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对赵佗的评价毁誉不一，众说杂陈，难 有定论。其实，评价历史人物首先应摒弃成见，用客观的眼光去审视历史上具体存在的个人，评价过高或过低都难以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对赵佗的评价也是如此。过分赞扬 赵佗固然不可取,但以往对赵佗的过分贬低也同样不切实际。
赵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出色政治家。在他统治期间采取 的一系列策略，包括民族政策，都推动了岭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南越国时期是岭南建设开发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如果没有赵佗，是很难想象其发展的进程和速度的。这些领导者得到了史学家们一致的认同，而赵佗自身，还是 具备了许多独到的特征。
首先，赵佗是历史上少有的长寿之主，据推算他活了 102岁左右。他有自己的长寿之道，如生活有规律、不好女色、不听靡靡之音、勤于政事、性格开朗等。身居高位而能摆脱世俗的诸多诱惑，没有大志向和自制力是办不到的。而南越国以后几主就逊色多了，文王赵眜就体弱多病，只活了40~50岁。其次，赵佗“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与刘邦、项羽见秦始皇时的豪言何等相似，没有大气魄的政治家是不敢出此豪言的，他的政治抱负和个人雄心也由此可见一斑。
他在给汉文帝信中为自己称帝辩护的理由是“……西瓯……南面称王;东有闽越……亦称王;西北有长沙……亦称王……老夫故敢妄窃帝号，聊以自娱”，一个“聊”字,精彩之极，这说明赵佗很有点政治地痞“顾左右而言他”推卸责任的味道，也看出他的雄心和勇敢;北击长沙，东击闽越，对中原使者“魋结箕踞”，摆出“蛮夷大长老夫”的架 势，而不是着中原的传统服装，按中原的礼仪见使者，这不是一般的勇敢自信，也绝不是班固所理解的傲慢，而是一个超出传统方式，把传统道德放在一边的勇气。
赵佗以“蛮夷”身份将自己的区域与中原相区分，他的称帝立国理论才有立足之点，他只有以此为立足点，才可能将自己和汉王朝并驾齐驱，这无妨说成是赵佗的高招，其实这也正是政治家所必备的。顺便一提的是，时势造英雄，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有刘邦这样的创世英雄，就有了赵佗这样的割据“英雄”，这也是南越国当时作为一个王国存在的原因。再次，赵佗在外交上顺应时势变迁表现出来的谋略 和权变，足以说明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战略政治家。
《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和《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对南越国与汉王朝两次外交情况的描述非常精彩，主角均为赵佗和陆贾。
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十一年)，刘邦念赵佗“为中国劳苦，故释 佗不诛”，于是派陆贾为使者，立赵佗为南越王。赵佗“魋结箕踞见贾”，其实是以示自己与中原汉王朝的不同，也暗示自己已盘踞一方，与汉王朝处于平等地位，且深得百越各部的支持。陆贾看出赵佗的用意所在，采取攻心战术，说“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令足下反天性，弃冠 带……”，从道德礼仪的角度触及赵佗的痛处，使赵佗处于被动地位。
赵佗昂然大笑，说:“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 汉!”在这段话里，赵佗把自己继续与汉王朝并论，而且向汉使者暗示，他只想独霸岭南，且不想得罪汉王朝。赵佗审时度势，尽量避免与汉王朝进行强硬的对抗。这种战略对南越国的存在和发展相当有效，否则，南越 国是不可能存在近百年的。
这一次赵佗的外交胜利是与南越国国力雄健而汉王朝初期国势虚弱分 不开的。第二次出使南越国发生在汉文帝时期，当时客观的形势，决定了赵佗的外交政治具有鲜明的现实性。为了保住他的既得利益，他的确能够 审时度势，争取主动，知进知退。如果认为赵佗是政治上的狂夫俗子的话，那是大错特错了，他的立国战略是，守住一方土地和利益，而政治上则可 成为汉王朝的附庸，所以这一次的外交结果是臣服之后窃帝号如故。
须补充说明的是，陆贾南下前，赵佗主动地要求与汉王朝和解，正是他立国战 略的体现，也看出他外交上争取主动的苦心。
汉文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休养生息”政策使汉王朝日益强
大，成为这一时期汉王朝外交上的成功之本。他的《赐赵佗书》被当作古今政治公文的典范，陆贾这一次出使与赵佗没有外交争锋，而汉文帝的书信无天子之威，有常人之情，立论公正而格调高远，有大国君主的风度且 有强大的国力作后盾，故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故无须陆贾的诸多言辞。
赵佗在回信中，展示了他老练的政治家的本色，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政 治滑头，他对汉王朝的屈服是国力决定的，非主观的心服，但他的回信从政治意义上讲也丝毫不比汉文帝的信逊色。
赵佗在告诫子孙时说“事天子期毋失礼”，可作为他的立国方略，也 是他的外交概念一致性的体现;他在回信中所把握的尺度，以及在此之后的继续对内称帝的行为也就可以理解了。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赵佗在位期间的汉越关系，虽然几经大起大 落，但总体没有战乱，没有战争，双方都持续着稳定的交往，而这种交往大大促进了地域间的交流和南越国内多民族的统一发展。这一切与赵佗确立的战略方针以及他作为政治家所具有的胆略是分不开的，而且跟他的良好素质及所把握的政治尺度分不开。
双方总体上的友好往来促进了汉越经 济的发展，赵佗个人的胆识是南越国历史上最精彩的一页。
赵佗的历史地位，可以体现在如下三点:
(一)赵佗是开发岭南的第一人
据《淮南子·人间训》的记载，秦代对岭南的战争是这样的:
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一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以通粮 道，以与越人战。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有类似的记载，但其中提列了另一个主帅 赵佗。由以上的记载可知，在秦朝统一岭南的战争中，以屠睢为元帅的西路军大败，战事吃紧，连续作战3年，给养都成了问题，于是才有了灵渠的开凿。
从上述相关的史料和历史地理推断，赵佗所率的其中一军，可能也是同时[由赵佗上文帝书中“老夫处粤四(实为三)十九年”和《史记》记载的“与越杂处十三岁”可以推断]“结余干之水”，由江西循赣水及其上源章水而进入广东并且“将率以戍越”(《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的。
在当时就已顺利到达今广东河源地区，于是才开始了“与越杂处十三岁”，开始了经营开发岭南的历程。其间赵佗曾上书秦始皇求三万无夫家之女“以为士卒衣补”。
其后秦始皇又下令将一些罪人包括逋亡人、赘婿、贾人等发配岭南(《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岭南的移民行动，作为一方军事长官的赵佗，如何处理好民族关系，处理好中原人和地方人的关系，显然是花了一番心思并成效卓著的，以至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五月专门为此下诏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 赖其力。”以表彰赵佗。
