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18日凌晨，新安集北侧的玉带河上一片薄雾，粟裕的前敌指挥部依旧灯火通明。宿北战役硝烟刚散，缴获的电报器材堆成小山，却唯独不见整编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的任何线索。粟裕举着一封翻译好的电文，语气平静却透着急切，命令各纵队在俘虏堆里仔细甄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句话，把整个宿北战场又翻了一遍。
为什么非得找到这位黔军出身的师长？还得倒回几天。12月14日傍晚，华中和山东两支野战部队首次大规模并肩作战。此前两军虽同属华东，但磨合时间短，彼此之间存在打法、情绪和补给体系的差异。粟裕清楚，一场干净利落的歼灭战是最好的黏合剂。敌人分四路而来，唯独六十九师和胡琏的整编十一师冲在最前，两个楔子似的突出部给了华野“拦腰一刀”的机会。
有人纳闷，国民党为何把任务压在一个重整不久的师身上？原因之一在于戴之奇的“急功”心态。黄埔潮州分校二期出身，戴原名戴光珍，出生于1904年贵州兴义。家境殷实，少年熟读经史，可惜兄弟众多，大学学费断了粮，只得辗转从军。教场成绩拔尖，连带把教官的女儿都吸引过来。正主黄维却被拆散，一对青年才俊阴差阳错，各奔东西。戴之奇也因此把“证明自己”的念头刻进骨子。抗战期间，他在淞沪披着破棉被突围的故事，被军报反复渲染，宋美龄面前也留下了深刻印象；青年军组建时，他成了201师师长，被冠以“书生虎将”。可惜这股子要强劲头，后来成了一把割向自身的利刃。
抗战结束，谈判桌上烟雾未散，蒋介石已经暗下“先打中原再取山东”的决心。戴之奇接到赴徐州绥靖公署报到的命令，心里乐开了花，觉得终于有资格在主战场露脸。偏偏妻子秦瑾雯不同想法。她毕业于重庆大学，求学时结识不少左翼同学，心底希望丈夫少沾内战的血。试想一下，一边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一边是“民族复兴不靠同室操戈”，夫妻之间的话题怎样都绕不开冲突。更戏剧性的是，秦瑾雯后来通过同窗与地下党保持联系，成了戴之奇最贴身却最危险的“枕边人”。
12月上旬，薛岳调集二十五万大军，一字排开三百余公里正面。华野电台里截到的敌电，句句都是“速进”“一鼓作气”。粟裕却不是被冲昏头脑的人。他让各纵队静静北移，待敌突出部拉长，再以几个师的兵力像老虎咬腰眼那样冲进去。胡琏谨慎，前行速度慢；戴之奇急切，昼夜兼程。到14日夜色降临时，六十九师已孤零零伸到了华野包围圈正中央。
15日拂晓，第一声炮响打破宿北的寒霜。华野部队从东、北、西三面猛插，隔断师部与各旅。戴之奇连连求援，电报一封接一封飞向胡琏。胡琏也焦头烂额，顾不上同袍；吴奇伟更担心的是徐州守备。换句话说，六十九师彻底被抛进熔炉。三天激战，粮弹耗尽，尸横沟壑。16日深夜，戴之奇紧锁帐门，拔枪自戕。有副官回忆，他倒下前只吐出一句“负我者众”，声音小得像风吹过破布。
战斗结束，俘虏源源不断送来。粟裕为什么坚持搜寻？除去缴获档案、确认战果，更有政治考量：如果师长生擒，可大做文章；若确认身亡，也能稳定军心。搜了两天无果，直到山野第二纵队一名宣传干事胡奇坤来请示。此人过河时鞋子泡透，随行警卫从一具国军尸体脚上扒下双皮靴给他换上。俘虏排里，庞白林一眼瞄见，大声嚷道：“这位长官穿的是我们师长的鞋子！”胡奇坤一愣，“哪里来的鞋子？”不到两句对话，算上标点不过十来字，却成了确认戴之奇下落的关键。循着鞋子来源，警卫带队回到河滩，翻出那具弹痕累累的遗体，胸前佩戴的正是六十九师师长证章。
自此，华野指挥部才向陈毅、刘伯承等人报告：敌师长戴之奇已死，宿北战役围歼任务圆满完成。数字写在作战总结里——毙伤俘敌两万余人，缴获火炮三十七门，整编十一师无力侧援，被迫退守原线。更重要的是，华中、山东两野战军借此首战确立配合默契，后续莱芜、孟良崮的战术框架由此雏形初现。有人质疑宿北为何不如后面几仗名声大，其实答案很简单：同一年冬天，更大型的战役接连登场，聚光灯自然转移。可在指挥帐篷里，粟裕对身边参谋说的那句话，还是值得咂摸——“信任一旦建立，胜利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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