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8日深夜，北京西郊一座旧式小楼还灯火通明。几名新晋将星围坐一桌，热议下午刚刚揭晓的十位“大将”名单。有人忍不住压低嗓音：“谭副总政委怎么没在榜上？不会是当年那场冲突惹的祸吧？”屋里一时静了，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却把悬念抛向更远的战火年代。
第二天清晨，刚从外地视察归来的粟裕被急电召回中南海。车刚停稳，早已等候的周恩来笑着寒暄，“辛苦了，又跑了大半个中国。”寒暄落定，毛泽东忽然抛出一句：“你对谭震林怎么看？”话锋太突兀，连见惯了风浪的粟裕也愣了两秒。他略一思索，答得郑重：“谭老总胆子大、办法多，是条硬汉！”屋里气氛顿时轻松，谈话却就此展开。原来授衔后，军中小道消息满天飞，流言把谭震林“落榜”与八年前那场争执挂了钩。中央要的恰是当事人一句话，把水搅浑的议论彻底澄清。
粟裕很快拨通了在南京的电话，彼端传来谭震林爽朗却夹着火药味的声音：“老粟，你别听瞎说！我自己申请不挂衔，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两人一拍即合：明日军委会议，当众讲清楚。
会场座椅刚排好，官兵们已纷纷凑热闹。谭震林站起身，抖了抖军装，说话跟平时一样干脆：“我自请不评大将。主席带头，我跟着照办，别瞎猜。”一句话，闹哄哄的屋子瞬间安静。粟裕补上一句：“当年并肩打仗生死相托，何来嫌隙？”气氛这才彻底散了云雾。
谭、粟故事得追到1929年。那会儿井冈山正是枪炮声不绝的岁月，26岁的谭震林负责湘赣边地下交通线，忙得脚不沾地。一天，他在警卫连点名，注意到一个目光锐利的排枪射手，“叫啥名？”“粟裕。”青年站得笔挺。谭震林回头对身边人低声嘀咕：“这小伙子以后肯定能独当一面。”两年不到，粟裕果然在龙冈一役活捉张辉瓒，被破格提拔为师长。那场胜利的捷报正是谭震林亲自提到主席案头的。
进入解放战争，职位对调。1947年3月，粟裕调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并主责前线指挥，谭震林则是副政委。表面上下级已易位，私下里他们仍以“老谭”“老粟”相称。可军令如山，该争还得争。孟良崮大捷后，中央让华野分兵配合刘邓大军西进。粟裕据此定下南麻、临朐两线作战计划，自信满满。
战局却给了迎头一棒。南麻一线遭顽强反扑，部队被迫突围，两万将士伤亡。电报发往延安，粟裕在总结里点到“分兵难以集中优势兵力”，语气颇为自责，却也隐含对部署的不满。电报刚发出，谭震林把电报啪一声摔在桌面：“败了就怪分兵？中央的决策你也敢埋怨？”嗓门之大，连值星参谋都愣在门口不敢进。
正巧巡视部队的陈毅被惊动。他推门，一手搂住谭震林，另一手向粟裕摆摆，“都是同志，枪口要对外。”老陈说着把两人按到沙发，“大炮脾气收一收，战场还在前头呢。”场面这才解冻。那夜，粟裕改电报，把所有责任揽下；谭震林也写了长信自省。几小时后，延安来电：“先稳住，再寻机吃敌，别急。”
插曲过去，两人合作反而更默契。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粟裕提出“前堵后截”，谭震林补充政治攻击与后勤方案，穿针引线。碾庄圩、双堆集连战告捷，中央电报表扬：主攻与协同配合得宜。战后做总结，谭震林拍着桌子笑：“你这回没给我留机会吵架。”粟裕回一句：“等下次咱再试试？”众人轰然大笑。
不过，谭震林的“炮脾气”始终没完全收。1953年朝鲜停战后，他分管后勤，检查仓库时发现某库房账目混乱，当场拍桌呵斥主任不留情面。有人打趣：“老谭要是管不住火，一辈子只能当‘中将’。”他却无所谓，“军需关乎生死，熊熊火气留着正合适。”话虽硬，可他回身还是写了检讨，怕高嗓门伤了同志。
授衔那年，他确实接过“大将”候选表，但想到毛泽东已主动退出评衔，便递上一行字：自请降衔。总干部部一时为难，陈毅也劝他别冲动，谭震林执意：“打仗不是为星星。”结果，中将肩章定下，他没再吭声。只是外界不知道来龙去脉，传言四起，把矛头指向粟裕，演成那夜西郊小楼的猜疑。
值得一提的是，谭震林并非真的“消失”。1956年，他调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大搞“八八水利”，后又进京主持农业口工作。文革中遭受冲击，仍拄杖奔走为部下说情。1970年秋，他在河北唐山检查水利工程时突发脑溢血，救治无效，终年六十七岁。追悼会上，粟裕拄着拐杖，久久不语，只在挽联上写下八个字：“同生死，共患难，永念。”
谭震林的军功注定写在史册，军衔却停在中将。若问遗憾与否，这位“谭大炮”生前倒不以为意。“官大一寸，责任重一分，我要的是把事办好。”这句常挂嘴边的话，如今仍被不少老兵记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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