可见,赵佗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发、经营岭南而且卓有成效的历史第一人。
(二)赵佗是处理民族关系的优秀代表
赵佗进驻岭南后，实行一系列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具体说来，有如下几点:
(1)让越人参与管理政权。例如任命越人首领吕嘉为丞相，并连相三王。这样做的好处是使越人首领体会到南越政权的存亡与越人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不至于反叛。
(2)鼓励汉越通婚，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联姻，从来是和睦民族 关系、消除民族之间成见的重要措施。赵氏王室从自身做起，带头与越人实行通婚。如明王婴齐就娶越女为妻，生子建德。南越王墓东侧室出土“右夫人玺”金印的地方，同出一枚“赵蓝”象牙印，这位“右夫人”是诸妃之首，“赵蓝”印则有可能表明南越王的这位宠妃是越女，从夫姓。另外史书上记载，丞相吕嘉的宗族中“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宗室”，甚至还与苍梧王赵光联姻。赵氏王室密切了吕嘉同其宗室的关系，就等于和睦了岭南的大多数越人，南越国中汉越两族人民之间通婚就应更加普遍。以 至于南越国政权能平安立国90余年，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3)尊重越人习俗。居住在岭南的越人由于自然环境、地域气候和 民族习性等原因，形成了与中原汉人不同的风俗习惯，如断发、文身、跣足、左衽、习居“干栏”、凿齿拔牙、椎结，喜食蛇蛤海产，尊贵铜鼓，崇拜蛇蛙，迷信鸡卜，等等。这些风俗包含着越族人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感情，如歧视这些风俗习惯，就会伤害越人，加深民族隔阂。从史料记载看，赵佗是一位极善于处理民族问题的统治者。他清醒地认识到民族习俗的重要性，因而带头尊重、依从越人的风俗习惯。他公开宣称自己是“蛮夷大长”，还脱掉汉族官服和鞋帽，穿戴越人服饰。文献记载，陆贾首次出使 南越时，赵佗“椎结箕倨”，以一副越人长老模样接见陆贾。
(4)阻止越人好相攻击恶习。赵佗虽然遵从越人习俗，但并不盲从，对他们的一些恶习则加以阻止或引导。例如越人好相攻击，这是岭南越族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表现，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战争和血亲复仇的遗风。这种习俗不利于南越国的安定，也不利于岭南的开发，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破坏，因此赵佗要加以阻止。史书虽没有明确记载赵佗如何阻止这种习俗，但从后来越人的这种恶习逐渐消失，可以看出赵佗的工作是很有成 效的。
(5)因地制宜让越人自治。南越国统治的范围非常广大，强盛时期 疆域范围包括今天越南中北部。为了有效地治理国家，赵佗采取了一些灵活措施，最主要的一点是让边远地区自治。如越南交趾，当地越人部落势力强盛，要强管并铲除他们原有的组织是困难的，故赵佗只派官吏去“典主”，即主持当地的政事，而对其社会组织不做任何改变。赵佗还在交趾地区分封了一个西于王，让他自治一块地方，这与后来历代君主采取的羁 縻政策是相同的。
(6)财物赂遗西瓯骆。为了笼络人心，赵佗还向周边国家国君和越人首脑赠送礼品。《史记》中提到赵佗曾以财物赂遗西瓯骆,就是其中一例。
在经济上，南越国建立后，赵佗仿效汉王朝，推行重农政策。为了推 动岭南地区农业迅速发展，赵佗政权大力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积极从内地引进“金、铁、田器、马、牛、羊”。这对改变岭南地区原始落后的耕作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发展农业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考古发掘为这方面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岭南地区先秦考古几乎没发现过铁器，但在广州、韶关、平乐、贵县等地的南越国时期墓葬却发现了不少铁制生产工具和其他用具，特别是南越王墓中发现了大批各式各样的铁制工具、农具和其他用具(希望龙川有这些方面的考古发现)。而且这些工具从器形特征看，大多数与内地所见的类型相同，估计不是本地制作，而是 内地输入的。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曾出土一块自名《东阳田器志》的 木牍，上面列有给死者随葬的各种农具的名称和数量。东阳是中原古地名，说明牍中所列的农具必定来自中原地区。
秦末赵佗曾上书秦始皇，要求派遣未出嫁的中原女子到岭南，为驻守 在岭南的秦军将士缝补衣服，实际是让中原女子远嫁到岭南。这些秦军将士、中原女子和一些被秦王朝迁徙到岭南的囚徒、商贾和有罪官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对岭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传说赵佗在任龙川县令时，就很重视开荒种地，还亲自带领当地军民开辟荒地，并采取“垦辟定规则”的措施。在他的影响下，他的部下吴坝在解甲归田时，还在阴(今清远一带)招收逃荒的人开垦荒 地，使当地肥沃的土壤无不种上庄稼。赵佗在龙川还组织人力修池凿井。
由于南越国赵氏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使得岭南 地区的农业无论在生产规模、耕作技术还是耕作面积上都有了空前的发展。
这为岭南的安定、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前所述赵佗这些有效的民族政策除了得到汉高祖刘邦的首肯之外，也 得到了汉文帝的间接肯定。汉文帝即位后，面临赵佗称帝，写了一封义正词严、诚恳意切的信(见《史记·南越列传》)，信的结尾，文帝写道:“服岭以南，王自治之。”
“自治”之词，最早源于此篇，从某种意义上，赵佗所在的南越时期，已开了中国区域自治、民族自治之先河。
(三)赵佗是一位审时度势、注重大局的政治家
秦亡后天下大乱,任嚣对赵佗是英雄惜英雄，赵佗接任南海郡尉后“即 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应为涅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充分显示出一个 政治家特有的果断和老练。
对中央的关系处理更显示出赵佗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谋略，这也是汉初 期南越国能存在近百年的重要原因，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且对越汉之间的关系和赵佗称帝问题作如下梳理:
公元前203年，赵佗看到了刘邦项羽中原逐鹿、英雄并起，号召“盗
兵且至”“自守”，自立为南越武王，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称王和立国是在刘邦建立汉朝之前的。
公元前196年，刘邦派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说: “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
充分体现赵佗的雄心和野心，但从中可以看出经历战乱国力虚弱的刘邦顺手封其为王和赵佗承认现实的策略为汉初的政治稳定以及岭南地区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体现了作为割据一方的政治家对政治大局的定位，意义深远。
