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2日,冬夜里的东海像锅煮沸的开水,浪头一个接一个地往上涌。

海军“昆明”舰在风暴眼里摇摇晃晃,就像片树叶子。

甲板上的兵突然指着黑漆漆的海面吼了起来——水里有个东西在动。

风实在太大,刚才放下去的小艇桨都折了四根,想靠过去根本没戏。

这当口,除了扔根缆绳下去,没别的招。

水里那人早没了力气,手掌上的皮肉都被缆绳磨烂了,白骨森森地露在外面。

生死关头,他那股子狠劲上来了,用后槽牙死死咬住绳头,愣是被战友们连拉带拽,硬生生拖上了铁甲板。

人是救活了,可嘴一张,两颗门牙崩落在地上。

这汉子叫王发全,是418号潜艇的轮机长。

就在几个钟头前,他和九个兄弟拼了命从海底钻出来。

谁知道,到头来只有他一个人还喘着气。

这是一段被深埋的往事。

你去舟山烈士陵园,能看见一块刻着“1385部队”字样的青石碑,那后头静静躺着38个年轻的魂魄。

不少人说这事儿是“意外”,是“点儿背”。

可你要是把日历翻回去,把那天中午的一桩桩事儿掰开了揉碎了看,就会明白:这哪是什么运气问题,分明是用38条人命给全军上的一堂血课,讲的是“科学”和“常识”。

故事得从那天的演习说起。

那是1959年12月1日,人民海军刚满十岁,潜艇部队更是个刚学会走路的五岁娃娃。

418艇正在搞个叫“雷击”的演练,水面上给它搭把手的是“衡阳”号护卫舰。

那时候的潜艇兵,那是从全军里掐尖选出来的宝贝疙瘩。

艇长张明龙眼瞅着就要当爹了,副艇长王明新是留苏回来的高材生,航海长金作印那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

这阵容,搁哪儿都是顶配。

可偏偏有个短板要了命:没经验。

那时教咱们的苏联老师,手艺确实硬,可到了战术核心这块,那叫一个“留一手”。

怎么开船教你,可到了深海怎么玩战术、出了事怎么救命,那是只字不提。

咱们的兵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这就埋雷了:大伙儿一腔热血,理论背得滚瓜烂熟,可对大海深处那冷酷的物理规矩缺乏敬畏——说白了,就是还没练出那种刻进骨头缝里的“潜艇直觉”。

那天下午1点40分,戏演完了。

按老规矩,“衡阳”号往水里扔了三颗手榴弹。

那时候没啥高科技,这三声响就是信号:“完事了,上来吧。”

就在这儿,出了头一个岔子。

听见响声,艇长张明龙嘴里蹦出四个字:“准备上浮。”

命令没毛病,坏就坏在怎么执行上。

那会儿418艇没开声呐去探路,因为离得近,大伙儿是靠“耳朵”听的响。

这一下子就成了瞎子:潜艇压根儿不知道,自己脑袋顶上正顶着“衡阳”号的肚皮。

更悬的是,警报一响,虽说各舱都报“准备好了”,可舱与舱之间的水密门根本没关严实。

这倒不是战士们偷懒,而是那时候全军上下还没把“水密”当成天大的事儿。

在好多兵看来,这就是个普通的上浮动作,又不是打仗,关那么死干嘛?

高压气一打进水柜,潜艇就像个撒了手的气球,呼啸着往水面上冲。

张明龙眼睛死死贴着潜望镜。

就在镜筒钻出水面的那一刹那,他魂都吓飞了——镜头里全是黑压压的船底板,那是“衡阳”号!

“速潜!”

这是张明龙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声吼。

反应够快,路子也对,可物理惯性不讲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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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艇借着那股子巨大的浮力还在往上冲,哐当一声,狠狠撞上了护卫舰的龙骨。

“衡阳”号那硬邦邦的龙骨跟把钢刀似的,直接把418艇的指挥台给劈成了两瓣。

要是这会儿水密门是关死的,没准还能保住几个舱。

可就是因为之前那一丝大意,海水跟疯了似的瞬间灌满了三个舱段。

潜艇没了浮力,载着那群还没回过神的官兵,一头扎进了40米深的海底泥沙里。

包括艇长在内,7个当官的、17个当兵的,当场就没了。

水面上的“衡阳”号起初甚至都没觉得撞了船。

风浪太大,船本来就颠得厉害。

直到那边的干部看见海里冒起一串怪模怪样的气泡,紧接着泛起一条二十米长的油花子,大伙儿心里才咯噔一下:坏菜了。

消息捅到了上面。

海军潜艇部的傅继泽将军当天就往那儿赶,上海打捞局的一把手带着精兵强将也动了,59艘船把那片海围了个水泄不通。

可老天爷像是存心找茬。

海上的风浪越刮越凶,愣是把潜艇放出来的救生浮标钢缆给扯断了。

这根细细的钢缆,那是水下活人跟上面联系的唯一一根电话线啊。

线断了,救命的大门也关上了一半。

这会儿,在40米深的水底下,一场跟死神掰手腕的较量正在黑咕隆咚的铁罐子里上演。

艇里还有15个活口。

当官的一个没剩,剩下的头儿就是轮机长王发全和电工军士长王传经。

大伙儿都挤在六舱,这里头还混着几个从五舱逃过来的兵。

五舱那边最惨。

当时五舱有五个人,一进水,王发全就听见隔壁有人拼命砸门,嗓子都喊哑了:“五舱快排水!”

