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前，周总理嘱咐王海荣和唐闻生：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要小心|唐闻生|王海荣

1975年深冬的一个凌晨，北京解放军三〇五医院的走廊被昏黄灯光拉长。王海荣和唐闻生并肩站在病房门口，静静等候里边的召唤。她们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最清楚总理向来惜字如金，此刻却突然点名要见，气氛有些不同寻常。

病榻上的周恩来已是一身管线，鼻饲管、引流管将他和外界连接起来，每一次咳嗽都像掏空了肺腑。可他仍要挣扎着清醒，用几乎听不见的沙哑低语处理国事。几分钟前，他摆手示意医护退下，缓了一口气后，目光落在两位年轻的翻译身上：“主席多次提醒，江青有野心，你们要记住，小心。”短短十几个字，像沉甸甸的铅块，砸在安静的病房里。

两人怔住。王海荣颤声应道：“明白，我们记住了。”周恩来微微点头，目光又掠向窗外灰白的天空，似要确认那黎明真的还在。

外界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是他在生命最后阶段反复强调的。早在1974年南巡期间，毛泽东就当面说过这番警示。彼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尾声，党内斗争暗流汹涌。江青因“批林批孔”而锋芒毕露，更想借机插手外交、文宣等领域。毛泽东察觉端倪，多次告诫身边人，提请周恩来留心。

周恩来心如明镜，却始终以大局为重。他深知此时力量对比微妙，既要守护党中央，又要避免新的冲突。于是，晚年的他像一位掌灯人，拼着最后气力将火把递向值得信赖的后辈。王海荣、唐闻生就是那一代外交骨干中的佼佼者，她们以后必须站在国际舞台，更要在国内政治的迷雾中保持清醒。

病情并未给这位“人民的好总理”留下多少回旋余地。夏天诊断出癌症，秋天已手术四次，到了冬日，他连水都要靠棉签沾着润唇。可就在同一个病房，他照样听取国务会议纪要，审阅外交电报。医护交班，墙上的闹钟滴答作响，他却要秘书把文件一摞摞端来。有人劝他歇一会儿，他摇头：“时间不多了，我得抓紧。”

说到时间，他最放不下的还有台湾问题。12月20日凌晨，周恩来从短暂昏睡中醒来，第一句话就是让人请罗青长来。罗青长赶到床前，只听到总理断断续续提起张学良、张镇等老朋友，“这些人对人民曾有益，不能忘记。”交代完，他又陷入昏迷。那一刻，罗青长明白，总理是在做最后的铺垫——和平统一的大事还远未到收官，却不能因个人病痛耽搁。

同样被他反复召见的还有叶剑英。二人几十年风雨同舟，如今相对无言，唯有紧紧相握的手指，用力又颤抖。周恩来叮嘱：“斗争的火候要拿捏，绝不能让权力落到不该落的人手里。”叶剑英回到住处，第一时间安排卫士在病房蹲守，嘱托他们：“总理要说什么，哪怕一个字，也得记下来。”

然而，周恩来终究克制到最后。他没再吐露更多怨言，只把担子交给后人。医院的记录本里，绝大多数是他对国防、经济、对外关系的补遗；至于私人情绪，他几乎没留一笔。

在他看来，“只要对革命做过好事，就不能忘记。”这不是一句客套话。早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宪兵司令张镇力保毛主席脱险，周恩来把这份情谊记了三十年。病床上，他提醒罗青长继续联络台湾的“老朋友”，也算是向昔日战场边的人情世故作了最后注脚。

与此相比，他对邬吉成的牵挂更像一个谜。1976年1月2日中午，已经昏沉数日的他忽然睁眼，连连呢喃“邬……邬……钓鱼台的……”医护倒腾半晌才弄明白他要见的竟是中南海卫队副局长邬吉成。电话拨出，邬吉成从什刹海对岸飞车赶来，却在病房门外空等整夜。天亮时，邓颖超劝他回去，他坚持要看上一眼才离开。五天后，那位“永远的长明灯”熄灭，邬吉成揣着未竟的嘱托，终生萦怀。

从这一连串片段不难看出周恩来的心思：一方面是对内忧的警觉，另一方面是对外患的预判，更多的则是对后来人的深切托付。他知道自己只剩有限的分秒，于是把最锋利、也最隐蔽的警示塞进可托付之人的记忆里，希望他们在风雨将至的岁月里能守住底线。

此种胸襟，与其一生的政治风格一致。上世纪三十年代，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后为和平做最后斡旋；抗战期间，他担着统战大梁，将国共之间的隔阂压到最低；解放初期，他又在外交舞台上披荆斩棘，为新政权夺得宝贵的外部生存空间。每一次重大关口，他都是那道桥梁，也是薄冰下的定海针。

回到1975年，北京街头的老百姓并不知道病房里发生了什么，却能感受到国家巨轮在暗流中颠簸。此时的“四人帮”已将文艺、宣传牢牢攥在手里，劳动群众在噤声，许多老干部被排挤边缘。周恩来清醒地看见这一切，却只能在病榻上与时间赛跑。有人说，他最后的叮咛只是“政治智慧”，其实也道出了最朴素的警世恒言：权力一旦脱离制约，野心会吞噬一切。

细想周总理选择王海荣、唐闻生的原因，并非纯粹因为她们的工作便利，更重要的，也许是相信她们对毛主席思想有着天然的敬畏，又能在未来的对外交往中保持理性。那句“做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命令，也是嘱托——把真实的声音留给后来人。

1976年1月8日15时01分，电监护器的最后一道曲线归零。警笛划破积雪覆盖的长安街，灵车缓缓驶向八宝山。沿途十里，人群自发肃立，无人呼号，只有风声和低泣。安全组的邬吉成立于车后，黑呢大衣被北风吹得猎猎作响，他却想起延安窑洞里那个年轻的自己——第一次在井边站岗，差点让首长撞上柱子。岁月转瞬，护卫对象已成历史。

多年后，王海荣在回忆录里写下那晚的几句话，笔迹微颤，依旧清楚：“主席讲过多次，江青有野心”。她坦言，此言如暮鼓晨钟，让自己始终保持警惕。实际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一役，正是那声“要小心”的回响。周恩来或许早已预见风暴，而他的查漏补缺，为那场斗争埋下了关键的伏笔。