公元前183年，赵佗正式自称为南越武帝，其原因是刘邦于公元前 195年去世后，吕后妇人之见，对南越国实行敌视政策，进行经济封锁。赵佗大怒，但并未和中原对抗，只是借机迁怒嫁祸于南越国北边的长沙国，出兵攻打。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即位后，意识到中央政策的错误，派陆贾二 次出使，并亲自给赵佗写了封信，信中表示，吕后对待南越国的政策是错的，他本人已派人维修了真定的赵佗先人墓冢，对其家族人进行相应的安抚，同时严正指出，赵佗的称帝是错误的，希望南越王您三思，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位皇帝，同时文帝还表示，“服岭以南，王自治之”。赵佗一见到信，便长跪表示，“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说明赵佗是一位能审时度势的政治家，他在向汉文帝的信中开玩笑说，“老夫称帝，是‘聊 以自娱’”，一个顺流而下、能屈能伸的政治家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此，赵佗对汉朝称王，但对内一直称帝未改(司马迁说他是“窃帝 号如故”)。其根本原因是，汉初中央较弱，北有匈奴，东有吴楚七国，南有南越，所以文帝景帝一直对此较为宽容(实质是在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中央只需要表面称臣的官样文章就可以了，等到汉武帝时，情形就 完全不同了。
所以说，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赵佗能够在67年的统治时间内保
持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正确处理与中央的关系，在岭南建设开发史上是值得特书一笔的。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当然有雄心和野心，称帝是赵佗个 性的表现，称王是他对大局的定度和把握。
从过去部分史学家和辞书中的关于赵佗与南越国的评议和评介来看，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是翦伯赞先生的观点，他认为赵佗的南越国不降服汉代政府，仍然是南部中国的一个独立国家;一是白寿彝先生的观点,他认为赵佗自立为南越武帝，黄屋称制，与汉廷抗礼。
依此看来，南越政权的性质属于大汉王朝下一个割据独立的王国，赵佗是与汉天子分庭抗礼的叛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封建王朝的正统理念，上述的两个观点，正是基于此而得出来的结论。无疑，这是有违当时 历史的客观真实的。原因如下:
第一，大汉的刘氏政权是从反秦苛政，后来又击败项羽得来的，赵佗 的南越国也是在反秦的形势下，击并岭南三郡而建立起来的，而且它的立国时间还要比刘邦早出一年。南越国在灭亡之前，其93年所统辖的地域原属于秦帝国的土地，并不是从大汉王朝中分割出来的疆域。因此，赵佗 据有岭南立国于前，根本就不存在不降服汉政府而割据独立的问题。
第二，汉高祖十一年派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使和辑 百越”，赵佗亦接受了汉朝的册封，这时南越才成为汉的藩属国。文帝元年给赵佗书中更明确提出:“服岭以南，王自治之。”这是一个划岭而治 的主张，如果套用现代语言来说，岭南大地就交给您南越王赵佗管理了，这是大汉皇帝给南越实行高度的区域自治的许诺，不存在割据独立的问题。
第三，赵佗的称帝，其起因完全是由汉家王朝的吕后对南越“别异蛮
夷”，实施禁关市铁器，削去南越封籍，使使不通的对敌政策而产生出来的恶果。但赵佗仍然三次派使臣到汉廷上书谢过，请求解禁而不可得，正是处于这样的情势下，被逼以“称帝”相抗衡。用赵佗的话说，“妄窃帝号，聊以自娱”，而且“自帝其国，非敢有害天下也”。事实上，终赵佗之世，没有做出反汉之事。一直“至孝景帝时……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
第四，南越立国93年,共五世王，有九分之八的时间都是汉越修好的，只有在吕后用事的8年和南越最后三年因丞相吕嘉反汉才出现汉越交恶。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在秦亡之后，无论对汉王朝也好，对南越国也好，双方同是一个新政权的出现。对新政权出现之后的评价，主要是看它对社会发展历史是促进了，还是倒退了，老百姓是受益了，还是倒霉了。
南越政权建立之后，在岭南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推动了本地区的生产发展，还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汉越民族和睦相处，生活得到改善。汉高祖对赵佗治越是这样评价的:“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南海尉佗居南方长 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
如果再从广州近50年考古发现的南越文物史迹来看，更能充分地反 映出这个地区经历赵佗的开拓，通过汉越两族人的共同努力，以番禺为中心的岭南大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与中原同时期的发展，差距 已是大大地缩小了。
赵佗是开发岭南、经营岭南而且卓有成效的历史第一人，是处理民族 关系的优秀代表，他在进驻岭南后采取的一系列的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受到了汉中央的首肯，对后人也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同时，他又是一位审时 度势、注重大局的出色政治家，在他统治期间采取的一系列策略，包括民 族政策，都推动了岭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南越国时期是岭南建设开发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如果没有赵佗，是很难想象其发展的进程和速度的。
接下来再谈谈赵佗墓的问题。1983年，在广州解放北路象岗发掘了
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的陵墓之后，南越国的几代王陵在何处，一时间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据考古专家麦英豪先生的论证，南越开国之主赵佗，死于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寿过百岁。第二代王赵眛在位约16年,他的墓正式发掘了。第三代王赵婴齐，在位不过10年，他的墓据《水经注》引晋人王范《交广春秋》记载，黄武五年(226年)，三国吴主孙权命交州从事吕瑜率领几千士卒，在今广州越秀山一带寻挖赵佗的墓，结果“凿山破石。费日损力，卒无所获”。五世纪刘宋时的沈怀远在《南越志》中说:“孙权时闻佗墓多以异宝为殉，乃发卒数千人，寻掘其冢，竟不可得。
次掘婴齐墓，得玉玺、金印、铜剑之属。”
1983年5月，就是发掘象岗南越王墓的前一个月，在广州西村凤凰 岗清理了一座大型木椁墓，该墓坑口长13.8米、宽5.7米，斜坡墓道宽3.2米。木椁仅存底板和两侧的3块壁板，底板24根，全是宽厚均为0.44米的大木(这是广州发现南越国时期木椁墓中特大型的墓例)，墓坑内全部填沙。
因墓早已被盗，仅残存几件小陶器，又在约当椁室的中部处有个大的盗扰坑，发现玉器22件，位置凌乱，有璧、璜、环、蝉(死者的口含)、舞人、组玉珮饰和剑饰等。这批劫余的玉器属青白玉，质坚，雕工精美，与象岗南越王墓所出的玉器毫无差异。其中一件玉舞人，与传为二战前出土于洛阳金村战国墓的一件玉舞人(现藏美国华盛顿佛利尔博物馆)十分相似。
这些陶器和玉器都属于南越国时期，而且有剑格、剑珌两件玉剑饰发现，墓主当为男性。从墓葬的规模和劫余的遗物来看，此墓的主人极有可能就是三国时被吕瑜所掘的南越三主婴齐之墓。当然，这是欠缺根据的，由于玉玺、金印等最能证明墓主人真实的物证大概早已落在吴主孙权手中
