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的重庆，秋风透凉。山城刚刚易帜，街巷间仍能听见零星枪声的回音。谭正伦抱着不足四岁的彭云，站在嘉陵江边等渡船。她不知道江对岸的消息会有多冷，但还是鼓足了劲——那是替两个烈士的孩子去探路。
倒回到七年前的冬季，1942年腊月，一个彭姓青年匆匆从重庆赶回长寿老家，把厚厚一摞书信塞进篾编篓子。信里谈读书，也谈“抗日形势”。他告诉妻子多识字，“世道要变”。青年正是彭咏梧，彼时27岁；读信的人叫谭正伦，年仅24岁。炭火噼啪，她没料到那番“世道要变”的话，会把自己此后的人生烧得通红。
1945年春，山城雾大。组织为了掩护地下交通线，让彭咏梧与江竹筠假扮夫妻。多年未见的谭正伦并不知情。革命需要，往往不容私人书信往来，川东游击区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经历过这种割裂。彭咏梧也一样，所有联系被“掐断”，再没寄出过半张家书。
有意思的是，江竹筠出嫁那天，工厂艺徒们敲铜盆贺喜，喜乐声盖过宪兵巡逻的皮靴声。她笑得明亮，但心里还是惦着那位素面朝天的“幺姐”。江竹筠说过一句话：“等胜利，一定登门谢罪。”可惜这句话，终究没有说出口。
1947年初夏，川东局势骤紧。重庆解放尚遥，游击战却迫在眉睫。为安全起见，彭咏梧和江竹筠要向深山转移。新添的幼子彭云，成了最棘手的牵挂。江竹筠想起那个从未谋面的女子——“把孩子托给她吧，她肯定会管。”彭咏梧沉声点头，却只说：“她心好。”
信件由交通员分三次转递。谭正伦拆开最后一封，脸色忽青忽白。丈夫“另组家庭”这一事实像山洪般冲垮情感防线；但信末还附着一句呼吁——照料革命后代。那一夜她守着油灯未眠，最终做出决定：卖房清债，带长子去重庆。
1947年9月，她领着五岁的彭炳忠，在朝天门码头接过彭云。两个孩子抱作一团，奶声奶气，也算互相慰藉。谭正伦端详彭云，眉眼像极了他的母亲。她心里泛酸，却没掉泪，先得活下去。
地下日子艰险。1948年春，江竹筠被捕。半年后彭咏梧在川东突围战中牺牲。双重噩耗像铁钩，把谭正伦心口撕成两瓣。敌人对烈士家属的搜捕并未停止，她带着两个孩子昼伏夜行，转移了三座县城，落脚渝北时已弹尽粮绝。
试想一下，一个肩挑两命的寡妇，如果再连累幼子，被捕机率激增。不得不说，谭正伦做了常人难以启齿的抉择：把亲生儿彭炳忠送进慈善孤儿院。登记本上，她只写了七个字——“父母均已阵亡”。那一刻她的手在抖，却没哭。谭正伦对自己低声嘱咐：“先保住彭云。”
重庆解放的当天，她挤在人群里听铜管乐吹《东方红》，泪水终于落下，却仍紧搂彭云不撒手。确认江竹筠牺牲的消息后，她默默系上白花，把孩子带去烈士陵园。坟前纸钱燃起，彭云稚声唤了声“妈妈”，那一声让周围老兵都红了眼。
新政权稳定后，谭正伦凭着针线手艺，在解放碑边的布庄当上掌柜。她攒钱、买书，让两个孩子照常上学。邻里以为彭云是她亲生的，而彭炳忠隔三岔五回家过夜。孩子们渐渐长高，戏称“妈妈的口袋是铁打的”，给学费从不迟疑。
1965年夏天，高考放榜。18岁的彭云收到哈军工录取电报。那纸蓝底白字的喜讯，像一束光照进逼仄天井。他挥舞着电报奔回家，“妈妈，我考上了！”谭正伦笑得眯起眼，连声“值了”。那年她47岁，鬓发已花白，却依旧挺直腰板。
临行前夜，她从木箱里翻出一条蓝底碎花围巾，轻轻系在彭云脖子：“这是你妈当年留下的。”少年懂事地点头，泪意泛起，终究没多说。列车汽笛拉长声线，谭正伦目送儿子远去，站台上身影单薄却坚决。
1976年1月，席卷华夏的寒潮里，62岁的谭正伦突发脑溢血。她原本打算春节前去北京探望已调职的彭云。病榻旁，她拉住两个儿子的手，嘴角微扬，还想再嘱托，却无力开口。护士听见她最后的低语：“你们要好好的。”声音像风一样散了。
灵堂设在沈阳工厂的活动室。白花簇拥中，两兄弟痛哭失声。哥哥哽咽道：“妈的晚年没在我身边享福，是咱最大的亏欠。”此后多年，他们逢年过节先赴重庆陵园，为父母，也为这位用一生守护他们的“幺姐”献上一束白菊。
历史书里，江竹筠与彭咏梧的名字熠熠生辉；档案角落，谭正伦的事迹只有寥寥几行。却正是她，把烈士遗孤养大成人，让血脉与信念得以延续。人们或许难以想象，在战火与饥馑的缝隙里，一个普通川嫂怎样扛起三个人的命运。但沿着那条被岁月冲淡的石梯下到江边，仿佛还能看到她单薄的背影，怀中抱着孩子，目光里没有退路，只有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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