可五舱的兵刚把排水管拧开,深海的高压水反倒像高压水枪一样滋了进来,把五舱也给淹了。

王发全当机立断,吼着让大伙儿撤到六舱,回手把门给死死拧上了。

现在,六舱成了这帮人最后的棺材板。

摆在两个老兵面前的,是一道送命题。

那时候条令死板得很:潜艇沉了,没命令不许跑;敌占区不许跑;得尽量自救。

不跑?

等上面来救?

氧气越来越稀,大伙儿脑袋发沉,直犯恶心,这是二氧化碳中毒的前兆。

跑?

没外援,没接应,外面是漫无边际的黑水。

真正让大家下决心赌一把的,是一个看似铁板钉钉的“数据”。

有人瞅了一眼深度计,指针停在“8米”上。

这简直是个要命的玩笑。

也许是撞击把表震坏了,也许是压力把表憋坏了。

实际上,他们正躺在40米深的海底。

8米和40米,这在潜艇逃生里可是天壤之别。

8米,憋口气就能蹬上去;40米,那巨大的压强变化能把人的肺像吹气球一样撑炸,或者让你得上要命的减压病。

可战士们哪知道这个。

他们信了那个“8米”,觉得活路就在头顶上。

于是,第二个关键拍板下来了:撤!

两个老兵招呼大家穿救生衣、背氧气瓶。

新兵蛋子陆正德的呼吸器坏了,王发全二话没说,把自己的扒下来套在了这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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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人排成一字长蛇,王传经打头阵,王发全断后。

就在要钻出舱门的那一刻,王发全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念头看着挺“贪”,实则救了他一条命。

他琢磨着:大伙儿上去了,万一救援船没到,漂在海上不得饿死?

反正舱里没人了,不如带点干粮。

他顺手抄了几盒饼干、罐头,甚至还揣上了钳子、扳手和防鲨刀。

这一堆破铜烂铁沉得要死,抱在怀里像揣了个石头。

这一瞬间的“贪心”,其实是他作为老兵在绝境里仅存的一点理性:活着不光是冒出水面,还得在水面上熬下去。

舱门开了。

那一瞬间,海水像野兽一样扑进来。

那巨大的压力哪是8米的感觉啊,王发全后来回忆说,感觉就像被一只巨手死死攥住,耳膜疼得像要裂开。

“这特么哪止8米啊!”

这时候后悔也没药吃了。

前面的战友一个个像出膛的炮弹,嗖嗖地往上射。

这就是深海逃生最狠毒的物理法则:从高压一下子冲到低压,人身体里的氮气会疯狂膨胀。

要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慢慢减压,肺泡就会像气球一样“砰”地炸开。

前面的兄弟们上浮得太快了。

而王发全,因为怀里死死抱着那一堆沉甸甸的罐头和铁疙瘩,身子重,上浮的速度居然慢了下来。

他在水里一点点往上蹭,每上一截,觉得太沉了,就扔掉把扳手或者钳子(那一包饼干他始终没舍得扔)。

这个无意中的“负重”,再加上他为了缓解肺部胀痛不断地往外吐气,竟然瞎猫碰死耗子,暗合了“减压上浮”的科学原理。

即便这样,快到水面时,那狂暴的浪涌还是把他抛得七荤八素。

等他终于露出了头,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嗓子喊破了也没个回音。

那一刻,钻心的冷和那股子孤独劲儿,比死还难受。

他根本不知道,刚才那些冲出水面的战友,因为上得太急,再加上减压病发作,在这冰冷的海水里已经全都没了气息。

他在浪尖上挣扎,一直挺到看见“昆明”舰晃动的灯光。

王发全被送到上海抢救的时候,罗瑞卿大将发了狠话:“必须把他救活,谁治死了谁提头来见!”

这简直是个神迹。

全国顶尖的减压病专家凑一块儿会诊,这个从40米深海上来、被错误深度忽悠、还没穿专业深潜服的轮机长,硬是把命捡了回来。

他是418艇唯一的独苗。

75天后,418号潜艇被打捞出水。

现如今,它就静静地趴在海军潜艇学院里。

回头看这场惨剧,咱们能看见的不光是那一腔热血。

要是声呐开着,要是“水密门”关严实了,那一撞也许就躲过去了。

要是那根钢缆再结实点,救援也许就赶上了。

要是深度计没撒谎,要是他们知道头顶压着40米深的水,也许会选择死守待援,或者换个法子逃生。

这一个个“要是”背后,全是血淋淋的教训。

王发全能活下来,有运气成分,更有他在极度慌乱中那一丝“带上工具和干粮”的冷静。

这种冷静,在那个大伙儿都热血沸腾的年代,金贵得很。

在舟山烈士陵园,那38座墓碑脸朝大海,一动不动。

他们不光是烈士,更是中国海军走向深蓝的探路石。

他们拿命告诉后来人:在深海那个鬼地方,光有胆子是不够的,你得有严谨的科学、铁打的纪律,还有对每一个数据的绝对敬畏。

那个咬着缆绳、崩断两颗牙被拉上甲板的王发全,就是这堂课唯一的活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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