所以这墓的主人是谁，确实成历史之谜。四主赵兴与五主赵建德合起来在位才3年。
因同室操戈，兄弟相争，赵兴被丞相吕嘉所杀，而赵建德与吕嘉也在汉灭南越时被绞杀，这最后的两主当然不会在广州建墓的。
1983年发现的凤凰山大墓就是赵婴齐的墓，这个推断如果无误，那么，南越国五主的王陵，唯一剩下的尚有赵佗墓还未发现。象岗南越王墓的发掘，地面不留任何痕迹，赵佗墓至今未见踪影，看来，南越王对自己身后的墓地保护驾遮周全。
《时氏任象岗发现的是南越二主的墓，风凰山大型木棉墓如确是三主罢齐的话，位在其西，那么，南越一世的赵佗墓，按照方位排列，足在象岗之东，应在今越秀山紫燕山冈之下。
象岗的海拔49.71米，而相邻的越秀山最高一个山冈的海拔70米（即今孙中山纪念碑的岗头），估计佗墓选址于此，不是没有可能，当然，探寻佗墓一要靠考古实践，二要付科学论据，鉴于赵昩在位仅16年，其基未被盗扰，保存完好，出土遗物丰富，彼为打开了岭南文物的宝库。赵佗在位长达67年，又处在南越国前期的鼎盛阶段，其埋葬当会更加丰富。
南越王宫在汉武帝楼船将军杨仆的一把火中灰飞烟灭。
一个王国、一个时代的记忆从此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虽然三国时人们还能走到赵佗旧治处凭吊，然而两千多年过去了，南越王的壮丽宫室位处何地，规模如何，一直是留心这段历史的人们所关心、遥想并期望见到的。
1995年春夏之交，广州市长话局大院内的建筑工地，挖土机与运土汽车日夜奔忙，院内在挖建筑用的桩井时，出土了南越国时期特有的建筑构件“万岁”瓦当，考古人员推断肯定有南越国的重要遗迹，经过艰苦的磨合，考古人员赢得了在此进行考古发掘的机会。
在工地的西北角，发现了极为重要的石构水池遗迹，经钻探，石构水池面积约4000平方米，由于条件限制，只清理出其西南的一角。在池壁的石板上发现了斗大的“蕃”字，其后又发现了“阅”“睆”“偾”“北诸郎”等石刻，是岭南最早的石刻文字，意义重大。水池呈仰斗状，池底距地表8米，池中散落有八棱石柱、石栏杆、石门楣、大型印花砖、瓦件及铁制门枢轴等构件。
1997年，在上述斗状水池的南侧又发现了南越国时期的曲流石渠，和斗状水池紧密相连，从而知道这是南越国时期的御花园遗址。石渠的水是通过木暗槽从大水池中引出来而向东蜿蜒流去的。石渠的底部铺满灰黑色的鹅卵石，急转弯处砌有水潭，石渠中间设有两道拱形的渠陂，用以限水和积水。当大池的水涌流过来，因渠陂所阻而形成粼粼碧波的人工水景。
全渠设三道“斜口”，由于渠中发现了大 量的龟鳖残骸，所以推测可能是供龟鳖爬行的。石渠西端的尽头处，铺有石板平桥，旁边还铺设步石使水渠尽头与曲廊相连，呈现两岸绿茵、小桥流水的野趣。渠中还发现有很多果核和树叶等残迹，使人联想起芳林如画、流水潺潺的意境。在石渠尽头处设有石质水闸口，有木暗槽与之相接，渠 水排入珠江，在木暗槽之上还建有廊道，留有火烧的痕迹。
御苑遗址是现存年代较早、保存较为完整的园林遗迹，是中国三大园
林的源头，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过去认为中国最早的园林遗迹是唐代的曲江池(西安)和绛守居园池(山西)，两者都比南越国御苑晚了 1000 多年。
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前6世纪)可惜早已烧毁、荡然无存，而欧洲现存最早的园林遗迹是2世纪建于罗马的哈德良离宫遗址的柱廊园，也比南越国御苑晚200多年。
南越国宫苑曲流石渠全景
南越国御苑遗址的发现和保护对研究中国古代园林特别是秦汉园林有重大价值。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皇家宫苑始于秦代，南越国御苑遗址的发现，首次向世人展现了一个保存较为完好的秦汉园林实体。
从遗址已揭出的方池、弯月池、曲渠、平桥、步石及出土的龟鳖残骸、酸枣、植物叶片和果实等遗迹、遗物中，可以窥见秦汉造园的基本要素以及岭南水乡的地方特色，是研究两千年前造园思想、园林设计、造园技术等方面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1996年在南越国宫署遗址的东北侧,考古队员又发现一口“越王井”，井的开口在距地表4~4.5米的南越国地层,周边出土了大方砖、瓦、焦土、石等建筑构件，砖井残存深8.8米，井口直径为1米左右，每层用11块弧扇形砖错缝叠砌，井底铺石板，石板上钻有5个圆形的透水孔，石板之下垫有8厘米厚的细砂用以滤水，设计十分科学，从发掘后采集的水样检测，仍然符合现代饮用水的标准，足见设计之科学，说不定赵佗的长寿与此都相关呢。据专家推断，这口井的附近应该有南越王宫殿的遗迹，果然，其后在这口水井的东侧又发现了南越国1号宫殿，其东西长33米，南北宽约17米，面积约580平方米，东、西都有延伸的廊道，但破坏严重，仅存台基和散水，台基四周有砖包边和散水，散水内侧印一排大印花砖，外侧铺小石子，石子外砌有一排侧砖包边。
南越国2号宫殿位于1号宫殿的西南，仅清理出宫殿东南角的一段散水，在散水旁边发现了一块戳印有“华音宫”的陶器残片。考古人员推测“华音宫”可能就是2号宫殿的名字。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华音宫”器盖
此外，南越国宫署遗址还发现有廊道和科学的排水设施。在1号宫殿前有与宫殿垂直的南北向廊道，折向东与宫苑的廊道相连接。廊道两侧一边铺有特制的陶质明沟渠，另一侧在廊道的散水砖下埋设木质暗槽以疏水。两者都专设有打制的石箅,下面还装上石制的地漏。2号宫殿散水的南面有一个制作精细的陶制沙井箱。箱体是整件一次烧成,长0.56米、宽0.52米、深0.92米，两端均有管孔与陶方管套接。发掘表明，南越王宫的排水设施规模庞大、构造精密科学，相互贯通，纵横交错，形式有明渠、暗渠、地漏和沙井箱，建材种类有木、陶、砖和石质等，堪称目前考古发现最 完善的城市排水设施。
学术界有“简牍不过岭”的说 法，但2004年在南越国宫署遗址清理宫苑的廊道时，一口水井出土的木简让人改变了这一说法。
该井口距地表约4.2米，现存深约3米。井的构造奇特,上部有扇形砖砌筑,外径为1.16米。砖呈青灰色，有少量带绿釉，尚存15层，砌法为平砌错缝，用泥土粘连。下为陶井圈，共6节，每节高33~35厘米，共高2.06米，井圈内径约92厘米。每个陶井圈上都有4个基本对称的椭圆形孔穿透井圈壁。井底部铺垫3块木板。
井的上部东、西两侧各有木槽构造的进水口，北侧有陶管构造的排水口，表明是一
口渗井。
这次出土的百余枚南越木简，其中完整 的长25厘米、宽1.7~2.1厘米、厚0.1~0.2 出土南越木简的渗水井 厘米。多数是单行书写，仅有一枚为两行半字(9号简)。墨书字数不等，多的有23字，少的3字，一般以12字居多。这批简都是散乱的，未见到编联痕迹。有相当数量的简是一简记一事，其中有两枚简有“廿六年七 月……”的纪年，据此可以确定这批简的年代。
南越木简
简文书体与马王堆帛书基本相同，也有云梦秦简的秦隶风格，大体可
以认定这是西汉初年的，即南越国时期的木简。据查南越国五主五世共93年，只有赵佗在位超过26年(赵佗在位67年，寿过百岁)。首先，简文的纪年绝不是记述西汉初汉朝的事情，因为从汉高祖到汉景帝，共5个西汉皇帝，没有一位在位的时间越过6年。再者，赵佗去世时，汉武帝已登位4年，汉武帝登位之年始有年号，两枚简文的纪年之前都无年号，所以这批木简可以排除绝不会晚到汉武帝时期。所以，简文的“廿六年”应是赵佗称帝之后的5年，即汉文帝二年(前178年)期间的，实为赵 佗在位的初年。
经初步考察，这批木简的内容实为南越王宫的纪实文书，从多方面反 映出南越国的多种制度。如宫室管理，多枚木简上有“出入”二字，可能是人或物品的出入凭证;职官制度方面，如简文中有“陛下”“公主”“舍人”“左北郎”等称谓;有关地理名称方面，有“横山”“蕃禺”“南海”等地名;属于法律内容的，简文中有“当笞五十”“不当笞”的内容，间接反映了南越国的刑律制度;还有社会风俗与信仰方面的，如简文中的“大鸡官”，为文献所不载，可能与《汉书》等汉代文献中越人习用鸡卜的记载有关;简文中还有“宫门”“守苑”等有关宫室苑囿的内容，这使人联想到20世纪90年代在敦煌发现的写有西汉中期以后的内容，又 点明遗址本身性质的那批悬泉置的木简，性质十分相同!
