通风好,却赶上海风夹着柴油烟味,每天清晨醒来,头发上结了一层油灰。别说浪漫,镜子里那张脸一天比一天黑。

饮食条件同样简陋。船上没有固定餐厅,炊事班抬着铝盆从厨房冲到甲板,米饭、青菜、咸鱼按部就班分到三格搪瓷盘里。吃完要立刻洗餐具,海风一吹就起锈。第一次开饭,孙宁正想多添一勺米,班长把碗盖住:“留给夜班兄弟。”一句话把新兵的豪气按了下去。

澡堂是奢侈品。夏天靠洗脸间的凉水管凑合,冬天得排队下船走两公里到岸上浴室。最要命的是淡水配额,每人每天八到十升,包括饮用、洗漱、刷锅。城市兵嫌不够,农村兵咬牙省着攒肥皂和糖,想着探亲时带回家。舱梯那块黑板上写着“节水”两个大字,越看越扎心。

轮机兵的差事更苦。指针转速表、手动油门杆,十五分钟一趟记录油温水温。机舱温度常年四十度以上,轰鸣声把对话撕碎,耳膜像套了棉被。有人第一次值夜班就晕倒,海图桌边却传来轮机长嘶哑的吼声:“别睡,主机要听你的!”没人敢含糊,大家把安全帽压得更低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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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7月,东海夏季台风季如期而至。某日下午两点,大队突然接到电报:“编号7103号台风正向舟山群岛逼近,风力十级以上。”船长当即下令驶入象山港避风。此时“微山湖”淡水库存只剩不到两吨,加上高温蒸发,距离补给点又远,必须马上节水。

“全船剃头!”船长把命令拍在驾驶台。孙宁愣神,理发推子卷着嗡鸣声从耳侧划过,五分钟后,他摸到一个光溜溜的脑袋。船员们互相望着彼此发亮的头皮,先是一愣,随后哄堂大笑,紧张的气氛解了一半。剃完头,当晚开始严格配给——一人一搪瓷杯淡水刷牙洗脸,禁止洗澡。

象山港内水道狭窄,船顺着浮标一路扎进深处,最后系泊在10号水鼓位。深夜零点,风吼声由远及近,雨柱打在钢板上像手鼓。值更的孙宁想打开舷窗透透气,被轮机长一把拍住:“别开,风浪灌进来要命。”话音刚落,风速表的指针猛地顶到刻度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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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清晨,钢缆问题暴露。两根并列钢缆忽紧忽松,随浪跳动,若断裂整船就会横冲直撞。副长挑了两名水性最好的老兵下水加固。暴雨里,人影一会儿被浪尖托起,一会儿被浪谷吞没。有人在栏杆上抖着绳索,紧盯水面不敢眨眼。“拉稳,他上来了!”随着一声嘶吼,两名班长被拖上甲板,身上青紫伤口混着海水顽强渗血。缆绳补牢,船得以安然度过台风眼。

那一次抗台,孙宁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便被叫去机舱发电。岸电没接通,副机必须整日运转,轮机班三人轮值。昏黄灯泡下,他握着油门杆,余光瞥见自己反射在金属表面的光头,觉得格外扎眼。可就这颗光头,帮他们节约了整整三百升淡水,保证了返航前最后的生活用水。

同年冬天,连云港返程途中遭遇北风七级。主机海水泵失灵,船被迫停机。机组成员在晃动中拆泵、更换石棉盘根,油手套滑得抓不稳工具。甲板上呕吐声四起,连见惯风浪的老舵手也面色煞白。一个小时后泵修复,船重新启动。事后检查,两只机舱水桶装满了呕吐物,浓重酸味飘了三天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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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危险并不止这些。孙宁的同学杨玉焕就在长江口撞船事故中差点丧命。那天是1972年2月,补给船“东运201”被货轮“战斗号”撞开一道大口子,江水淹进机舱,气温不足五度。十二名官兵围着救生筏相互挽臂,在冰水里漂了四十五分钟才被打捞上船,两人因失温牺牲。杨玉焕把木板让给水性差的战友,获评三等功。

对比同窗的生死瞬间,孙宁深知自己算幸运。后来,他先后担任技术员、助理员、副厂长、监修室主任。1989年调入上海外经系统,负责海上项目设备评估。久别机舱,却视听敏感依旧,听见柴油机轰鸣,整个人会条件反射地挺直后背。

2005年办理退休手续。当年鲜亮的海军蓝早已褪色,理发师问他头发推成几分,他伸手虚握油门杆,“留一寸,别再光头。”话音未落自己先笑了。那场台风的咸湿味道似乎又从记忆深处漫上来,和甲板上的柴油烟、机舱里的高温、同伴的喊声一起,在耳边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