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初春，南京总参谋部资料室里调出的那份战役电报，再次把参阅者的目光拉回到十七年前的鲁南平原。电报上寥寥数行：“粟裕同志病重，指挥暂交陈士榘同志。”简单，却暗藏复杂的博弈与无奈。
1946年冬，山东大地满目疮痍。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直指陇海铁路两侧，而华中、山东两路解放军却在作战重心上出现分歧。粟裕坚称“顶住苏北，才能稳住华中”；陈士榘等山东将领则急切要求南援鲁南，生怕临沂—枣庄一带被敌军割裂。两种方案像拉锯绳，谁也说服不了谁。
就在僵局中，1946年12月29日夜，陈士榘与政治部主任唐亮携手动了“险棋”——越过华东野战军首长陈毅，直接给中央军委拍电报，建议“放弃苏北，立刻转兵鲁南”。电文发出后，陈士榘立刻拨通陈毅电话，“老总，已经报告中央了！”电话里愣是听见陈毅的重重鼻音，措辞强硬，却无奈断线。局面微妙地倒向山东方案。
敌情确实在变化。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在涟水折损主干后，戒心陡增，暂缓冒进；而鲁南的蒋军却正加紧合围。中央军委在连夜研究后，于1947年1月3日作出批复：主力北转鲁南。粟裕向来以执行命令见长，批复一到便率前进指挥所疾驰枣庄，以华中一师和山东九师配合，力求速决。
第一阶段攻峄县打得畅快。爆破、穿插、反穿插，一气呵成；可到了第二阶段攻枣庄，问题接踵而来。先是鲁中军区司令王建安擅自调回九师主力，致使前沿兵力锐减；紧接着，华中一师对坚固城防吃不透，连续三夜强攻无果。炮火再凶，也撬不开城墙那层钢骨混凝土。
1月17日深夜，陈毅推门而入，“粟裕高烧不退，你带八师去枣庄。”陈士榘披衣即行。到底有没有高烧？战场没人深究。重要的是，临时更换指挥意味着山东、华中两路谁主攻、谁协同立刻改写。自此，粟裕似乎“自动隐身”，陈士榘成了枣庄战场的话事人。
八师素来以爆破见长，一到前线就拉出两门刚缴获的日制150毫米榴弹炮，对南门碉堡进行近距离轰击。硝烟滚滚中，爆破筒炸开豁口，步兵鱼贯而入。华中一师师长陶勇起初情绪激动，“我们拼了三昼夜，现在撤下算怎么回事？”政委王集成边劝边下命令，陶勇这才压住火气，转作侧翼配合。战术重心转移，七小时后枣庄守敌被分割包围，整编五十一师师长周毓英举白旗投降。
战报通过电台直抵临沂总前委，陈毅松了口气，却也知道内里尴尬：粟裕在名义上仍是战役总指挥，却缺席了最关键一幕。参谋处汇总资料时，只在战果后敲下“粟裕先期部署，陈士榘执行”。至于那场高烧，是巧合还是彼时的体面让位，一时难有定论。
战后总结会上，陈士榘详述八师爆破、迂回的具体经过，他用手中的地图比划，“先炸北门是假动作，真锋在南门”。陈毅频频颔首，粟裕在座，默默记录，却少了往日纵横捭阖的言谈。有人注意到，他的发梢汗湿，面色仍显惨白；也有人猜测，这或许真是病后余症。
华东野战军紧接着在2月整编完毕：陈毅司令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兼代参谋长，陈士榘调任参谋长。电台统一收归司令部，再无各自为战的隐忧。磨合期的波折逐渐平息，五个月后，他们在蒙阴、孟良崮联手覆灭整编七十四师，打出教科书式的经典战例。
对粟裕而言，鲁南一役的“让贤”教训颇深。战后他在批注中留下一句：“临机处理，须顾全多方，求统一之速效。”寥寥数字，看似平淡，却将彼时的心境尽数封存。多年后康复的老兵谈到此役，会轻描淡写地说“粟司令那阵子真病得不轻”，说罢又补一句，“可他布的局，没人敢动。”
至于真相，随着当事人相继凋零，早已难有再现。但那份电报仍静静躺在档案柜里，提醒后人：将星熠熠，光芒背后多有曲折；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既是战场策略的润滑，也映照出统一指挥与地域情结、部队习性的复杂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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