单枚木简上虽然只有十来字，但因为简文是记事性的，反映的却是多 方面的内容。如第73号简:“野雄鸡七，其六雌一雄。以四月辛丑属中官司租。纵。”由此可知，南越国王宫本身直接征收赋税，而“中官司租”究竟是一种租赋之名还是由宦官来征收租税，有待进一步探讨。这无疑为 西汉及南越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南越国宫署遗址由已发现的南越王宫和御苑两部分组成。根据1995-2000年在广州市老城区的考古发掘和钻探资料推测，整个宫署遗 址的面积约有15万平方米。目前，仅在其东部清理出I号宫殿的部分散水遗迹和御苑的部分遗迹。
I号宫殿已清理出殿基北面的一段散水，由平铺成行的特大方砖和卵石铺砌。在殿基的东侧发掘出一口砖井，现存深9米,结砌精工。
御苑遗址已知有一座面积约4000平方米的石构蓄水池和长逾180米 的曲流石渠，两者组成御苑中的人工园林水景。蓄水池呈斗状，已在其西南一角发掘出400平方米，出土多种石质建筑构件和砖瓦等，还在池壁石板上发现“蕃”“睆”等文字，这是岭南地区年代最早的石刻。蓄水池的南壁下埋设输水木槽，与曲流石渠连接。蜿蜒曲折的石渠，其底部密排黑色卵石，急弯处砌有“水潭”，又分设两处“渠陂”，使由蓄水池输来的流水产生旋涡，泛起粼粼碧波。渠之东构筑有弯月形深池，放养龟鳖;渠西有石板平桥，旁边还铺设步石，使石渠尽头与曲廊相连处呈现两岸绿 茵、小桥流水的野趣。
发掘所见，在南越国宫署遗址中，上下堆积着长达2000多年的各个 历史时期连绵不断的文化遗存，包括秦、汉、晋、南朝、隋唐、五代的南汉国、宋、元、明、清至民国等历史时期的遗迹和遗物，有如一页一页地记录下广州2000多年发展的无字史书,每一层文化遗迹,每一件出土实物，都是广州城市发展历史的真实见证。遗址区内在南越国和南汉国地层中均发现规模庞大的宫殿建筑遗迹，表明该遗址区既是岭南两千年前的南越国，又是一千年前南汉国两个地方政权的宫城所在地，前后相隔千年，重叠在一起,更显出其特别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考古发现与史籍记载相印证，表明遗址区既是南越国、南汉国(917一971年)的宫城所在地，也是秦汉时期(前221年一220年)的南海郡治、 隋代(581-618年)的广州刺史署、唐代(618--907年)的岭南道署、宋 代(960-1279年)的经略安抚使司署、元代(1206-1368年)的广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明清(1368-1911年)的广东承宣布政使司署的所在地。在长达2000多年的广州城市发展进程中，这里一直是岭南地区历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南越国都城，汉代的“岭南一都会”，直到今天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其中心地位一直保持不变。这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显示出南越国都城在此选址和规划上的先进思想。这对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史、中国古代建筑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研究现 代城市如何保持可持续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发现于2000年。当时，为了配合光明广场大楼
的建设工程，文物部门发掘清理出一大型木构水闸遗迹，经多学科研究确认为西汉南越国时期的城市排汲水利工程遗存。
木构水闸距今地表深约4米，其上叠压有东汉、晋、南朝和唐、宋等
晚期的建筑遗迹。水闸位于当日的珠江北岸，南北向,闸口宽5米，南北长 35米，闸口的南北均呈“八”字形敞开。水闸的构造是:底部用方或圆形的枕木横放，形成基座，两侧竖木桩用榫卯嵌入枕木的两端，木桩内横排三块挡土木板，残高1.7米，闸口中间有两根木桩凿出凹槽，用来插板闸水，闸板仅留最底的一块。从发掘现场得知，水闸的底部北高南低，水是由北向南排入珠江的。当珠江潮水升高时，放下闸板可防倒灌;提起闸板又可汲江入城内。这是2000多年前城市防洪、排汲水设施的一座重 要木构遗存。
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 最完整的木构水闸遗存。它的出土,对了解汉代广州城区的防洪设施以及两汉时期城址的布局、结构及南城墙的位置坐标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该水 闸在建闸材料的选择、松软地基的处理、技术路线的处理、总体布置、泄 流处理、闸室稳定处理等方面，都与现代的建闸标准和要求基本相符，反映了秦汉时期的水闸建造在总体上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广州市人民政府对这一考古发现十分重视，决定在原地保护遗址。文物部门与建设单位遵循“两利”的原则，共同制定了保护方案，在大楼中间设计了一个保留并展示水闸遗址的中庭。
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
象岗南越文王墓是岭南地区规模最大、出土随葬品最丰 富的一座汉墓，又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座壁画石室墓。出土文物达1000多件(套)，计有铜、铁、金、银、铅、陶、玉、石、水晶、玛瑙、绿松石、玻璃、煤精、墨丸、丝、麻、木、漆、皮革、象牙、骨、角、中草药、药饼、药丸、五色药石、封泥、竹木牌签以及家禽、家畜、水产等动物遗骸和植物种实等，品类繁多，其中以铜、铁、陶、玉四者所占比重最大。南越文王赵眜墓展示了岭南这一时期独特的丧葬习俗，而其众多的出土文物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这中间包含大量的世所罕见 的文物珍品，下面分六部分分述之。
(一)印玺
南越王墓出土有金、铜、玉、绿松石等质料的印玺共
23枚。墓主贴身随葬的就有9枚，分盛于3个小漆盒中，置于胸处有“文帝行玺”金印和两枚无字玉印;胸腹处有“泰子”金印和“泰子”玉印及一枚无字玉印;腹处有“帝印”玉印、“赵眜”玉印及一枚无字绿松石印，印文皆阴刻篆书。这些印章为确定墓主身份、姓名及墓葬的年代提供了确切的物证。其他印章如“景巷令印”铜印、“右夫人玺”金印等为我们了解南越国的百官制度、殉葬制度等提供了极为重要 的实物资料。
“文帝行玺”金印
“文帝行玺”金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腹部位，印台长3.1厘米，宽3.1厘米，高0.6厘米，通钮高1.8厘米，重148.5克。经电子控针测定，含金量达98%。印面有田字界格，阴刻篆书“文帝行玺”四字，书体工整，刚健有力，它是南越文王的官司印。印钮是一条三爪游龙，盘曲成“S”形，龙首伸向一角，龙鳞和爪是铸后凿刻的，龙腰隆起以系印绶。
出土时，金印印面沟槽及印台四壁都有使用和碰撞的痕迹，显然，是墓主生前的实用物。
