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北京，已是改革开放的第七个年头。
街上开始有了新鲜的广告牌，商场里出现了第一次排队抢购的热闹，而在国家机器最敏感的齿轮之间，利益的阴影也悄悄伸出手来。
就在这一年冬天，一桩牵动全国的大案被掀开幕布。
主犯之一，是叶之枫开国上将叶飞的小女儿。
消息传到病中的叶飞耳边，老人沉默很久，只叹了一口气：“家教还是薄了。”
一句话，像旧枪膛里落下一颗空弹壳，钝，却直击人心。
它不是推脱，更不是辩解，而是一个老革命在家国与亲情交叉的断崖上，对自己、对制度、对时代的一次无声反省。
这起案件后来被反复提起，不只因为涉案金额和性质，更因为它把一个时代最敏感的命题摆到台面：当权力遇到诱惑，当“将军的家风”撞上市场化初潮，一个家庭、一个个人、甚至一代人的底线，会不会被冲垮？
铁血将军的家风，曾像北风一样硬
提起叶飞，人们先想到的不是家庭，而是战功。
闽东游击、抗日烽火、解放战争里的风雷，他的名字与“硬仗”“纪律”“不占群众一粒粮”紧紧绑在一起。
这样的军人，往往在家里更严。
叶飞与王于畊结为伴侣，是在烽火最烈的年代。
王于畊同样从战火里走来，做过新四军文宣工作，笔底有铁，性格里也有不退让的锋芒。
两个信仰坚定的人过日子，家里最大的规矩不是吃穿，而是做人。
孩子们小时候，几乎没有“首长家”的味道。
警卫车是父亲的公务车，孩子不能坐；组织给的待遇是因为父亲的工作，孩子不许沾；更关键的，是叶飞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不能用父辈的关系给自己铺路。
多年后，叶飞的长女回忆父亲时，说印象最深的不是拥抱，而是“铁规矩”。
她调动工作时，父亲甚至提前提出要求：不许去任何与父亲有关的单位。
孩子们被这样推着往前走，起初委屈，后来懂得那是父亲在帮他们立一条人生的直线：靠本事吃饭，脊梁才硬。
三女儿叶葳葳被分配到青海德令哈，写信想调回，父亲没有一句安慰式的通融，只寄去一套马恩选集，夹着一张纸条：青海虽远，但不比新疆更远；地势虽高，也不比西藏更高；有人能在那里活下去，你也能。
这不是冷漠，而是叶飞式的教育把孩子当作能扛事的人来对待。
长子叶小宇曾想出国留学，叶飞没有阻拦理想，但同样划出边界：立足国内成才，不靠关系下海，不以私利攀附侨界。
他的严厉像一把无形的尺，量着孩子与权力的距离，也量着这个家族与“特权”之间的鸿沟。
在那个年代，叶飞的家风在老干部群体里颇有名气。
许多人相信：这家人不可能出事。
可历史往往最喜欢在“绝不可能”的地方翻出裂缝。
改革潮起，权力与利益在暗处相遇
叶之枫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阴影里的人。
她年轻时读书很扎实，考入上海交大船舶设计与制造专业，那是当时国家重点培养的硬核学科。
毕业后做工程师，再进入国家经委进出口局，从专业到岗位，路走得并不轻松，也并不虚浮。
同事们后来回忆她，常说两个词：能干、利落。
英语功底过硬，谈判时条理清楚，面对外商不怯场。
这样的能力，放在改革开放初期本是宝贵资源。
可正是这一阶段，国家在“计划”和“市场”之间摸索前行，价格双轨、指标审批、重点进口……每一条政策都带着过渡期的锋利边缘。
汽车进口指标尤其敏感，既是国家建设需要，也是市场稀缺品。
一份底价、一次谈判策略、一个审批时点，都可能决定千万美元的走向。
1984年，叶之枫认识了张常胜。
这个人靠近她的方式并不复杂：以生意为名，以“合作”为饵，最终盯上她手里那把能开进口大门的钥匙。
起初也许只是聊天也许是交情，但当制度的缝隙遇到人性的侥幸，界线就开始模糊。
叶之枫把国家拟定的进口底价、谈判意向、指标分配等信息，通过张常胜外泄给外商和港商。
信息一旦泄露，谈判桌上天平立刻倾斜：对方知道底线，就能反复抬价；中国方面为了完成指标，不得不高价签约。
更糟的是，在指标可能调整时，有人倒签合同日期、掩盖真实时间，以便让特定企业“恰好”符合审批。
这些操作不是一两次情面，而是一条链条的成形。
每一次泄密，都像在国家资产上划开一道口子。
只汽车进口这一项，国家就为此多付出数千万美元。
这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当时无数工厂机器、科研项目、基础建设急需的血液。
利益是风，吹得人眼花；权力是火，一旦靠得太近，就会烧穿底线。
叶之枫从专业干部滑向犯罪深渊，真正的转折点，不在她能力不足，而在她以为自己可以在“灰色地带”里跳舞。
法槌落下之后，父亲的叹息更沉
1985年冬，国家经委在核对数据时发现异常。
顺藤摸瓜，张常胜先落网。
面对审讯，他很快交代了与叶之枫的勾连经过。
11月下旬，叶之枫被依法逮捕。
次年春，北京中级法院审理此案，判决清晰而冷峻：张常胜因泄露国家重要机密、受贿、私藏枪支弹药被判死刑；叶之枫因泄密与受贿被判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剥夺政治权利。
二人上诉后，高院复审认定二人主观故意明确，配合紧密，同为主犯，维持原判。
法槌落地，尘埃飞起。
一个“将军之女”的身份，并没有成为遮风之伞，反而让这桩案件带上更强烈的警示意味：在纪律面前，没有血统特区。
而叶飞的那声叹息，是这出悲剧里最刺痛的一条回声。
他一生以纪律立身，以家风守门，却仍挡不住最亲的人越线。
那不是对制度的怀疑，而是对人性的认清再硬的家教，也可能在复杂时代的诱惑面前出现裂纹；再正的出身，也不自动等于清白。
叶之枫的后来人生出现了另一种曲折。
狱中她以牙刷、毛巾作笔练画，出狱后拜启功为师，潜入书画世界，靠作品和公益慢慢修补自己的人生。
这些努力可以被看见，但它们无法抹去当年给国家造成的伤害，只能作为她个人面对过去的一种补偿姿态。
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后来的努力而改写罪与罚，但社会也应当承认：人犯错之后，仍可能在另一条路上重新学会做人。
惩戒是为了守底线，改过是为了给生命留一条回头的门。
叶飞那句“家教还是薄了”，之所以被老干部们反复提起，不是为了把责任推给家庭，而是提醒后来人：家风能托住一段人生，却托不住所有的诱惑；制度能裁决一个个体，却更需要在过渡期补齐缝隙。
一个国家从计划走向市场，必然经历灰尘四起的施工期。
有人守住底线，有人误入歧途。
叶之枫案像一面镜子，照见改革初期权力与利益碰撞的风险，也照见“革命功勋家庭”在新时代里同样需要经受考验。
真正的家教，不是保证子女永不犯错，而是让他们知道犯错必有代价；
真正的荣光，也不是出身的光环，而是面对法纪时同样低头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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