在中国已发现的汉十二枚金印 中，南越王墓占了四分之一。“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目前考古所见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也是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它与先前发现的“皇后之玺”玉印和“皇帝信玺”封泥共同印证了史书记载的秦汉印玺制度，此外，它还是墓主人身份最可靠的物证，意义重大。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 其主要特点是以龙为钮、黄金铸成，打破了秦汉时期天子用玺以白玉为材料、以螭虎为印钮的规制。僭称帝玺，且自尊为“文帝”，既反映了 当时雄踞一方的南越王僭越称帝、“黄屋左纛”的史实，也反映了南越王 对秦汉帝印制度的继承和发展。汉朝皇帝帝玺的印面尺寸为“方寸二”，约相当于今天的2.7~2.8厘米。“文帝行玺”金印的印面边长达3.1厘米，这就逾越了汉礼。据史书记载，南越国第一代、第二代王生前僭越自封“武帝”“文帝”，在位时私自铸玺，死后藏于陵寝。它们和汉朝皇帝的“文 帝”“景帝”等为死后追加的谥号，有本质的区别。
《汉书·南越列传》记载:“……佗孙胡为南越王。婴齐嗣立，即 藏其先帝、文帝玺。”这批印章跟历史记载互相印证，从而让我们知道深埋象岗腹心深处的这座隐秘墓葬的主人就是第二代南越王、僭称文帝的赵眜。其中，“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考古发掘中第一次出土的汉代“皇帝”印。这枚印章的质地、印钮、规格等与秦汉官印都有迥异之处。以龙钮代螭虎，印面规格超过方寸的常规，印文不用“皇帝行玺”而用自尊号“文帝行玺”更具特色，充分反映了南越国在承袭秦汉之制的同时，还具有浓郁的本地区政治文化色彩。以龙为钮和秦始皇称“祖龙”相吻合，
把作为皇帝象征的龙与代表最高权力的帝玺结合起来，可谓南越国的创举。这和其他几枚印章一起，为确定墓主人的身份、墓葬的绝对年代以及对墓中随 葬器物的研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泰子”金印
“泰子”金印和“泰子”玉印以及1枚无字玉印同出土于南越王玉衣
之上的腹部位置。其中“泰子”金印为方形、龟钮，印文为篆书“泰子”二字，有边栏和竖界，文道较深，沟道两壁光平且直，沟槽底有呈波浪形起伏的凿刻痕，印面光平如镜，十分精致。印钮龟背上有点和线组成的鳞状纹。经电子探针分析，含金量为98%。印台长2.6厘米、宽2.4厘米、台高0.5厘米、通钮高1.5厘米，重74.7克。
“泰子”玉印为方形，覆斗钮，钮下横穿一小孔以系印绶，印文阴刻，与同出的“泰子”金印的印型、印文书体风格迥异。印台长宽2.05厘米、台高0.7厘米、通高1.25厘米，重12克。
这两枚“泰子”印为目前首见的古代“泰子”官印实物,“泰”通“太”,“泰子”即“太子”。古代册立嗣位的皇帝之子和诸侯王之子称太子。《史记·南越列传》记载:“(佗)至建元四年卒。佗孙胡为南越王。”说明了南越王赵眜(胡)此前被立为太子的史实。《史记·秦本纪》:“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赐谥为诤公。诤公之长子为太子，是文公孙也。
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诤公子立，是为宁公。”说明了父立己子可以称为太子，祖立己孙亦可以称为太子。“泰子”金印、玉印的出土，和历史记载相印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按照汉代制度规定，官印不得用于随葬，要用明器代替，故后人很难见到官印的实物。“泰子”印章和其他的一些官印以实物入葬南越王墓，反映了“婴齐嗣立，即藏其先武帝、文帝玺”的 数 历史背景，也使后人因此机缘而目睹南越国官印的实物，因而弥足珍贵。
“帝印”玉印出土于墓主人腹部位置，边长2.3厘米，印台高0.9 厘
米，通高1.7厘米。以螭虎为钮，螭虎周围雕刻云气纹以衬托;印台侧面刻有勾连雷纹，印面有边栏和界格，阴刻小篆，印文的沟槽内还留有朱砂的痕迹。另有两枚“帝印”封泥，出土于西耳室，封泥的“帝”字结体与这枚玉印的“帝”字不同，可知墓主生前钤印的“帝印”最少也有两枚，是南越王僭越称帝的重要物证。
在秦朝以前，无论尊卑贵贱，印章文字均可以称玺，直至秦始皇统
一六国后，规定只有天子可以称玺，臣下称印。汉武帝时开始有印章之称。南越王僭越帝，所用印章的印文应该如“文帝行玺”金印一样称“玺”，但在这里却偏偏用“印”，这种不按常规办事的情况，值得研究。
这种直书“帝印”的文物，为国内首见，为我们了解秦汉印章制度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右夫人玺”金印、“左夫人印”“泰夫人印”“部夫人印”鎏金铜印同出东侧室。“右夫人玺”金印龟钮;余为鎏金铜印，龟钮。四印大小基本相同，阴刻篆书，均极工整。
“夫人”称谓因时代不同而异。《汉书·外戚传》:“汉兴，因秦之 称号，适称皇后，妾称夫人。”诸侯王妻称王后，妾亦称夫人。《史记》《汉书》中屡见。例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王后茶”，“衡山王赐，王后乘舒”;《史》《汉》南越(粤)列传均载南越王婴齐嗣位，“上书请立樛氏女为后”;《汉书·武五子传燕王旦传》:旦命“后姬诸夫人之明光殿”;皆可证。由此推知，印文所见四夫人身份等同，皆为南 越王后宫的姬妾。
汉时贵右卑左，故称所重者为右。据《汉书·灌夫传》:“夫为人刚 直，使酒，不好面谀。贵戚诸势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贫贱,尤益礼敬，与钧。”颜注:“右，尊也;左，卑也。”南越国的宫室百官司礼仪制度皆效仿汉朝，当以右为尊。再从四枚夫人印来看，右夫人是金印，印文称“玺”;其他三夫人皆鎏金铜印，印文称“印”，可见右夫人 在诸夫人中应居首位。
汉代的印文称玺，仅见于帝、后或部分诸侯王，右夫人印文称玺，确属仅见，应是南越国后宫制度的一种特殊
“泰夫人印”鎏金龟钮铜印
“左夫人印”鎏金龟钮铜印
“部夫人印”鎏金龟钮铜印
“泰”通太，泰夫人即大夫人，位次似在左夫人之下，部夫人应为少夫人，在四夫人中，位居末位。
出土的四枚夫人印章以及其随葬遗物,是研究南越国时期的丧葬制度、后宫制度以及风俗习惯的重要资料。
“景巷令印”铜印
“景巷令印”鱼钮铜印
出土在前室殉葬人身上，方形，边长2.4厘米，印台高0.6厘米，通 高1.8厘米，重约27.97克，印钮为鱼形，鱼腹下中空，可系绶带。印面阴刻篆书“景巷令印”四字，有田字格。“景”为“永”的通假字，“景 巷令”即汉之“永巷令”，为前室殉葬人的官职。
《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詹事属官皆有永巷令，且皆以宫中宦者 充任。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詹事“掌皇后，太子家”。南越王国也应有少府、詹事。如此，在前室身佩“景巷令印”的殉人当是南越国詹事属官“景巷令”，职掌南越王室家事之宦者。前室放置车马器，以“景巷 令”为殉，象征为南越王备车马，而使景巷令为骖乘。
“景巷令印”铜印是南越国仿效汉朝设置官制的一个重要物证，此以 鱼为钮尤为特别，为国内所见不多的鱼钮铜印之一。这枚印章和“右夫人玺”金印等说明南越王墓殉葬者的身份都是较高的。这种用身份较高者殉 葬的情况在同期诸侯王墓中是十分罕见的。
(二)玉器
南越文王赵眜墓中出土玉器244件，包括玉衣、鼻塞、觿、璧、璜、环、组玉佩、舞人、佩饰小件、玉具剑饰、带钩、印章、六博棋子、铜框镶玉卮、铜框镶玉盖杯、角形杯、盒、铜承盘高足杯等器形，按传统分类方法，可分为礼仪用玉、丧葬用玉、装饰用玉和器用玉四大类。该墓出土 玉器数量之多、品类之广以及雕镂工艺之精美都是空前的。
这批玉器的制造工艺，与中原玉器大致相同，有刻、凿、镶嵌、抛光、改制几种。琢刻手法有线刻、浮雕、透雕等。纹饰中，有蒲纹、谷纹、涡纹、云纹、动物纹等。动物纹饰中，龙凤纹较多，还有虎纹、熊纹、犀纹等。不少玉器的构图打破对称平衡，别具一格。这批玉器的原料产地，目前尚难确认，墓主玉衣的部分玉片来自广东曲江。史书记载南越王赵佗曾向汉文帝献“白璧一双”，墓中有未制作完的玉佩，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 南越国宫廷中一定有相当规模的玉雕作坊，其玉器工艺水平已达到一定的 高度。
丝缕玉衣
玉衣又称“玉匣”，是汉代帝王和高级贵族死时穿用的殓服。汉人迷
信玉，以为玉衣可使尸体不腐。南越王的丝缕玉衣由2291片玉片、丝线和麻布粘贴编缀而成。分为:头套、上身衣、袖筒、手套、裤筒和鞋六部分，全长1.73米。玉片以长方形和方形为主，还有梯形、三角形、五边形等。头套、手套和鞋子是用红色丝线穿缀边角钻孔、打磨光滑的玉片做成，里面以丝绢衬贴加固。玉衣躯干部分则多利用废旧玉器或边角玉料切成小玉 片，贴在麻布衬里上，再用红色丝带在表面对粘贴，十分规整鲜艳。
在玉衣下面铺垫5块玉璧，上衣里面贴体排列14块玉璧、分左、右肋和正中3行布列,另2块夹于双耳间。玉衣上面覆盖10块玉璧及组玉佩，两侧又有3璜3璧，两手握龙形玉觿，脚踏双连玉璧，头顶及两肩各置1件精美玉饰，形成了南越王堂皇繁杂的玉殓葬制。墓主裸体入殓，遗体的上下左右里外都裹以玉，反映出汉代贵族具有相信玉可以保持尸体不腐的 观念。
中国历史上以玉衣作殓装的制度，可上溯到东周时代的“缀玉面罩” 和缀玉片。根据已知的考古材料，形制完备的玉衣出现在西汉文帝、景帝之际，皇帝和王侯等以玉衣作为殓服是从汉武帝时开始盛行的。根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汉代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
至东汉时期，玉衣已明确分为金缕、银缕、铜缕3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曹魏黄初三年(222年)，魏文帝(曹丕)为防盗墓，废除玉衣制度，到目 前为止，尚未发现东汉以后的玉衣。
南越王赵眜的丝缕玉衣，当在入葬的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 前制作，要早于河北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金缕玉衣近10年。这件丝缕玉衣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年代较早的一套完整玉衣，又是从 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掘的新品种。其上衣采用对襟形式也是一大特色。为 研究中国古代玉衣的源流、制度提供了新的文献资料。丝缕玉衣部分玉片的外观与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出土的玉器相似，它应是南越国宫廷所特制。
墓主组玉佩
组玉佩又称玉佩组饰，指由玉 璧、玉璜、玉环等器件，配以玛瑙、水晶等饰物组合成的贵重的装饰品。墓主组玉佩由32件玉、金、煤精、玻璃等不同质料的饰件组成，自胸至膝，长约60厘米，覆盖在 玉衣上的组玉璧上。
南越王墓共出土组玉佩11套，有3套可根据出土位置复原。墓主的这一套最为华丽。它以双凤涡纹璧、透雕龙凤涡纹璧、犀形璜、双龙蒲纹璜4件玉饰自上而下作为主件，将整串玉佩饰分为4个组段，中间配以4个玉人、5粒玉珠、4粒玻璃珠、2粒煤精珠、10颗金珠，壶形玉饰、兽头形玉饰各1件，玉套环居于最末端，形成一套大小有 别、轻重有序、色彩斑斓的华贵佩 饰。
其中双凤涡纹璧直径6.9厘米，厚0.35厘米。由青玉雕成，墓主组玉佩 土沁呈灰黄色，璧上两面是涡纹，璧下两侧各透雕一凤。玉璧的上下方各有一圆孔，双凤涡纹璧位居组玉佩最上端，上孔可用于佩挂，下孔串线以串连其他佩饰。
龙凤涡纹璧直径7.2厘米,通宽10.2厘米，厚0.25厘米。由青玉雕成，灰黄色。圆璧内透雕一游龙，身躯卷曲，张口露齿，挺胸翘尾，似欲腾飞疾驰。璧的两侧各透雕一凤，左右对称，如同攀缓于璧上，回首外望。
犀形璜通长8.5厘米，高4厘米，厚0.45厘米，以透雕、起突的方法刻画出一只张目怒视的犀牛形象，犀牛有双角，脊背如鞍形，有一圆孔，长尾下垂向上回卷，与头部呈对称式，前后肢蹲曲。
双龙蒲纹璜外弦长14.2厘米，厚0.35厘米。青白玉雕成，圆弧形。璜的两端雕龙头，头上有角，璜的顶部上下沿饰两组透雕云纹，顶尖如蒂形，中有一圆孔。
这是目前汉代组玉佩中最为华丽、最为繁杂的一套，为研究古代组玉佩的演变和组合情况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龙凤重环玉佩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出土于墓
主玉衣头罩的右眼位置，由青白玉雕成，土沁呈黄白色。直径10.6厘米，厚0.5厘米。玉佩呈圆壁形，以圆圈分隔为内外两圈。内圈透雕一游龙，两爪及尾伸向外圈;外圈透雕一凤鸟，站在游龙伸出的前爪之上。龙尾和后爪伸向外圈，凤冠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 及尾羽上下延伸成卷云纹，将外圈 空间填满。凤鸟回眸凝望游龙，龙凤似喃喃细语，妙韵天成。这件玉佩雕 镂精细，构图完美和谐、主次分明，充满动感和灵气，是汉玉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它的器形图案被选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馆徽。
玉容器一组五件
汉代玉制的容器十分罕见，用得也少。《史记》记载:“未央宫成，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汉高祖刘邦在长安称帝后，给他父亲祝酒时，使用一个玉卮，而非金卮、银卮。又，鸿门宴时，刘邦送“玉斗一双”，赠予亚父范曾，都足以说明玉容器在汉代是十分珍稀、高贵的。
全国数以万计的汉墓中，出土的玉容器亦不过10余件。南越王墓随葬玉容器有5件之多，其中的玉角杯、承盘高足杯皆属首见，鎏金铜框玉杯和鎏金铜框玉卮是由制玉工艺与金属、漆木细工相结合的产品，在考古发掘中也属首见。这些玉容器，除铜框玉卮出于西侧室外，余4件均出自 主棺室。
承盘高足杯
承盘高足杯放在南越王棺椁 的头端。由高足青玉杯、金首银身游龙衔花瓣形玉托架、铜承盘三部分组成。玉杯下原有一圆台形木座已朽。整件器物通高17厘米，玉杯高11.75厘米，铜盘外径23.6厘米。承盘高足杯共由金、银、玉、铜、木5种材料作成，以玉杯为主体，工艺精巧，造型奇特，承盘高足杯 呈 3龙拱杯之势。
秦汉统治者迷信神仙，认为以甘露服食玉屑可以长生不死。承盘高足 杯可能是南越王生前用来盛聚甘露的器具，因墓中同出有五色药石，可能与下面提到的汉武帝承露盘类似。据史书记载，汉武帝于元鼎二年(前115年)曾在长安建章宫修造一个仙人承露盘，矗立于高台之上，来承接 甘露和玉屑，饮之以图长生。
角形玉杯
角形玉杯出土于墓主棺椁头箱，用一整块青玉雕琢而成，青白色，玉质温润致密，呈半透明状，口缘微损。 玉杯应是酒器,呈犀牛角造型，口椭圆，腹中空。高18.4厘米，口径5.8~6.7厘米，口缘厚0.2厘米，重372.7克。器表上面线刻 一尖嘴兽，回环往复，生动逼真。
角形玉杯 相传犀牛角的酒杯可以溶解毒 物，玉虽不能解毒，但玉匠却借题发挥，匠心独运，就着玉石的开头施刀，综合运用玉雕的各种工艺方法(线雕、浅浮雕、高浮雕、圆雕、透雕)，在器身上巧妙布局各种纹饰，再经过细致的打磨，2000年后玉角杯仍然绽放出它温和恬润的光泽。它表明这一时期玉雕在章法布局、材料运用、技巧发挥上走向成熟。这件玉器，既是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又是一件 融传说于现实、引人遐思的实用品，是中国汉玉中不可多得的稀世之宝。
玉盒由青玉雕琢而成，玉质温 润，晶莹透亮。出土自墓主棺椁头箱，盖与盒身有子母口相扣合。通高7.7厘米，盖高3.55厘米，口 径 9.8厘米，重203.1克。
盒盖面隆圆，上面的一个桥形钮里所套的玉环可以活动。盖面的 纹饰分为3区，盖顶近钮处为浅浮雕的8片花瓣纹;中间一圈是凸起的色连涡纹;最外圈共8组纹样，4组色连雷纹与4组阴刻的花蒂纹两相间。三圈纹饰之间有突起的宽带纹为隔界。盒身像个圆碗，外壁装饰有3圈纹 饰:上圈饰有4组凸起的色连涡纹;下圈靠近圈足处饰一道索形的斜线纹。
玉盒内外打磨光洁，雕镂精细。盖内有线刻的双凤纹饰，一凤回首，一凤朝前，相互缠绕，脚踩在一个圆圈上，盒盖原已破裂，在原有的钻孔旁加钻两个小孔，可以穿绳缝合，足见在当时已属珍罕之物，破裂后仍可 修补使用。
杯身是一个窗棂形鎏金铜框架，框内有浅槽，分为上下两截，上截嵌入8块竹片状的薄青玉片；下截嵌入5块心形青玉片。杯体为八棱筒形，座足呈喇叭状。杯盖面圆形隆起，外沿为鎏金铜框，盖顶镶嵌一块螺纹青玉。出土时，玉盖杯被多层丝织物裹缠。这件艺术品体现出高超和成熟的汉代镶嵌工艺。
身高12.7厘米，口径8.6厘米，底径8.3厘米，为古代的饮酒器。由卮身和卮盖两部分组成，它不仅工艺精美，而且在制作上和主棺室出土的铜框平盖杯一样利用了热胀冷缩的原理。卮身由九块独立玉片和一个鎏金铜框组成，先将铜框加热，然后把打磨好的玉片镶嵌在铜框里，待铜框冷却以后，将玉片铆合牢固，形成一个九棱圆筒体。在卮身的腹上部还镶嵌有一玉提梁，提梁呈圆环形附尾。卮身的底部为一块圆玉片。卮身的下端附兽首形三短足。玉卮的口沿、底沿的9条壁框均为鎏金铜框，铸有兽纹及几何图形，纹样锈蚀不清。卮盖为漆木圆盖，髹漆，上有朱漆线纹，但大部分已脱落。在木盖的周边还镶嵌有3个弯月形玉饰。整件器物有多层丝绢包裹的痕迹。
玉剑饰 87 墓主身上有10把铁剑，其中有5把是玉具剑，共有玉剑饰15件。
西耳室的一个漆盒内盛有用朱绢包裹的剑饰43件，按首、格、璲、珌4件一套，可配为8套。上述玉剑饰均为青玉制造，雕刻技法有线刻、浅浮雕、高浮雕、圆雕、双面透雕，刻时运用多种技法完成。最为突出的是采用高浮雕刻出的游龙、螭虎、瑞兽，雕工精湛，形象逼真，神态生动，惹人喜爱。而双面鸟纹剑格，运用双面透雕的手法雕出鹦鹉，单脚伫立，回首对 视，构图完美，雕工精巧，有鬼斧神工之妙，令人惊叹。
在一墓中出土款式如此众多的构图奇巧、工艺高超的玉剑饰，实为汉墓之冠、汉代玉剑饰之冠。
玉舞人
玉舞人出土于西耳室，通高3.5厘米，最宽3.5厘米。舞人梳一右向横出螺髻，穿右襟的长袖衣，衣裙上刻有卷云纹，左手上扬至脑后，长袖下垂，右手向侧后方甩袖，头微右偏，张口作歌咏状。头顶端有一小孔贯穿透底，应是用来穿系的。玉雕舞人在汉代诸侯王大墓中常有发现，但都是扁平玉块，两面线刻，这件圆雕玉舞人在汉代玉雕中尚属首见，为研究中国古代舞蹈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三)铜器
南越文王赵眜墓共出土青铜器500余件，是反映南越国青铜冶炼水
平的有利物证。在同一时期的中原内地，由于铁器和漆器的广泛使用，青铜器已逐渐居于次要地位，但南越王墓和其他南越国高层统治者墓葬(如广西罗泊湾汉墓)中，青铜器仍占主要地位。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器，以 乐器、酒器、炊器和服饰用器中的铜镜、熏炉最具特色。
墓中出土越式铜鼎17件，其中西耳室2件，后藏室15件。有两件大铜鼎（编号分别为G3、G4）出于后藏室。广口，口沿外折成盘形，腹壁较直，大平底，下有3条直形扁足，足面有3道棱，口沿上直立两耳，方形，镂空，双角略上翘。从口沿至腹部有合范痕，耳与器身同时铸出。
岭南越族在春秋战国时期仅有少数部族能铸造青铜器。秦统一岭南后，一些身怀技艺的中原匠人来到岭南，青铜器及其铸造工艺也随着南越国与中原的交往，传到了岭南。岭南越族吸收了汉及与其毗邻的楚、滇的文化因素，创造了具有自身特征的越式青铜文化。
印花铜板模
西耳室出土了两件铜印花凸版，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套织物印花
工具。由大小两件组成，形体为扁而略薄的板状，正面有凸起的图案，背面光平，有一穿孔的小钮，可以用绳系住，便于执握。大的凸版长5.7厘米，宽4.1厘米，整体图案像一棵小树，树顶部有旋曲的4簇火焰，为主纹板。小的凸版长3.4厘米，宽1.8厘米，像一个“人”字，下面的两角也是火焰状，为定位板。两凸版出土时用丝织物包裹，附近还有大量碳化 的丝织物。在这些丝绢物中，发现有与印板图案相同的印花织物。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曾出土两件成幅的泥金银印花纱，花纹的外形为 菱霰，用2~3块印花葩分金、银、朱色3次套印而成。其中两个印版一大一小，均由细曲线纹组成火焰纹样，印出银灰色或银白色。另有一版印出金色或朱色小圆点(也可能手绘而成)，套叠在菱形花纹中。南越王墓出土的印花纱局部花纹除火焰纹外，还有红色小圆点纹，与长沙马王 堆所出花纹图案基本一致，应当也是用两至三套型版分次套印的。
据专家研究，马王堆出土的印花纱，每米织物上一共要打印1200次，而南越王墓印花纱只要打印600多次。就目前所知，从传世及出土实物 来看，印花板的使用多见于7世纪之后。南越王墓出土的铜印花凸版为公元前2世纪，它们在中国纺织印染史及世界科技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织物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非常之多。
就出土实物统计，西耳室共出土有绢、纱、罗组带、绵、绮5类织物，每一类中又分别有不同的品种，如“绢”中，有绣绢、云母砑绢、朱绢;“罗”类的有绛色纹罗、朱罗等。这些织物有的成批多层叠放，有的用于包裹陪葬器物，有的被做成铜镜、玉璧等的绶带。由于年代久远，这些丝织品已全部碳化，轻轻一碰就成了齑粉。不过借助显微镜，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其 纹理结构，这对我们研究汉代纺织工艺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汉书》记载汉文帝派太中大夫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国时，送给赵佗 的礼物是“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褚衣是用丝绵做的衣服。赵佗答谢的礼物是白璧、翠鸟、紫贝和犀牛角等土特产。这似乎表示南越国在当时没有或者较少有高级丝织品。但从南越王墓出土的数量和种类都不亚于马王堆汉墓的成批丝织物和印花版模来看，南越国应该有丝 织品生产，并且还有十分先进的彩色套印花技术。
铜挂钩 铜烤炉
南越文王墓出土的饮食器有30多种400多件，依质地分为铜、铁和陶。器物则有鼎、壶、钫、瓿、釜、甑、烤炉、煎炉、盆、鉴、提筒、挂
钩、勺、姜礤等。这些珍贵的器物是2000多年前岭南饮食文化的集中体现。
这些器物表明，当时的烹饪方式至少有烤、煎、煮、蒸多种。墓中出土有两百多个禾花雀残骨，均去头去爪，和今天广东人食禾花雀的方法一致。铜挂钩防蚁的简易又实用的设计至今仍在沿用。铜烤炉出土有3件，其中编号为G40的烤炉，边缘侧面铸有4只小猪，嘴朝天，4足撑起，中空，用以插放烧烤用具，似乎跟今天的烤乳猪有某种渊源关系。编号为G41的烤炉铸造精致，并附有用以悬挂烤炉的铁链，炉底还附有可活动的圆轮，用以推动。同出的还有烧烤用的铁钎和铁叉，是极为珍贵的汉代烧烤实物。
铜镜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